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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身死、伏后族灭:大汉的最后五年

建安十八年五月,邺城。
汉献帝的使者、御史大夫郗虑持节而来。他带来的是一份册文,和一个新造的爵位:“魏公”。
册文写得极其堂皇。它先回顾了曹操的功绩——平定董卓、剿灭黄巾、击破袁绍,“拯朕于艰危”,然后援引周成王封太公望于齐、周襄王命晋文公为侯伯的典故,论证封公的合法性。最后,天子以“朕”的口吻说:“君其膺受,以绥我汉室。 ”
曹操的反应,是上了一道《让九锡表》,又上了一道《辞九锡令》,再上了一道《上书谢策命魏公》。前后三让,措辞一次比一次恳切,说自己“功德薄薄”,不配“殊礼”。三让之后,“不得已”而受。
整个册封过程在程序上挑不出任何毛病:天子有策命,使者持节,曹操三辞,群臣劝进。一个臣子获得最高等级的爵禄,按照周礼和汉家故事,就该这么走。

但就在同一个时间段,一个叫荀彧的人死了。死因,是他反对这件事。
一、“魏公”不是一个爵位,是一个国
要理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得先看清“魏公”这两个字在汉末意味着什么。
汉朝自刘邦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规矩之后,异姓封王是红线。公爵,在有汉四百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真正封过活人。曹操要的这个“魏公”,不是一个荣誉称号。它附带十郡的封土——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以邺城为都。它附带一套自己的官署:魏国尚书、侍中、六卿。它附带九锡: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
一个公爵,在帝国的疆域之内,拥有一个国,拥有自己的政府,拥有天子级别的仪仗。 这在实质上是把“汉”的版图切了一块出来,插上了一面“魏”的旗。
而“九锡”这个名目,在王莽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政治信号。王莽在篡汉之前,受安汉公、宰衡、九锡。此后每一个走“禅让”路线的人,都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一遍。清代学者赵翼读史至此,说了一句极其准确的话:“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 ”
曹操受魏公、加九锡,不是汉朝在赏赐一个功臣。是“禅让”这台机器,刚刚被启动了第一道程序。

二、劝进的人,和那个不该反对的人
谁在推动这件事?
董昭。此人是曹操的谋士,当年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就是他。到了建安十七年,董昭做了一件事:他联络了一批列侯和将领,联名上表,说曹操“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
董昭的逻辑和当年谷永对王凤说的那套话,结构上完全一样:“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 功劳太大了,现有的爵位装不下了,所以必须往上加。至于加上去之后,汉朝还剩什么,那不是董昭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在这份联名劝进的名单之外,有一个人说了“不宜”。
荀彧。曹操的首席谋士,那个在曹操最困难的时候替他守住兖州三城的人,那个劝他迎奉天子的人,那个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的人。董昭的劝进方案拿出来之后,荀彧说了一句话:“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
这句话的杀伤力在于,它不是在反对曹操,它是在用曹操自己当年打出的旗号来反对曹操。你说你起兵是为了“匡朝宁国”,现在你要在“朝”里面再建一个“国”,这叫什么“匡”?
曹操的反应,《三国志》只写了四个字:“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汉末政治中最安静的一次清除。曹操南征孙权,上表请荀彧“劳军于谯”,把他从尚书令的位置上调离了中枢。荀彧到寿春后,曹操派人送来了一个食盒。打开,是空的。荀彧饮药而卒,年五十。关于死因,《后汉书》和《魏氏春秋》的记载有“忧薨”和“空食盒”两种版本,但所有史料都同意一件事:他的死,和他反对魏公之议直接相关。
程序的第一步,是清除那个会在程序里投反对票的人。 荀彧没有等到册封大典的那一天。他在册文写好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三、三让的表演:一份被收录进《文选》的“谦逊”
荀彧死后,程序走得极其顺畅。
建安十八年五月,策命送达。曹操三让,然后受命。那篇由潘勖撰写的《册魏公九锡文》,被萧统收进了《文选》,成为后世册文的典范。它的文学价值在于,它把一整套政治交易,写成了天子对一个忠臣的恳求。天子自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说自己“若缀旒然”,全靠曹操“保乂我皇家”。
而曹操的三道辞让表,同样被记录下来。第一道《让九锡表》,第二道《辞九锡令》,第三道《上书谢策命魏公》。三让之后“受命”,在周礼的框架里叫做“三让而后受”,是“谦逊”的最高规格。
但“三让”的功能,从来不是真的在“让”。 它的功能是让受封者在一个精心设计的仪式中,反复确认自己“没有主动索取”。第一次让,是告诉天下“这不是我要的”;第二次让,是告诉群臣“你们再劝一次”;第三次让,是在群臣的反复“固请”之后,把接受包装成“不得已而顺众望”。每一次“让”,都在为“受”增加一层合法性涂层。
曹操受魏公之后,汉献帝又下了一道诏书:“魏公位在诸侯王上。”
一个公爵,排在了所有刘姓诸侯王的前面。在朝会的座次上,在礼仪的序列里,曹操已经不在“臣”的行列中了。他站在皇帝之下,但在所有姓刘的人之上。

四、一年之后:那个试图说“不”的女人
魏公的程序走完之后,下一个被处理掉的,是后宫。
建安十九年,伏皇后被废。罪名是:她当年曾写信给父亲伏完,说皇帝因为董承被杀而怨恨曹操,“辞甚丑恶”。这封信写于建安五年,伏完到死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九年后,这件事被翻了出来。
曹操“逼献帝废后”,然后“假为策书”——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废黜皇后的策书。伏皇后被幽禁于掖庭暴室,幽禁而死。她所生的两位皇子,被鸩杀。伏氏宗族被处死者一百余人。
伏皇后之死和荀彧之死,在程序上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步骤。 荀彧是外朝最后一个有分量、且可能在“魏公”问题上说“不”的人。伏皇后是内廷最后一个有可能通过皇帝、在“禅让”的最后一步上制造障碍的人。荀彧死于魏公册封之前,伏皇后死于魏公册封之后一年。两个人死在了同一个程序的起点和终点之间。
而杀掉伏皇后的策书,是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出的。皇帝本人在这道策书上的角色,和他后来在禅让诏书上的角色完全一样:提供签名。

五、这套程序被抄了两次,一次比一次快
曹操受魏公、加九锡之后,建安二十一年进魏王,二十二年“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但他“及身犹不敢称帝”。
把最后一步走完的,是他的儿子曹丕。曹丕的禅让程序,几乎是曹操魏公程序的加长版:先是群臣劝进,然后汉献帝下禅让诏,曹丕三让,然后在繁阳亭筑坛受禅。不同的是,这一次,程序走完了。
而曹丕的“禅让”,又被司马昭抄了一遍。赵翼在同一处札记里写:“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如操故事”四个字,说明曹操已经把这套程序做成了一套标准操作流程:封公,加九锡,辞让,进王,建旌旗,然后由儿子完成禅让。司马昭辞了十多次,比曹操多了七次,但每一步的先后顺序,一步都没有改。
曹操发明了一套“合法篡位”的流水线。 他自己走到了倒数第二步,把最后一步留给了儿子。司马昭照着他的图纸,又走了一遍,也把最后一步留给了儿子。而这条流水线的启动按钮,就是建安十八年五月的那份魏公册文。
荀彧死的时候,魏公的册文还没有正式发出。他可能看到了草稿,也可能只是听到了风声。他说的那句“不宜如此”,在当时的朝堂上,并没有阻止任何事情。董昭的劝进表照样递了上去,郗虑的节照样送到了邺城,曹操的三道辞让表照样被写进了《文选》。
但荀彧的死,是整件事里唯一一次有人用命说了“不”。 那之后,外朝没有人再公开反对魏公。伏皇后用一封九年前的信,换来了自己和两个儿子、一百多个族人的死。她的“不”也没有用。
曹操在魏公的册文中,让天子称他为“君”。在汉代,“君”是对有封国之人的称呼。天子称臣子为“君”,意味着在文书上,皇帝已经承认了这个臣子拥有一个“国”。一年之后,这个“国”里杀了一个皇后,没有人能拦。四年之后,这个“国”变成了“魏朝”,汉献帝被“尊”为山阳公。

建安十八年的那篇册文,是一份死亡证明。它证明的不是曹操的死亡,是汉朝政治生命在程序意义上的终结。 从那一天起,所有“汉室”的诏书,都只是“魏国”程序的输出结果。而程序的编写者,坐在邺城的魏公宫里,刚刚写完第三道辞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