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访问安全法案》今年一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369票赞成22票反对,这个票数距离“达成共识”非常接近,但法案提交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之后就停住了,一直没有排上表决日程。真正让参议院重新动起来的,是黄仁勋因个人原因辞职风波演变成一场国家安全审查,英伟达前CEO同意前往国会出席作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公开发言表示这件事“推动了国会加速立法”。
这部需要依靠企业负责人的私人风波来提供动力的管制法案,它的紧迫感主要来自政治方面,来自立法机构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追诉,并不是一套成熟方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把“全球产供链稳定”放在回应最前面,等于在提醒美方:法案推得再急,执行不了、盟友不配合,最后扰乱的是所有人的供应链,包括美国自己。
远程算力之所以会成为管制措施的瞄准目标,原因在于它处于现有管制体系在法律层面无法覆盖的范围。如果芯片不进入中国关境,中国企业从位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租用英伟达Blackwell级算力开展模型训练,现行出口管制规则的约束对象是“物项跨境转移”,而远程访问的模式不涉及实体物项的位置移动。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计划将“远程访问”重新界定为出口行为,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在推进一套规则的制定工作,准备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巴西、挪威和南非共七个国家纳入相关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目前纸面上的规则覆盖范围正在持续扩大,但整个执行链条的终端并不由华盛顿方面直接掌控。
规则要求上述国家的数据中心在接收Blackwell级芯片时,需要申报芯片对应的最终用户和具体用途,由美国企业运营的数据中心只要限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相关远程访问,就可以获得许可豁免,但这类数据中心必须向商务部报送对应的客户信息以及算力使用的整体规模。
这套制度安排实际上将执法成本转移给了数据中心运营商以及运营主体所在国家的政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中,数据中心产业是吸引外来投资的支柱性板块,要求这类国家的数据中心对客户开展国别性质的筛查,相当于要求这些国家在自身的产业发展利益和华盛顿方面提出的安全诉求之间做出选择。立法内容可以在国防授权法案的制定过程中短时间内完成写入,但具体的执法工作需要在其他国家的商业合同约定范围以及主权管辖范围内逐步推进落实。
美国国内产业阵营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比国会投票过程展现出的表面团结程度要深。今年九月初,信息技术产业协会联合计算机与通信产业协会、消费技术协会等一共四家行业机构,共同向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发去联名信件,要求从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移除《芯片安全法案》《AI监督法案》和《MATCH法案》的相关内容。
这五家行业机构的覆盖范围包含从芯片设计、云计算到通信设备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条,它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核心聚焦于一个方面,国会如果将具体的管制措施以刚性条文的形式写入法律,会压缩商务部根据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动调整相关规则的空间。
《芯片安全法案》要求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的芯片内置位置验证和信息报告机制,就算芯片销往与美国关系紧密的盟友国家,也需要向美国政府追踪报告芯片的最终流向,五家机构在联名信中直接提出警示,称这一规定会让外国客户关于美国芯片存在“终止开关”的担忧得到现实印证。
Anthropic因为公开支持这三项法案而退出了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一家AI企业与整个行业协会立场拆分的情况,说明美国科技界内部尚且无法在管制方向上形成统一的立场。一套连本土产业层面的共识都尚未达成的管制框架,要在第三国的数据中心落地客户核验和访问阻断相关要求,本身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中方此前作出的回应包含着一层克制,商务部在11月9日发布公告,明确稀土等两用物项对应的相关出口管制措施,继续暂停实施至2027年1月10日,原本在11月到期的相关豁免安排延长了两个月时长。针对镓、锗、锑三类物项的对美出口禁令,暂停实施的期限按照此前的安排执行到11月27日,这两项安排对应的时间表并不一致。
中方目前并非没有可以对半导体上游领域施加影响的政策工具,选择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维持稀土相关管制措施的暂停安排,和毛宁提到的“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的表述一致,也就是目前经贸磋商的相关轨道仍在正常运行,反制工具的使用节奏会和这条轨道的运行状态保持关联。
将“全球产供链”放到公开回应的重要位置,作用并不在于对外宣示立场,而在于将美方推出的单边措施重新界定为一个需要向所有供应链参与方作出解释的问题。产业界提出的反对声音以及相关盟友国家表现出的迟疑,也由此成为美方推进立法需要承担的成本的一部分,中方不需要在每一次美方升级管制措施时都作出对等的反制反应。
目前美方的立法程序仍在推进,但驱动程序推进的动力来自选举政治以及丑闻带来的时间窗口,参议院此前在法案上的搁置态度、产业协会提交的联名信、七个被纳入规则范围的国家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实际的配合意愿,都是这套规则落地过程中需要消化的阻力。
中方在问题的回应上保持了克制态度,这种克制的操作空间来自稀土管制暂停期的弹性安排,以及在全球产供链话语上占据的主动位置。远程算力渠道的收窄,会带来真实的短期影响,已经和海外数据中心签订长期使用合约的中国AI企业需要重新规划自身的算力获取渠道,国产替代方面的压力也会进一步提升。
但如果将单条通道的封堵等同于整个算力获取体系的瘫痪,就会低估供应链本身具备的调整能力,以及相关主体面临压力时的替代推进速度。目前真正需要持续关注的内容,是参议院在十二月开展国防授权法案审议工作时,三项涉及管制的条款有多少会在产业界的博弈过程中被弱化,又有多少会在后续执行阶段停留在纸面上不产生实际效力。
内容写入法律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要求吉隆坡和新加坡的数据中心运营商代替华盛顿方面开展客户筛查工作,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