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主席听到红小鬼出身的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累计贪污了人民币高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根据换算，相当于现在的171.6万人民币，当时普通工作人员月工资约40/50元），并有多人为二人求情要宽大处理时，愤慨道:“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1952年2月10日，保定东关校场，两声枪响，干脆得很。刘青山、张子善倒下去的时候，很多人心里发沉。不是没见过枪决，是这回被押上刑场的，不是一般贪官，而是两个从革命队伍里走出来的老干部。一个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曾任副书记兼行署专员，资格老，位置高，功劳也有。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案子才格外刺眼。

刘青山，1916年生于河北安国，1931年6月入党，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1914年生于河北深州，1933年10月入党，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两人都算“红小鬼”出身，都是苦日子里滚出来的干部。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按说正该把心思放在收拾河山、安定民生上，可他们偏偏把手里的权力，当成了自家的铁算盘。

那时候国家是什么家底，谁都知道。百废待兴，财政紧张，中央号召增产节约，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就在这种时候，刘青山、张子善却打起了公款的主意。事情露出来，还带着点讽刺味。1951年夏，两人因调动闹内讧，把“机关生产”的秘密给捅了出来。时任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的李克才，几次规劝无效，只能向上反映。河北省委派检查组一查，问题越扯越长。

11月29日，张子善在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被逮捕。12月2日，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刚回国的刘青山，也被逮捕。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并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

越查越叫人冒火。刘青山长期借口养病，住在一栋讲究的小洋楼里，人称“刘公馆”。他还常把“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挂在嘴边。说得粗，心也歪。吃饭都能吃出一股骄横劲。大冬天非要吃韭菜馅饺子，厨师跑去四季青暖房买韭菜；买回来后，他又嫌不好消化，硬让人整根包进去，煮熟后再抽出来，只留下味道。张子善那边也不差，生活挥霍达1.94亿元旧币，每月高档香烟要吸八九条，两年内换了5辆轿车。刘青山还动用3亿多元旧币公款，买了2辆美国高级轿车。新中国刚起步，他们倒先把自己活成了阔老爷。

真正惊心的，还不是这些排场。法院查明，自1950年春至被捕前，两人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粮，侵吞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总计171亿6272万元旧币。按当时物价，能买近2000万斤粮食、800万尺棉布，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还能做一身衣裳。说穿了，他们贪走的不是账本上的数字，是灾民嘴里的粮，是民工肩上的力气，是国家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那点家底。

更坏的一层，在于他们不只贪，还把任职地看成“个人天下”，独断专行，打击排斥提意见的人。刘青山甚至狂妄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这话一出口，味就全变了。人一旦把权力当私产，把自己当成碰不得的人，离翻船也就不远了。

案子报到中央，毛主席十分生气。
1951年11月30日，他在批示里明确指出，必须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必须发现、揭露、惩处，而且要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这个分量，不轻。新政权刚建立，最怕的不是外头叫嚷，最怕的是队伍里先烂。干部若是仗着资格老、功劳大就能胡来，法纪就成了空架子，民心也会凉下去。

后来有人求情，不主张枪毙，想给二人留个改过的机会。
毛主席没有同意。他讲得很硬，也很透：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话听着重，理却直。杀两个人，不是图痛快，是要把许多人的侥幸心一下子打碎。

12月29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案件处理情况，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经研究决定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2月10日，保定体育场举行公审大会，2万余名机关团体和群众代表到场，广播又把公审过程传了出去，几百万干部群众都听到了这场审判。中午12时，大会开始，薛迅控告罪行，农民孙树林代表灾民控诉，宋志毅宣读判决书。会后，二人被押赴东关校场执行枪决。

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那两声枪响，响在保定，也响在许多人心里。

革命功劳不是护身符，资格再老，手伸过界，账都得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