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香港真的被水逼到了墙角。从1962年底到1963年夏秋,香港连续九个月几乎没下透雨,山塘见底,街边水喉前排起长队。港英当局宣布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时,许多家庭把一盆水先用洗脸,再洗衣,最后冲厕。学校停了体育课,工厂减产,饮食业受挫,有人干脆离港避水荒。香港中华总商会等机构向内地求援,港英当局也向广东省提出供水请求。
当时内地并不宽裕,广东自己也旱着。可中央还是决定帮香港解决饮水问题。1963年12月,周恩来在广州听取汇报后拍板:工程由国家主办,列入国家计划,费用由国家承担,并从援外经费中拨出3800万元专款。这就是后来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也就是今天常说的“东深供水工程”。
工程难在“让水倒流”。东江取水口海拔只有2米左右,而输水要经过雁田水库一带,海拔约46米。石马河原本向北流入东江,现在要把水抬起来,再一路送向深圳、香港。最后方案是截弯取直、逐级提水,建拦河坝、抽水站和渠道,把东江水翻山送过去。1964年2月20日全线动工,上万名建设者肩挑背扛,赶在1965年3月1日建成通水。
这件事不能简单说成“毛主席一个人拍板”。从档案看,周恩来是具体部署和批准工程的关键人物,广东省负责勘测、设计和施工,港英当局也参与了供水谈判。但中央最终作出“不惜代价保香港用水”的政治决断,确实体现了长远眼光。
当时反对声音并非没有道理。国家刚走出困难时期,广东也缺水,香港又仍在英国管治下,花巨资修渠,难免有人觉得不值。可如果把目光放远,这条水渠的意义不止是解一时之渴。香港淡水资源先天不足,一旦供水被卡住,民生、工业、航运都会受冲击。内地掌握稳定供水能力,就等于在香港民生底盘上留下了一条不可替代的纽带。
1982年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时,这条供水线已经运行了17年。它不是谈判桌上单独摆出来的“武器”,却构成了内地对香港民生保障的现实基础。香港越依赖东江水,越说明香港与内地在资源、民生和经济上无法割裂。所谓“19年后才知高明”,说的正是这种跨越时间的战略效果。
从1965年通水至今,东深供水工程先后多次扩建和改造,年供水能力从最初的0.68亿立方米提升到24.23亿立方米,累计对港供水已超过300亿立方米,长期满足香港约八成的淡水需求。它撑住了香港居民的日常用水,也撑住了香港从加工业向金融、航运、贸易中心转型的底气。
回头看,这项决策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在一句口号,而在把同胞情、民生线和战略主动权连在了一起。水从东江流到香港,流的也不只是清水,还有几十年后仍然起作用的历史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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