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中国文学编年史》属于我们，属于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也属于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未来。

《中国文学编年史》

2006年11月11日，《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主流媒体作了报道，誉为“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突出了它作为“第一部涵盖古今、系统完整的中国文学编年通史”的学术史意义。

2008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09年获湖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入选“新中国六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展”；2010年入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十年建设标志性成果；2012年入选“党的十六大以来出版业发展成就”代表性成果……

作为《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主编，我与它的“遇合”，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那一幕幕场景，至今依然鲜活，历历在目。

一、20 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我们急切寻找“文学史真相”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词。他指出：“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些话为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文化、学术发展确定了基调。

1988年，《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拉开了理论探索的序幕。在历史标准和美学标准之间，“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选择了美学标准，而对历史主义表示怀疑。其旨趣与“文学自觉”“回到文学自身”等观念互相呼应、互为注释。

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前者尝试以人性论解读文学的历史演进，后者采取了还文学史以文学本位的文化学视角。其共通之处，是致力于寻找“文学史真相”。

我是七七级的大学生，即俗话所说的“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1月本科毕业，留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迅即被这种热烈的学术氛围所感染。

《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注重“辨体研究”和“了解之同情”的学术理念逐渐成型，其早期的系统表达，是1993年9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

《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第一章的第一段，开宗明义，讨论了辨体研究与寻找“文学史真相”的深度关联：

文体本质上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中国古代文论对于辨体的兴趣，并非建立在琐碎的技术性的评价的基础上，相反，它总是从大处着眼，力求宏观地揭示出每一文体的属性。因此，假如我们缺少感性的辨体能力或理性的辨体指导，对古代各种文体“一视同仁”，那是会闹出笑话的。

“就举一个文评史上的例罢。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只规定各别文体的功能，并非概论‘文学’。‘文’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而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言’不得的‘志’。”“西方文艺理论灌输进来成为常识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代名词。于是这两句话就好比‘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是面’，或‘两口儿同去北京’和‘双双同回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把外来概念应用得不很内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的错觉了。”（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钟书集》

这里大段引了钱钟书的话，是因为那时正兴致勃勃地读他的几本大作，正好拿来作为佐证。

而基本学术理念的形成，实更多得益于对古代文论的阅读。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既注意到性格类型有种种不同，也注意到文体类型有种种不同，将两者相提并论，它所包含的判断是：某种文体与某种性格具有内在的联系；唯其如此，对不同文类的倾心和擅长，就不只是一个技巧和训练问题，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格和癖好。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人”，比读他们的自我表白可能更为准确。或者说，这种无意的表白比有意的表白更为可靠。

由此可见，从事辨体研究，乃是寻找“文学史真相”的需要。古人用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把握世界，今人要准确把握古人以及古人的文学，也需要留意文体之间的区别与配合。

第一章的第二段，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为例，具体讨论了“小说史真相”被长期掩盖的情形：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郑振铎等前辈很早便从西方引入了关于小说的三要素的理论：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艺术上的想象和虚构。他们根据这一标准，确认只有传奇系才是合格的短篇小说，《搜神记》《世说新语》《酉阳杂俎》《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体作品被排除在外。

于是，矛盾出现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方面依据西方的小说观念，以是否“故为幻设语”作为小说是否成熟的基本前提之一，提出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又从传统的小说观出发，迹其流别，在“传奇系”之外，以相当充裕的篇幅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唐人的杂俎以及《阅微草堂笔记》等。其具体操作与理论见解没有合上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文言小说的学者，大都依循于鲁迅左右，但过分发展了扬传奇而抑笔记的倾向。这种以西洋的小说标准为衡量尺度的做法，其进一步的发展，便是在传奇系和笔记系之外去寻找所谓“真正的小说”——比如已经有人谈到《尚书·金縢》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庄子》《史记》中的许多篇是“真正的小说”。

这种喜剧性的难堪局面，说明抛弃了我们本民族对于文言小说的传统看法，只能导致学术思想的混乱。中国的文言小说与西洋小说原本就不是严格对应的品种，因而不能削足适履地套用其尺码。

《中国笔记小说史》

这些话是在1992年写下的，那一年我三十五岁，前一年评上了武汉大学的副教授。

在此之前，已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仙、鬼、怪形象及其悲剧意蕴》《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论唐人传奇之“奇”》《面向日常人生——盛期唐人传奇的情感特征》《论晚明文言小说中的名士风度》《蒲松龄笔下的名士风度和佳人韵致》《情调：<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痴：<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情感范畴》《<今世说>与王晫心态》《近情·幽默·魏晋风度——谈谈<阅微草堂笔记>》等二十余篇论文。

这些成果，几乎都是“反思”的产物，字里行间，洋溢着寻找“文学史真相”的冲动。也许由于这些研究与当时的学术主潮关联度极高，它们受到了关注，几乎有一半篇目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文学遗产》《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也转载了部分篇目，《新华文摘》收目的有好几篇。

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多年，回头再看这些话，依然能感受到当时那种热烈的学术氛围和笔者沉浸于探索之中的高度热情。那是一个摆脱封闭的时代，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我就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也是那个时代所孕育出来的。

二、湖南人民出版社促成了《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

韩愈《马说》有这样的警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北宋黄庭坚的诗《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也说：“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

《韩昌黎文集校注》

说到伯乐，不能不提湖南人民出版社，是该社促成了我与《中国文学编年史》的“遇合”。没有熊治祁、李建国、曹有鹏等的青目和鼎力支持，这样一部巨著不可能在2006年完成编纂，隆重问世。

1996年，武汉大学成立了虚体的中国文化研究院，我因为上一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由学校安排做了副院长。

2000年，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更名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我的职务改为副主任。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名义上是实体，但几位主任副主任，仍分别是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哲学学院的教师，比如，我的编制仍在文学院，教学、科研考核也归文学院负责。

陈文新教授著述

立足于文学院和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两个学术机构，将文学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有机结合，便成了努力的方向，做一种新型的文学编年史的想法就是在这种语境中逐渐成熟的。

在我看来，史学研究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不能纯粹靠搜集和罗列事实来进行。如何控制编年史的“文献库”倾向，如何将日益增长的知识置于一种体系中，使这些知识变得有意义，从而使文学史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是当时一再思考的问题，体例设计方面的种种探索即基于这些思考。

例如时间序列的层级划分。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有助于在鉴定史实及编辑史料时达到高度的精确性。

《中国文学编年史》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将“长时段”纳入视野，以便考察事态的演变。

与“长时段”的设计相适应，《中国文学编年史》还安排了一般编年史所没有的论述内容。具体做法是：

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其宗旨是：不只是用叙述的方法来罗列事实，而且尝试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史家不能满足于客观地报导事实。

最初的设想，并不是做一部涵盖古今、系统完整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而是做12到19世纪的文学编年史，即以元明清三代为主。

打算分两个阶段完成，先做16到19世纪，摸索经验，探明路径，接下来做12到16世纪。之所以限于12到19世纪，是因为我和我的弟子，其研究重点都在元明清三代，积累多，做起来几乎就是水到渠成。

《明代诗学》

大概是在1999年底，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曹有鹏编辑，他做过拙著《明代诗学》的责编，来往较多，一次聊天中谈到了这个想法，他一下子来了劲，鼓动我大干一场。

说到有鹏，不无巧合的是，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级的学生，我留校任教，第一次做班主任就是带他们班。

后来我曾问他，你对《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如此上心，是不是因为我做班主任时对你很好。他笑着说：“你对我才不好。那年寒假，我和另外四个同学提前离校，你不仅在会上点名批评，还把我们五人的名字公布在走廊里的墙上，贴了整整一个星期。”他说的这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在我的感觉中，我对学生向来宽厚，没想到还曾如此严格。

湖南人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是熊治祁，酷爱古代文学，有志于出版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书、好书。听了有鹏的汇报，当即拍板，决定立即上马。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计划远超我的设想，要做的不是12到19世纪的文学编年史，而是先秦到当代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这个计划让我振奋，也让我心生畏惧。

《中国传奇小说史话》

那时，我四十出头，虽然出版了《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传奇小说史话》《明代诗学》等较有影响的书，但都是个人著述，也主持过“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和“中华大典”中的“明文学部二”，但其规模不能与《中国文学编年史》相提并论。

如果只做元明清三代，总共六卷，包括元代卷、明前期卷、明中期卷、明末清初卷、清前中期卷上、清前中期卷下、晚清卷，因为筹划时间较长，该约请哪些作者，心里是有底的。

一下子增加了周秦卷、两汉卷、两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上、隋唐五代卷中、隋唐五代卷下、宋辽金元卷上、宋辽金元卷中、宋辽金元卷下、现代卷、当代卷等十二卷，难的不是体量增加了两倍，而是这些领域的学者，平时交往少些，是否能约请到合适的分卷主编，心里没谱。

那种焦虑，当然不至于令人一夜白头，但确实压得人难受，一时之间，吃饭不香、睡觉也不甜了。

情急之下，我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湖南人民出版社不仅要跟笔者签一份总的出版合同，还要给各位分卷主编分别寄送一份盖了出版社公章的约稿函，以示郑重。这个要求是够鲁莽的，没想到熊社长毫不迟疑就答应下来了。

我手头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当年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约稿函》，其内容是这样的：

《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

用编年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学史，此前仅有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1985）、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曹道衡和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2000）等数种，先秦、两汉、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长期处于空缺状态。编纂一部从先秦到现当代、完整而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这是第一次，在填补学术空白和提升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层次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文学学科的成长，必将起到显著的推进作用。

素仰您造诣深厚，在学界享有良好声誉，经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商定，特聘请您担任    分卷主编。出版社、总主编和分卷主编在以下三方面达成共识：

1.分卷主编在2004年12月底之前交稿，稿件的内容、篇幅、体例、图表均应达到出版标准；2.总主编一个月之内完成书稿的审读，需要修改的部分，退回分卷主编，分卷主编在三个月之内完成所有修改工作；3.湖南人民出版社在收到总主编交寄的书稿后，六个月内出书（稿酬每千字四十元人民币）。

您如同意以上约定，请在半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回复我们（回函请寄：430072武汉大学中文系陈文新）。谨对您的合作与支持致以由衷的感谢！

《中古文学系年》

这份盖了出版社公章的约稿函，在约请分卷主编的过程中，确实起了作用，虽说困难依旧很多。

2006年2月，在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获得国家“985”项目资助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编年史》又列为湖南出版集团“十一五”期间出版产业重点工程的第一号，获得200万元的资助,同时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此时，熊社长已经卸任，在任的李建国社长全力以赴，抓这套书的出版，他的热情和投入，和熊社长不相上下。

2006年11月初，《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在即，为了让这套大书及时送到各位专家和领导手上，李社长拍板，用飞机把几十箱书从长沙运到了北京，那笔费用据说不少。

2006年11月11日，《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开，所有筹备工作也主要由湖南社承担。

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邓绍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庆善、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建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周慧琳、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云鹤、中央委员、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建刚等先后致词或讲话，高度评价该书的出版。座谈会的成功举办，是对《中国文学编年史》的认可，也是对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认可。

2009年，笔者获批担任教育部“马工程”重点编写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首席专家，2017年又获批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

对我来说，这两件事都延续和光大了主持编纂《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事业，也让我经常感念湖南人民出版社当年的巨大支持。

《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

三、六年岁月，在如履薄冰中度过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要说劳累，倒不那么可怕，不到五十岁的人，年富力强，加班加点，夜以继日，都算不了什么。真让我至今还感到后怕的，是沉重的心理压力，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从2001年到2006年，一直伴随着我。

在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之前，我主持过一个集体项目，“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结项成果即2003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那个项目的主要承担者，都是本教研室的老师，平日交往多，沟通很是方便。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

即便如此，仍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一个承担子课题“清代神韵派研究”的老师，平时问起进度，总是打包票，一副压根儿不用人担心的样子。

在规定的交稿日期还剩两个月时，我当面问他，他说只差两万字了；一个月时，我电话问他，他说只差五千字了；一个星期时，他突然在电话中告诉我，电脑崩盘，一个字也没剩下，尝试恢复，毫无效果。其结果是：“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对外预告的是七本，后来实际出版的只有六本。

见识过“清代神韵派研究”的流产，我深知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所要面对的困难是多么巨大。

困难之一，《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分卷主编，有不少是外地的专家或本院比我年长的老师。

外地的专家，如西北师大的赵逵夫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赵伯陶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的诸葛忆兵教授、北京大学的汪春泓教授（他后来去了香港岭南大学）、陕西师大的霍有明教授、曲阜师大的张玉璞教授，本院的专家，如熊礼汇教授、孙东临教授、於可训教授、张思齐教授，都比我年长，熊礼汇教授还是我的本科老师。

这些专家，尤其是外地专家，平日难得见面，沟通的主要方式是打电话。记得当年每隔两周就要电话问候校外年纪较大的专家，说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是不是很忙？是问候，也含有提醒的意味，就是请您记得编年史的事儿。

这里不能不提赵伯陶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学问极好，为人更好，需要加持的时候，总是想起他来。

《七史选举志校注》

比如，《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中的《七史选举志校注》，就是请他做的，又快又好。《中国文学编年史》中的“明末清初卷”，也是请他做的。

如果说校外专家有哪几位是一点儿也不需要担心的，第一个就是伯陶先生。他的编纂进度，他在编纂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他的创获，我几乎没有不清楚的。不是有意去了解这些，而是两人的交流亲切自然而有效率。他比我大八九岁，总是像兄长一样关心我，也像兄长一样扶持我。

我的弟子中有四人担任了分卷主编，从元代到清末，余来明、何坤翁、鲁小俊、王同舟，各负责其中的一卷，多的两卷。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几卷我不大担心，是因为他们做事，我心里有底。

余来明此前协助编纂《中华大典》中的“明文学部二”，大量阅读明代文献，如果做明代，当然更顺手一些。由于全局的需要，让他去做元代，他也乐意。在元、明两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他后来都卓有建树，当与这一时期的积累有关。

鲁小俊主编了清前中期卷上、清前中期卷下，后来继续拓展，把这一方面的经验和书院文学研究相结合，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已成为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

《清代佛教文学史》，鲁小俊主编，北方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困难之二，《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套以时间为序的编年史，一卷都缺不得，只要有一个分卷不能完稿，整套书就全泡汤了。即使十八卷都全了，如果某一年或某几年漏了，也同样不能竣工。

那段时间里，也许是心理压力太大，竟然做了这样一个梦：《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十八卷书稿，终于齐了，我高兴地交给了出版社。就在如释重负、陶然怡然之际，出版社突然告知：其中的一卷全是空白。我就这样被惊醒了，背上都是冷汗。那种无从摆脱的心理压力，不是亲历者，是很难体会到的。

感谢各位分卷主编的支持，《中国文学编年史》终于如期完成，仅仅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两晋南北朝卷和隋唐五代卷上之间，漏编了一年。大约两晋南北朝卷的主编以为，这一年可放入隋唐五代卷上，而隋唐五代卷上的主编，则以为这一年可放入两晋南北朝卷。这种两可的情形，多出现在改朝换代之际。幸好发现及时，熊礼汇教授和他的弟子闵泽平全力以赴，补好了漏洞。

困难之三，那个年代，还没有数据库和电子搜索手段，所有的资料搜集和真伪鉴别，都依赖纸质文献的搜集和阅读。

其工作量和难度之大是不难想见的。比如，凡例规定，以公历标注生卒年月。这个看似寻常的要求，做起来却真不轻松。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来说，据黄宗羲《陈定生先生墓志铭》，“生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十二月九日”，所对应的公历时间为1605年1月27日，所以他的生卒年标注为“（1605-1656）”，纠正了此前多种工具书如《辞海》等的错误。

《黄宗羲全集》

这种情形在《中国文学编年史》中不知凡几，汇集起来，足以编成一本单行的工具书。再如，中国文学史上的诸多疑难问题，写论文、专著，都是可以回避的，而编纂《中国文学编年史》，却无从回避。

以明代的傅汝舟来说，一个在正德年间，一个在明末，此前经常被当作一个人看待，清末陈田就在《明诗纪事》的按语中说：“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

假如《中国文学编年史》回避疑点，直接采用陈田的说法，也可能不会有人挑剔，但严谨的学者，不可能敷衍了事。经过反复探究，事实终于弄清楚了。

《明诗纪事》

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

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百年之久，陈田想当然地将两人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让人想到今人常说的一个词：“扯”。纠正这种“扯”的错误，难度极大，却是《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中常做的事。

在《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上，邓绍基先生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大型工具书、大型总集和大型著述，不断出现，由于它们或开辟创新，或规模空前，或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具有这样那样的新面貌、新特色，所以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的重要文化成就的标志之一。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为总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就是规模空前的大型著述，经过六年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邓绍基论文集》

谨以邓先生的话结束此文，以表达我们对那段岁月的感怀，对学术的虔敬，对《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