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人口，这两年所有人的印象都是“负增长”，似乎一切因为人口多而导致的压力都在迅速减轻，马上就可以不“卷”了。但很多人忽视了的是，人口的收缩有一个漫长的周期，现在只是周期的开始。

另一个数据也说明了类似的反常识的情况：我国幼小初学龄人口才达到峰值。

11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黄玮茹在“奋进‘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判断：从全国层面看，目前幼儿园、小学、初中学龄人口已经达峰，高中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在持续增长。

许多人把“人口减少”理解成教育需求全面收缩，仿佛学生少了，学位自然也变得宽裕，竞争会很快减缓。

但现实没这么简单。

十四五的五年间，全国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在校生合计减少接近 1700 万，不少家庭确实感到上幼儿园、小学比以前更容易了。

但与此同时，高中和高等教育学位供需矛盾正在凸显。2021—2025年，基础教育城镇和乡村在校生之比由约8:2提高到约9:1，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城读书。

所以，人口曲线向下，并不意味着教育压力同步下降。它只是从低学段向高学段、从农村向城镇、从总量向结构转移。

发改委提出“三个适应”——适应总量下行、适应结构变化、适应区域分化，正是针对这种现状所做的调整。

一、教育部主张的“排浪式达峰”，意味着公共资源配置需要做调整

今天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峰值人口，会顺着升学链条，在几年之后转化为高中学龄人口。所以即便低学段学生开始减少，高中的压力还会继续走高。

现在的峰值，带来的是未来几年高中学生的峰值。

对此，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依然带有“静态户籍人口+行政区划”的惯性，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未来高中生的峰值可能会难以应对。

人口流动已经发生，但编制和学位预警往往还是按照属地去安排的。

这导致一种尴尬的局面：人口流出地的学校闲置越来越多，而人口流入地的学位还是很紧张。另外，低学段资源开始富余，高学段压力却在上升。

这次学龄人口变化，人口多少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考验公共服务能不能从“按户籍分配”转向“按常住人口配置”，按照人口分布和流向做好布局。

广东的实践就是应对这种情况的。

作为全国人口流入大省，广东2026年计划新增普通高中学位20万个，启动“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

广东的问题是学位短缺在珠三角、城镇新区，以及随迁子女集中区域。广州预测，高中入学人数将在2032年达峰，高中学龄人口在2034年达峰，表现为“达峰迟、峰值高、峰期长”的特征。

这就要求，广东需要用“渡峰”思维配置资源，既不能让眼下的学位缺口拖垮家庭需求，也不能在高峰过后留下一大批闲置的学校和富余教师。

广东的策略是不只靠新建学校，而是盘活职业学校旧校区、推动学段贯通，同时还发展综合高中、统筹公办民办资源。一些地方引入跨市民办高中合作招生。

这种按照“波峰波谷”的灵活处理方式，是结合实际考虑的。

另外，现在低学段的“小班化”是很多家长期待的。低学段生源减少本来有条件导向小班化，但被编制制度卡住了，导致红利释放不出来。

未来峰值过后能不能整体走向小班化，也是一个考验。

二、从普职分流到县中振兴：教育竞争没有结束，只是换了方式

学龄人口达峰，很多人期待教育接下来不要再卷了，但恐怕实现不易。

因为，教育竞争并没有消失，只是竞争重心从“有没有学上”转向“在哪里上学、获得什么样的培养质量”。

普通高中的扩容正在推进。

2026年，南京普通高中招生计划53439人，比去年增加6101人；无锡普高学位供给率升至70.03%。

全国层面，发改委也明确，因学位不足而上不了普高的焦虑有望缓解。

但扩招不会消除竞争，只不过让一部分中考压力优质高中竞争转移。新增学位大部分来自新建或改扩建的学校，老牌优质高中学位增量还是没法满足人们的期待。

江苏已经在扩招，普高录取率从60%左右提升到70%以上，家庭对“上普高”的焦虑会下降，但对“上好普高”的焦虑会上升。

无锡2026年增加多所名校分校自主招生名额，南京也扩大了面向全市招生的优质公办高中范围。

可见学位总量增加后，竞争没有随之消失，只不过是在向优质资源集中。

高等教育也在扩招。

2026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2.4万人，新增计划主要是投向国家战略急需、社会需求强的专业。

把扩招与国家战略、产业方向绑定，这是目前的趋势。家长们执念的是从初中到大学的“更优质”，所以只要优质本科和社会就业、评价结构不变，教育的这种“卷”就不会消失。

三、县中的问题最值得重视

县中承担了近60%的普通高中学生，是县域教育龙头也是整个高中教育的重头。

过去这些年，一部分县中陷入了怪圈：优质生源外流导致师资流失，接着又导致质量下滑和更多家庭出走。

本地教育的信任度下降，是问题核心。

对此，河南和浙江的做法值得关注。

河南2026年出台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实施方案，从资源扩容、办学条件改善、师资提升、规范招生等很多方面系统推进，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形成县域高中优质多元发展新格局。

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县中能够重新具备稳定办学的基本条件。

浙江则强调的是“分类办学”和“县中崛起”。

浙江推进普通高中分类办学试点，鼓励学校向科技、人文、体艺、综合方向特色发展，还允许试点学校按15%—25%比例开展特色招生。

同时，浙江对山区、海岛县中实行专项补助、名校托管、教研下沉，目的是通过系统性的帮扶修复县域教育生态。

这两种路径殊途同归，河南是要稳住县中的底盘，而浙江探索的是“如何在调整之中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但想要修复家长们对县中的长期预期和信任，还是不易的。信任重建需要一届届学生留下来、考出去，再形成正向循环。

人口下行给了教育结构调整一个难得的窗口期，但教育公平的实现还是需要花很大力气的。

普高扩容若不能只是增加学位，县中振兴也不能只是抓抓硬件，最终还是要让富余的教育资源转化为小班化、优质师资流动、课程质量。

这也需要最终的考核机制出现变化。

幼小初学龄人口才达到峰值，人口结构变化要想转化为教育质量提升的机会，未来几年要推进的改变还有很多，需要做好的细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