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中国人，你一定背过许多古诗，比如，杜牧的那首《过华清宫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虽然杜牧是晚唐的诗人，但他的这首诗绝对值得回味，取材于为杨贵妃送荔枝这事，形象地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一己口腹之欲，竟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鞭挞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骄奢淫侈。

这短短的28个字，也是全唐诗中最为华丽却又最为沉重的历史注脚，勾勒出盛唐由极盛向衰败过渡时期，以及那份令人心悸的权力失衡与靡费无度的极致意象。

所以，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电影《长安的荔枝》。注意是大鹏版的，不是雷佳音剧版。

故事背景设定在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正是大唐帝国行将就木的暮色前夕。

长安城中，明算科出身、却长年郁郁不得志的九品小吏李善德，本以为生活已是波澜不惊的苟且，却在同僚的连环设计与上层的模糊指令中，阴差阳错地接下了荔枝使这一差事。

任务的表面是为杨贵妃运送荔枝煎，实质却是在极短时限内将鲜荔枝从遥远的岭南（广东）运抵长安，且须鲜活如摘。

那可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没有冷链物流，没有顺丰空运，让一个李善德怎么搞得定？

但他就是有这一股子倔劲。

他的旅途，从被画饼入局、家庭被隐性纳入权力博弈的砝码开始。

孤身南下，面对的不仅是地理上的险峻、保鲜的技术难题，更有官场的推诿、贪墨的同僚、地方势力的盘剥，以及右相杨国忠借机敛财、转嫁成本的政治倾轧。

李善德从一个试图以理性分析和技术方案应对荒谬系统的忠实执行者，逐步卷入道德与生存的两难，最终在完成任务后，选择自弃仕途，达成了从死局到自渡的精神转向。

电影影片的叙事别调，拒绝了浓墨重彩、流于表象的盛唐奇观，转而采用相对粗粝的光影和写意的节奏，完成对历史宏大叙事的温柔反叛。

它高度聚焦李善德的个体化困境与悲剧史诗，叙事凝练而充满诗意，将小人物挣扎求存的核心主题推至极致。

这种个体挣扎成就的悲剧感，旨在讽刺官僚体制的系统性荒诞和映射职场权力机制。

李善德的行动核心驱动力，并非浩荡皇恩或功名利禄，而是与女儿相见等最人性本源的诉求，这基于本能的图存与尊严申辩，使他完成了从工具人到主体人的蜕变，最终以自渡的姿态，完成了有限世界中的姿态修辞。

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接下来我们谈点具体的。

电影改编自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大胡子没看过原著，不晓得为什么他那些大火的作品我读不下去。

不过，马伯庸有一句说的很对：历史文学作品重述的虽是历史，倾注的却是作者对当下的观照。

换句话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太阳底下从来都没有什么新鲜事。

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大鹏的电影版。

首先是历史层面的切入，即，历史的幽微处与安史之乱前的大唐体制病灶分析。

你看，电影没有将视角直白地停留在天宝末年的奢靡表象，而是以极富洞察力的笔触，深入荔枝运输机制这一微观系统内部，从中来揭示出盛唐体制在安史之乱前夕，已经溃烂的结构性病灶，也就是以李善德的遭遇为视点切入，完成大唐由盛转衰的病理批判。

那个李善德所承担的任务，可以说是权力意志的极致化与机制化的产物。

荔枝转运所耗费那些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无度地消耗，举天下之力，奉一人之私；倾贱民之血，养权贵私欲。

这颗易腐的鲜果，在政治语境中，异化为一种绝对权力的象征、不可置疑的超级KPI。

但其荒谬之处就在于双重不可能结构。

啥意思？

它既是一种绝对命令，圣人的要求，那必须完成，同时又是一项匮乏资源下的卑微盘活，没技术、没资源、没指导。上层只负责设定目标，却彻底抽离了提供方法和资源的责任链条。这种责任与功劳的上下分离，正是当时官僚体系系统性荒诞的强力佐证。

于是，影片通过李善德在地方官场受到推诿、盘剥与欺诈，清晰勾勒出高层攫利、基层担责的畸形结构。各级官僚们，或以踢皮球的方式卸责，或以骗方案的方式抢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天宝末年政出多门、纲纪废弛的官场生态。

为了进一步增强这种视角，影片采用了去中心化的叙事方式，将历史的聚光灯从帝王将相、宫廷权谋的宏大叙事中撤离，投射到细枝末梢的小吏身上。

这样的叙事转向，不仅是结构层面的突破，更体现出当今流行的美学立场，宏大叙事不再是唯一，人们更乐于去关注那些被主流历史叙述所忽略的普通人的命运。

通过李善德的视角，观众得以凝视一个更加真实，且充满血泪交织的大唐社会。

那些李善德们的挣扎，不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时代悲剧的缩影与隐喻。

不过，这些都只是《长安里的荔枝》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懂得的职场寓言与当代打工人的精神困境。

继《年会不能停》之后，大鹏这次更加放飞自我。

倘若将大唐官场视作一个庞大而扭曲的封建职场，李善德的任务便是当代职场文化中的权力规训与精神内耗的典型案例。

试问哪个牛马没有这种经历？无论你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大Boss的一句话，下面就要跑断腿。中间还有无数个高层、中层不断地解读Boss的指令，层层加码。或许只是他们随口的一句话，你却需要耗尽所有，随便翻看下钉钉、微信、企业微信、飞书这些现代牛马24小时在线的枷锁，我不信你找不到一个印证。

所以说，影片以其强烈的现实隐喻倾向，精准刺中打工人的集体痛点，引发强烈情绪共振。

一开始，李善德接受任务的仪式，就是当代职场责任转嫁机制的完美范本。

任务并非明确点名，而是通过同僚推荐和上级的模糊指令，以自愿承担的糖衣炮弹包装，转交给底层小吏，将高风险、高成本的烫手山芋，在权力链条下逐级向下推诿，最终由最不具资源能力的个体承担失败的全部后果。

李善德的被迫担任，本质上是上位者利用权力不对等或群体压力，将任务抛给底层小人物，构成了层级压迫性结构。他所有的勤勉、细致、自学技术，所有的合理个人行为，都必须去对抗一个荒谬系统，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

在这个职场生态中，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李善德的忠诚和顺从性劳动，并非源于对制度的认同或升迁的渴望，而是源于对失败后果，如连坐、妻女安危的本能规避。就像我们的沉默与不反抗一样，背后是家庭、房贷与生存困境，于是就为完成KPI不得不透支个人身心健康，陷入各种精神耗损。

那么，咋办。《长安的荔枝》给出了解读。

其深刻性在于，它给出了自渡的回答。李善德最终被贬岭南，意味着他并未赢得世俗的成功，但他的行为完成了主体身份的重新生成。

他拒绝用任务的成功去延续对体制的屈从，坚守了个人的伦理定位与道义尊严，完成了从被动入局，到艰难图存，再到自省脱身的精神历程。

这种在体制缝隙中寻求自我救赎的小人物叙事策略，为当代职场中身陷内卷化困境的个体，提供了精神上的参照与慰藉。

他也用行动表明：个体的尊严与良知，比虚妄的功名更加重要。

所以你要是能共情，眼中饱含泪水，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高拱、张居正、严嵩、海瑞，而是那群身在浙江被迫改稻的农民和牛马。

经过了前面的分析，《长安的荔枝》主旨明确，可是作为一部改编的电影，其短板与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当其冲就是大鹏尝试找到自己的喜剧风格与作品之间的平衡，很可惜，在这部电影中他做的并不好，也完全没有必要强行加入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现代语境、老梗、笑点与无意义的角色。这些不仅影响了沉浸感，甚至拉低了作品的质量。

另外，影片叙事高度凝练，也导致广度上的牺牲。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突出李善德的孤勇与困境，电影不得不对权力阶层的复杂性与纵深感进行简化。

好比，以杨国忠为代表的权力符号，其恶的呈现多流于功能性，主要作为系统荒谬的象征和主角困境的推手，缺乏对朝野权谋的多维图景与群像广度。

这虽然增强了影片的寓言气质，却削弱了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使得部分反派角色显得扁平和符号化。

再者，从古装现实主义的美学角度，影片在视觉风格的克制与商业卖点的平衡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可是，类似于佛像中的李善德与杨国忠的对话，实在是太理想化，或者为了迎合大众市场的观影需求而作出戏剧化修饰或情绪外化。

这种处理方式，使得类似这样的场景刻意煽情，与影片整体所追求的冷静、含蓄的叙事格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协调感，甚为可惜。

再说一点，除了前面讲过的历史与职场视角，《长安的荔枝》胆子很大，如果你愿意多想一些的话，叫做隐喻也好，称作想多了也罢，权当一个乐子。

苏谅的哥哥最后来到了岭南，传递一个信息，苏谅在波斯做的很好，生意很大。那为啥他在大唐就搞不好？是不是说明大唐已经没有了刻意施展拳脚的空间？那为啥大唐没有了这个空间？

杨国忠与那贪婪的庙宇，明面上都是高级领导、得道高僧，背地里却干着放贷的勾当，也不需要唯利是图的商人来匹配资金，大唐能解决，至于拒绝办法？就再苦一苦大唐百姓吧。

所以苏谅他哥才会说那个大傻子老李还在长安呀。

说了这么多，总结下吧，《长安的荔枝》以一个荒诞的鲜荔枝转运任务为引，将一位基层小吏的履职经历，编织成一部小角色的递进式精神史诗。

李善德的命运，证明了真正的历史的重量感，并非来源于宫阙的巍峨或战场的血腥，而是潜藏于一个九品小吏的疲惫足迹，潜藏于那颗历经千里、终究未能挽救体制腐朽的荔枝所蕴含的悲鸣之中。

电影的最后，李善德听闻安史之乱的发生，他默默地吃着荔枝，哭了起来。

我们自可以认为他是在为他所忠于的大唐感到惋惜与悲切，也为自己那段荒诞经历与可悲命运嗟叹。可换一个角度的话，会不会李善德在喜极而泣？那些乱七八糟的权力终于走到了该走到的尽头，也给了天下一个重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