三 遇见“闰土”
上文说到了光绪癸巳年，这一年很重要，因为在鲁迅的生活中是一个重大关键，我也已是满八岁多了，知道的事情也比较多些了。所记述的因此也可以确实些。在这一年里应该记的是鲁迅初次认识了“闰土”。他姓章，本名运水，因为八字上五行缺水，所以小名叫作“阿水”，书名加上一个运字，大概是取“运气”的意思，绍兴俗语运闰同音，所以小说上改写作“闰”，水也换作五行中的“土”了。运水的父亲名章福庆，一向在家中帮忙工作，他的本行是竹匠，家在杜浦村，那里是海边，一片都是沙地，种些瓜豆棉花之类，农忙时在乡间种地，家里遇过年或必要时他来做帮工。那年曾祖母去世，在新年办丧事，适值轮到祭祀“当年”，更是忙乱。周家共分三大房，又各分为三小房，底下又分为三支，祖先祭祀置有祭田，各房轮流承办，小祭祀每九年轮到一回，大祭祀便要二十七年了。那一年轮到的不记得是哪一个祭祀，总之新年十八天要悬挂祖像，摆列祭器，让本家的人前来瞻拜。这回办理丧事，中堂恰被占用了，只好变通一下，借用了本家的在大门西边的大书房来挂像，因为那些祭器如古铜大“五事”——香炉烛台和两个花瓶共五件，称为五事，——和装果品和年糕粽子的锡盘，都相当值钱，容易被白日撞门贼所偷走，须要有人看守才行，这个工作便托章福庆把他的儿子运水叫来，交付给他。鲁迅的家当然是旧式封建家庭，但旧习惯上不知怎的对于使用的工人称呼上相当客气。章福庆因为福字犯讳，伯宜公直呼他阿庆，祖母和母亲则叫老韦，简略为章庆，小孩们统统称他庆叔，对于别家的用人也是一样，因为我还记得有过一个老工人，我们称为王叔的。运水来了，大家不客气的都叫他阿水，因为他年纪小，他大概比鲁迅大两三岁，可能有十五六岁吧。鲁迅叫他阿水，他叫鲁迅“大阿官”，这两人当时就成了好朋友。那时鲁迅已在三味书屋上学，当然有了好些同窗朋友，但是不论是士人或商家出身，他们都是城里人，彼此只有泛泛的交情罢了。运水来自乡下海边，有他独特的新奇的环境，素朴的性格，鲁迅初次遇到，给与了他很深的印象，后来在文章上时常说到，正是很当然的了。鲁迅往安桥头外婆家去的时候，可能去过镇塘殿吃茶，到楝树下看三眼闸，或者也看过八月十八的大潮，但是海边“沙地”上的伟大的平常的景色却没有机会看到过，这只有在运水的话里才能听见一部分。张飞鸟与蓝背在空中飞，岸上有“鬼见怕”和“观音掌”等珍奇的贝壳，地上有铁叉也戳不着的猹——或是獾猪，这些与前后所见的《尔雅图》和《山海经》图岂不是也很有一种连系么。到了庚子新年，已在七年之后，运水来拜岁留住，鲁迅还同他上“大街”去玩了两天，留在我的旧日记上，可见到那时候还是同朋友似的相处的了。
四 祖父的故事
那年还有一件事，对于鲁迅有很大的影响的，便是家中出了变故，使得小孩们不得不暂时往外婆家去避难。在要说这件事之先，我们须得先来讲一介孚公的事情。介孚公谱名致福，后来改名福清，在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是他三十七岁的时候，中了会试第一百九十九名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馆学习三年，至甲戌（一八七四）年散馆，奉旨以知县用，分发四川，选得荣昌县，因亲老告近，改选江西金谿县。介孚公的脾气生来不大好，喜欢骂人，什么人都看不起，我听他晚年怒骂，自呆皇帝（清光绪）西太后（西太后）起，直骂到子侄辈。在他壮年时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补缺，而且官场上也相当有面子。有这两种原因，他不但是很风厉，而且也有点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抚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为他所蔑视，终于顶起牛来。但官职太小究竟抵敌不过，结果被巡抚参奏，奉旨革职改教，即是革掉了知县，改充教官，那时府学县学的教授训导，仿佛是中学校的教员。他心里不服，凭了他的科甲出身，入京考取了内阁中书，一直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得不到什么升迁。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了，介孚公乃告假回家来。那时电报已通，由天津乘轮船，可以直达上海，所以在“五七”以前他同了潘姨太太和儿子伯升回到了家里。他这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这倒还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却闯下了滔天大祸，虽是出于意外，可是也与他的脾气有关。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五 避难
祖父介孚公的事我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说过去了，可是它给与家庭的灾祸实在不小，介孚公一人虽然幸得保全，家却也是破了。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厉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是在安桥头村，外公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因为年纪尚小，便交给一个老女仆照料同睡，大家叫她作唐港妈妈，大概是她的乡村名字。大舅父处有表兄姊各一人，小舅父处只表姊妹四人，不能作伴，所以每天差不多都在大舅父的后楼上玩耍。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不过在大舅父那里过的几个月的光阴，也不全是不愉快或是空虚无用的。他在那里固然初次感到人情的冷酷，对于少年心灵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在文化修养上并不是没有好处，因为也正在那时候他才与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的一大部分——板画和小说，真正发生了接触。明显的表现便是影写《荡寇志》的全部绣像。
鲁迅在家里的时候，当然也见过些绣像的书。阿长给他买的木版《山海经》，虽然年代不详，大概要算是最早了吧。那是小本木刻，因为一叶一图，所以也还清楚，那些古怪的图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没有脑袋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刑天”，这比龙头人身马蹄的“疆良”还要新奇，引起儿童多少奔放丰富的想象来呀。伯宜公旧有的两本《尔雅音图》，是广百宋斋的石印小本，一页里有四个图，原版本有一尺来大，所以不成问题，缩小后便不很清楚了。此外还存有四本《百美新咏》，全是差不多一样的女人，看了觉得单调。很特别是一部弹词《白蛇传》，上边也有绣像，不过没有多少张，因为出场的脚色本来不多。弹词那时没有读，但白蛇的故事是人人知道的，大家都同情“白娘娘”，看不起许仙，而尤其讨厌法海。《白蛇传》的绣像看上去所以无甚兴趣，只是一股怨恨的感情聚集在法海身上，看到他的图像便用指甲掐他的眼睛，结果这一叶的一部分就特别破烂了。归根结蒂的说来，绣像书虽是有过几册，可是没有什么值得爱玩的。大舅父那里的这部《荡寇志》因为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书本较大，画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鲁迅小时候也随意自画人物，在院子里矮墙上画有尖嘴鸡爪的雷公，荆川纸小册子上也画过“射死八斤”的漫画，这时却真感到了绘画的兴味，开始来细心影写这些绣像。恰巧邻近杂货店里有一种竹纸可以买到，俗名“明公（蜈蚣）纸”，每张一文制钱，现在想起来，大概是毛边纸的一种，一大张六开吧。鲁迅买了这明公纸来，一张张的描写，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下来，除了一些楷书的曾由表兄延帮写过几张，此外全数是他一个人包办的。这个模写本不记得花了多少时光，总数约有一百页吧，一天画一页恐怕是不大够的。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皇甫庄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都用在这件工作上，后来订成一册，带回家去，一二年后因为有同学见了喜欢，鲁迅便出让给他了。延孙那里又有一部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小本两册，原书系日本冈元凤所作，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将草木虫鱼分别的绘图列说，中国同时有徐鼎的品物图说，却不及这书的画得精美。这也给了鲁迅一个刺激，引起买书的兴趣。现在这种石印本是买不到了，但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的原印本还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