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罪犯宁愿持枪自杀也不愿被判无期徒刑，因为无期带来的折磨并非身体上的痛苦，而是精神层面的彻底被抛弃。

就像许多年前囤了几麻袋 BB 机，出来却已是 5G 时代，这种与世界脱节的孤独感，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曾经自由的人。

在中国，能被判无期徒刑的大多是罪大恶极之人，这类罪犯一般要服刑多年。

减刑的门槛极高，要么有特别重大的贡献，要么供出警方尚未掌握的重大案件与犯罪团伙，即便符合条件，实际执行的刑期也不能少于 ⅩⅢ 年。假释与保外就医的情况极少，大多是身患绝症的罪犯，监狱不过是不愿背负死在狱中的名声，才卖个人情将其放出。

监狱之所以会给部分罪犯减刑，本质是需要有劳动价值的服刑人员，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罪犯出狱后再次犯罪，兼具教育与震慑作用。但监狱绝不会为罪犯养老，这并非是苛责，而是要让他们的晚年充满凄惨悲凉。

若是年轻时犯罪，等到出狱时已经六十多岁，很可能早已没有子嗣，父母也早已离世。亲戚若是尚存良心，或许会保留一块宅基地，只是屋子周围早已长满荒草，简单清理后尚能栖身；若是遇上心狠的，回家后只会发现早已被吃绝户，村里的狗都不再认识自己，更别说年轻一辈的村民。

即便有子女，子女对他们也大多十分冷漠。这些子女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的任何托举，也缺少管教，很可能走上父辈的老路，父亲刚出狱，子女可能又因犯罪被关进监狱，这几乎是常态，宛若世代相传的牢狱宿命。

我国的政审十分严格，家里有人触碰刑法，哪怕是酒驾，也会影响后代。就算这些子女没有走上父辈的老路，也大概率会怨恨自己的父母。所以大部分被判处无期或死缓的罪犯，出狱后没过几年就会再次犯罪，重新被关进监狱，这一生彻底被毁。

如果到了七八十岁，身体尚且无碍正常出狱，我国的做法还算人道，法院人员会亲自接送。无儿无女、没有接待人员的老人，会被送到当地敬老院，出狱前所有手续都已办好，他们将在敬老院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不过也有实际执行中的难处，比如暂予监外执行的制度，基层司法所怕担责，宁可将老人留在监狱也不愿接收，导致法律预留的出口形同虚设。

北京大学一位犯罪学研究者的观点则更直接，威慑犯罪的关键是犯了就跑不掉的确定性，不是刑罚的残酷程度，指望用老了没人管吓住潜在的罪犯，效果近乎于零。据统计，全国在押老年服刑人员已经超过 Ⅷ 万五千人，预计到 2030 年将增至 Ⅻ 万，六十岁以上的犯人中，接近 Ⅷ 成患有慢性病，Ⅰ 成半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照料一名瘫痪的老犯人，一年花费可达 Ⅳ 万二千元，是普通犯人的 Ⅱ 倍半。

在美国，老年无期犯人出狱后往往只能流浪街头。但反常的是，那些在监狱中待了很久才被释放的老人，流浪时反而比其他流浪汉活得更久。一方面是在监狱中他们无法接触毒品，即便出狱后再次沾染，几十年规律的监狱生活也让他们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显著提升。美国民权联盟 2012 年 6 月发布报告指出，55 岁以上的在押人员已经成为增长最迅速的群体，根据相关预测，2030 年前后，这部分老年囚犯在全美监狱中可能会增至 40 万，占据在押人数的 Ⅲ 分之一。

世界上绝大多数监狱都有这样的特点，身形消瘦的人入狱后，经过长时间服刑，体格会变得健壮；身形肥胖的人入狱服刑十几年，三高、低血压的身体素质反而会得到改善。这是因为监狱里作息规律，定点吃饭睡觉，人多并不孤单，监狱内部的社会关系无需额外维系，不用奉承任何人，也不用担心被背后诋毁，他们根本没有手机。所以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适应监狱生活后，反而会变得坦然，出狱后反而会陷入焦虑。

日本的情况则更为极端，随着老龄化加剧，犯罪老人数量与日俱增。

据日本法务省发布的《犯罪白皮书》显示，截至 2017 年，犯罪老人数量为 4 万 6977 人，占总数的 20.8%，其中 65 岁以上的犯罪老人首次占到总数的 20% 以上，约 Ⅶ 成的犯罪老人因盗窃被捕。据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在 2015 年出版的《下流老人》一书统计，日本的下流老人数量差不多在 600 万至 700 万人之间，而日本 65 岁以上老人的数量约为 3514 万人。

很多日本老人退休后若没有积蓄、没有保障，会主动选择犯罪，让警察将自己抓获，在监狱中度过晚年，至少死了有人收尸。日本社会没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观念，反而尤其厌恶老人，监狱里有吃有住、生活规律，还有免费医疗，对他们来说俨然是理想的养老场所，远超昂贵的养老院。

据日本政府及媒体援引的数据，每名服刑人员年均监禁成本约 320 万日元，与普通养老院的年费用相差无几，这也让日本政府对于监狱收容老年犯人颇为头疼。比如日本府中监狱关押的人员中，老年囚犯比重达到 Ⅱ 成，监内最高龄者年届 94 岁，不少老人甚至故意犯罪反复入狱，只为在监狱中获得安稳的生活。

还有日本服役时间最长的囚犯，一名 83 岁的男性因强盗杀人罪被判无期，服刑 61 年才获得假释，出狱后因长期适应监狱生活，无法适应外界的自由，甚至表示想重回监狱，最终在出狱一年后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