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一份训令：张学良每月生活费800银元，另拨警卫队经费1200银元。两项合计，每月2000银元。

这是张学良被“严加管束”之后的第一份正式经费记录。但围绕这笔钱，后来长出了至少三种互相打架的说法：一种说公家按将领标准养着他，一种说蒋介石抱怨“养他一年够养一个团”，还有一种出自张学良本人之口——1962年他对医生说“我的钱，我自己花”。
三句话都有出处。问题在于，它们说的不是同一本账。
底账：1937年的800银元，和“一个团”的出处1937年的训令是底账。800银元生活费，1200银元警卫经费，一个月2000银元。当时中央军一个普通连队一个月的开销，大致在这个量级。换句话说，起步阶段的“公家供养”，标准定在“一个连”的规模上，不是“一个团”。
“一个团”的说法出现得更晚，流传也更广。最常见的版本是蒋介石看到年度报表后拍了桌子，说张学良一年的花销够养一个团。按1930年代的军费标准，一个步兵团约一千五百人，一年吃喝、军饷、被服、弹药加起来，大约二三百万银元。这个数字和800银元一个月对不上，除非把看守张学良的两百多号人——宪兵、特务、厨师、医生、护士、司机、花匠——的工资、津贴和办公费全部算进去。
“一个团”的说法之所以成立，前提是把“看守成本”和“张学良的生活费”放在同一个筐里。筐越大，数字越吓人。但这两个东西性质不同：一个是给张学良用的，一个是用来关张学良的。
台湾的账：2万、5万，和“特支费”
1946年10月张学良被送到台湾，经费换了币种，也换了名目。
一种口径是：头十来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按月拨两万新台币，算“特支费”，走机密账，不送审计。另一种口径是：保密局每月拨五万新台币，用于张学良、赵一荻以及看守特务队的伙食。还有一种说法把五万拆开：张学良的伙食费每月一万二，赵一荻另有五千“生活津贴”，走宋美龄裁缝的私人账户转交。
这些数字不必强行统一，因为它们很可能对应不同年份、不同项目。两万是“特支费”，五万是“伙食加看守”，一万二是“伙食”一项。同时期台湾一个基层公务员的月薪大约800元，五万块在1950年代的台湾确实是一笔大钱。但五万块不是发给张学良一个人的零花钱，它要养活一张长条桌上坐着张学良、赵一荻和一群便衣特务的饭桌。
这里还有一层被忽略的损耗：看管张学良二十多年的特务头子刘乙光，有记载说他克扣上面拨给张学良的生活费，朋友送来的东西也截留一部分。张学良本人1947年向张严佛控诉过五个小时，讲刘乙光克扣宋美龄送来的礼物、刘家六七口人挤在桌上抢菜。公家拨的钱和落到张学良碗里的东西，中间隔着一个执行层。
人情账：宋美龄的台灯和包裹公家的账解决“标准”，宋美龄解决“缺口”。

两人往来书信里反复出现的是日用品和通道：宋美龄念张学良眼睛不好，从美国带了一盏台灯寄给他；于凤至从美国寄来的家信和物品，由宋美龄接手转交。这些不是大额经费，但它们补的是公家账覆盖不到的部分：一个被关在山上的人，需要一盏不伤眼的灯，需要知道海外家人的消息。
人情账在账本上没有科目，但它解释了为什么“公家供养”这四个字不足以描述张学良的实际生活水平。标准是死的，人情是活的。
海外账：伊雅格、本金，和“于凤至炒股”说的辨正真正让“公家供养”这个说法站不住的，是第三本账。
张学良晚年口述里点得很清楚：海外资金的来源是张家早年积蓄和东北军海外军火公款，全程由伊雅格操作。伊雅格是美国人，早年帮东北军做海外军火采买，张作霖时代就和张家有往来。1951年4月，他在宋美龄安排下到台湾见张学良，带去几份银行文件，把手中属于张家的余款和利息全部交付清楚。
“于凤至炒股赚了大钱供养张学良”是流传很广的一个版本，但张学良本人的口述否认了这一点：资金由伊雅格打理，于凤至并不懂投资。更准确的说法是：于凤至在美国治病和生活，张家海外资产的本金和运作在伊雅格手里，1951年之后这笔钱的一部分回到了张学良可支配的范围内。
1962年张学良对医生说的“父亲留下的本金还在增值，艾尔德为我投了公债、房产信托，收益够了”，和这条线对得上。海外账的存在，使得“公家给多少”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全部答案。
变现账：北投的宅子和207件画
1990年解除管束，1993年永久离开台湾，1994年定居夏威夷。这一段的费用，靠的是变现。
北投复兴岗三路70号的宅子，是1960年代张学良自费建的，地皮经蒋经国请示蒋介石后特批。他离开台湾后，宅子由侄女张闾芳经手出售，售价近两亿新台币。
更大的一笔是书画。1994年4月10日，苏富比在台北新光美术馆为张学良的“定远斋”藏画设专场，207件拍品全部成交，总成交额1亿3289万新台币，比事前估价高出三倍。宋代谢元的《桃花》以1655万落槌，张大千的《湖山清舟》以1050万落槌。
到夏威夷之后，张学良先住希尔顿度假村的酒店公寓，后来搬到老年公寓，生活档次降了一级，但账面上并不拮据。卖房和卖画的钱，加上海外账户的收益，构成了他最后几年的基本盘。
两栏账，并行不悖
把三本账摊开之后，最合理的读法是：国民政府的经费覆盖的是“看守”和“基本生存”，海外资产覆盖的是“体面”和“选择”。有材料把这件事说得更直白：警卫、住所修缮由官方承担，餐食、书画、医药“自理”。刘乙光克扣经费的记载和张家海外汇款“金额固定、一分不少”的记载同时存在，恰恰说明公家那本账从来不是唯一的依靠。
“公家养着他”和“他花自己的钱”两句话都对，只是各自指着一本账。真正没法拆开算的，是这两本账共同购买的那个东西——五十四年的自由。800银元、五万新台币、1.3289亿，数字再大，科目栏里也写不下“自由”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