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工厂值夜班，和女领导同住一屋被传闲话，她说要不咱俩试试......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纺织厂的梧桐树开始落叶，金黄的叶片铺满了厂区的水泥路。

我，周春来，二十六岁，是厂里最年轻的维修工，也是出了名的老实人。

父母早逝，跟着大伯长大，性格内向得连跟女工说话都会脸红。

那天下午，车间主任老张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支"大前门"香烟。

"春来啊，今晚你和林工长一起值夜班。"老张吐出一口烟圈，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手一抖，烟差点掉在地上"林、林红梅工长？"

"对，就是她。"老张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你小子运气不错，全厂多少小伙子想跟她搭班呢。"

我咽了口唾沫，林红梅，三十岁，是我们车间的工长，丈夫三年前在工地出事走了，留下一个五岁的儿子。

她人长得漂亮，鹅蛋脸，大眼睛，干活利索，管理也有一套，就是性格泼辣，训起人来毫不留情，厂里的小伙子都怕她，背地里却又忍不住议论她。

"我...我一个人值不行吗？"我小声问。

老张哈哈大笑："傻小子，厂里有规定，夜班必须两个人，一男一女分开住值班室，再说了"他压低声音，"林工长点名要的你，说你修机器细心。"

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

傍晚六点，我提前半小时到了值班室。

这是厂区角落的一排平房，两间屋子，中间隔着个小厅。

我把自己带的搪瓷缸子、毛巾和一件旧军大衣放在靠东的床上，又检查了一遍工具箱。

门外传来高跟鞋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林红梅推门进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露出白皙的颈子。

她手里拎着个布包，看到我时挑了挑眉。

"来得挺早啊，周春来"她的声音不像平时那么严厉，带着点疲惫。

"林、林工长好"我站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她扫了一眼房间："你住东边，我住西边，夜里有什么动静就敲墙。"说完径直走向西边的屋子，关上了门。

我松了口气，又莫名有些失落。

从布包里掏出母亲留下的怀表——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财产——已经六点四十了。

我拿起手电筒和工具包，准备去车间巡视。

"等一下"林红梅突然打开门，她已经换了一身衣服，米色的确良衬衫，黑色长裤，头发也散了下来，垂到肩膀上。"我跟你一起去。"

夜里的车间安静得可怕，只有机器规律的嗡嗡声。

我们一前一后走着，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痕迹。

"3号纺纱机有点异响，"林红梅突然说，"明天你重点检查一下。"

"好、好的。"我赶紧记在小本子上。

走过一排纺纱机时，她停下脚步，伸手摸了摸机器外壳。"温度有点高，是不是轴承有问题？"

我凑近检查，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立刻像触电一样缩回来。

"对不起！"

林红梅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她对我笑。

"周春来，你是不是特别怕我？"

"没、没有..."我的脸烧了起来。

"厂里人都说我凶，是吧？"

她靠在机器上，手电筒的光照着她的半边脸，睫毛在脸上投下长长的阴影。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老实说："大家都说您工作认真..."

"哈！"她笑出声，"就是说我不近人情呗。"她突然压低声音，"你知道吗，我凶是因为不得不凶，一个寡妇带着孩子，不厉害点，早被人欺负死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

夜风吹进车间，带来一丝凉意，林红梅拢了拢衣领，我突然注意到她锁骨处有一道疤。

"走吧，去下一车间。"她直起身子，又恢复了工长的威严。

巡视完已经九点多了。

回到值班室，林红梅从布包里拿出一个铝制饭盒："我带了点饺子，你要不要吃点？"

我受宠若惊，连忙摆手："不用了，我吃过了..."

"少来这套，"她白了我一眼，"食堂六点就关门了，你上哪吃的？"

我只好老实承认："我...我带了两个馒头。"

"哼，就知道。"她不由分说把饭盒推到我面前，"吃吧，韭菜鸡蛋馅的，我儿子不爱吃，剩了不少。"

饺子还带着余温，皮薄馅大，一口咬下去满嘴香，我吃得狼吞虎咽，抬头发现林红梅正看着我笑。

"慢点，没人跟你抢。"她递给我一杯水，"你平时都一个人？"

"嗯，大伯去年过世了。"我低声说。

林红梅沉默了一会儿。"我丈夫走的时候，孩子才两岁。"她突然说，"厂里人都说我能干，其实夜里经常哭到睡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笨拙地说："您...您很不容易。"

"叫我红梅吧，现在又不是上班时间。"她站起身，"我去打个电话，看看我儿子睡了没。"

她出去后，我收拾好饭盒，坐在床边发呆。

窗外的月光透过薄纱窗帘洒在地上，像一层霜。

林红梅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没有那么可怕，反而...反而有点让人心疼。

半小时后，林红梅回来了，眼睛红红的。

"怎么了？"我忍不住问。

"儿子发烧了，三十八度五"她咬着嘴唇，"我婆婆在家照顾他，但..."

"您要不要回去看看？"我站起来，"我可以一个人值班。"

她摇摇头："规定不能违反，再说..."她看了我一眼，"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们沉默地坐着，突然，电话铃刺耳地响起。

林红梅跳起来接电话，我听不见那头说什么，但看到她的脸色越来越白。

"怎么了？"她挂断电话后我赶紧问。

"烧到三十九度了，家里没退烧药..."她的声音在发抖，"这大半夜的，药店都关门了..."

我二话不说站起来："我骑自行车去县医院，那里有急诊药房！"

"可是..."

"告诉我您家地址和需要什么药！"

林红梅犹豫了一秒，然后迅速写在一张纸上："这是地址和药名，钱..."

"回头再说！"我抓起外套冲出门，骑上我那辆二八自行车就往县城方向狂奔。

十月的夜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拼命蹬车，汗水很快湿透了后背。

县医院离工厂有七八里路，我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骑到了。

急诊药房的医生起初不愿意开药，说必须有病人来看诊才行。

我急得差点给他跪下，最后拿出工作证，又说了林红梅丈夫因公去世的事，医生才勉强给了退烧药和消炎药。

回程的路上下起了小雨，我脱了外套包住药，继续在雨中狂奔。

到林红梅婆婆家时，已经快十二点了。

老太太开门时吓了一跳——我浑身湿透，头发滴着水，气喘得像头牛。

"药...药..."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药递过去。

老太太赶紧让孙子吃了药，又给我倒了杯热水。"你是红梅厂里的？"

"嗯，今晚我们一起值班。"我喝了口水，"孩子怎么样了？"

"好多了，刚睡着。"老太太感激地看着我，"这么远的路，还下着雨..."

"没事，我年轻力壮的"我站起来，"我得回去了，林工长该着急了。"

老太太坚持给我一把伞，又塞给我两个煮鸡蛋"告诉红梅别担心，孩子有我呢。"

回到厂里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值班室的灯还亮着，林红梅站在门口张望，看到我时明显松了口气。

"怎么样了？"她急切地问。

"吃过药了，退烧了，已经睡了"我把剩下的药和鸡蛋递给她，"您婆婆给的。"

林红梅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她转身进了屋，我跟进去，发现她已经给我准备了干毛巾和一杯姜茶。

"把湿衣服换了，别感冒"她背对着我说，声音有点哑。

我换好衣服，喝了口姜茶，辣得直咳嗽。

林红梅突然转过身，一把抱住了我。

"谢谢你，春来"她的声音闷在我肩膀上，"真的谢谢你。"

我僵在原地，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雪花膏香味，头发湿漉漉的，可能是雨水也可能是泪水。

几秒钟后，她松开我，擦了擦眼睛："我去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夜里有事就敲墙。"

我点点头，看着她走进西屋关上门，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躺在床上，我闻了闻肩膀——那股雪花膏的味道还留在衣服上。

第二天一早，我是被敲门声惊醒的。

"周春来，起床了！七点半了！"林红梅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严厉。

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开门，她已经穿戴整齐，头发也重新扎了起来，好像昨晚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昨晚的事..."我犹豫着开口。

"我已经跟车间主任说了，"她打断我，"你表现很好，我会在月底考评里体现的"说完递给我一个油纸包，"趁热吃，我去交班了。"

油纸包里是两个肉包子，还冒着热气。

我咬了一口，肉汁溢了满嘴，香得让人想哭。

交班后回到宿舍，同屋的小李子一脸坏笑地凑过来："听说昨晚你跟'辣妹子'一起值夜班？怎么样，挨骂了没？"

"没有，林工长人挺好的。"我低头整理工具。

"哟，还替她说话！"小李子夸张地叫起来，"厂里都在传呢，说你冒雨给她儿子买药，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胡说什么！就是同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