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裁决书摊在办公桌上的时候,江工刚点着一根烟。
窗外缝纫机的声音隔着两层楼板传上来,嗡嗡嗡的,像一群赶不走的苍蝇。他看了一眼裁决书末尾那个数字——19万,烟灰落在桌面上,他没去擦。
那是去年的事了。厂里一个做了四年的缝纫工,离职后把他告了,说没签劳动合同,要双倍工资差额,加上加班费、社保补偿,七七八八加起来,最后判下来就是这个数。
江工不是没想过私了。对方开口要8万的时候,他嫌多。想着自己好歹也是个老板,被人开口就要8万,面子上过不去,就回了句“你爱告就告”。
结果人家真去告了,仲裁、一审、二审,折腾了整整一年,律师费花了3万多,加上赔偿款,前后出去23万出头。
客户那边还压着呢。厂里接的是外单,一件短袖加工费报出去6块8,客人要砍到6块2,最后6块4成交。一个款做了8000件,毛利51200。他算了算,这笔单子做完,刚够填那场官司一半的坑。
他后来在直播间里跟同行聊这个事儿,没说金额,就说了句“去年运气不好,搞了一年劳动官司”,底下评论区全是同款遭遇——没签合同被罚的,临时工摔伤赔了十几万的,淡季裁人被员工反手告了违法解除的。
做服装这行,谁的手都不干净。招人的时候,旺季抢工,能骗进来就行,谁跟你谈合同。住的地方是租的民房,八个人一间,上下铺,铁架床晃一下吱呀响。
工人来了先问一天能挣多少、几号发工资,没人问签不签合同。江工自己也是从缝纫工爬上来的,知道大家要的是什么。
他原来也觉得,签合同这事儿,费力不讨好。签了就要给交社保,一个人一年一万多,厂里七八十号人,那就是八十多万。不签,员工心里也有数,就是个临时营生,你也不指望去告我,我也不指望你能干到退休。大家都将就着过。
直到去年那个案子打完,他算了一笔账,才发现自己以前算错了。
那19万里,有将近12万是没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法律写得清清楚楚,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不签,从第二个月起,每个月要付双倍工资,最多付11个月。
他在那个缝纫工身上省了两年的社保钱,一万六,最后赔出去12万,还要搭上老脸去借钱周转。
江工后来在直播间里跟同行聊这个事儿,没说金额,就说了句“去年运气不好,搞了一年劳动官司”,底下评论区全是同款遭遇——没签合同被罚的,临时工摔伤赔了十几万的,淡季裁人被员工反手告了违法解除的。
他决定找个靠谱的律师。也不能说是决定,是那个叫阿龙的业务员嘴皮子溜,说他认识一个专门做劳动纠纷的律师,广东那边一个律所的,姓张。
张律师第一次来厂里的时候,穿着件深色夹克,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看着缝纫工们弯腰踩缝纫机,后背的汗洇出来,印子贴在灰白色的工装上。
“姚总,”他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大,但车间里机器太响,要贴着耳朵才能听清,“你这边旺季的时候,一天多少人干活?”
“多的时候一百二,少的时候六七十。”
“都是长白班?”
“赶货的时候三班倒,不赶就早八晚六。”
张律师点点头,没再多问。回到办公室,他从包里掏出两叠合同样式的文件,一叠是《加工承揽合同》,一叠是《劳务合同》,边上还放着一沓打印好的考勤表模板,表格顶上印着“用工登记表”五个字,下面是一栏一栏的空格,列着姓名、身份证号、岗位、入职日期、离职日期。
“你们这行我走访过不少厂了,”张律师把文件摊开在茶几下,手指点了点最上面那张劳务合同,“问题不在你能力不行,是你把所有人都当成一种人在用。长期工该签劳动合同签劳动合同,旺季临时招的,按人头记件的,签劳务合同。活儿是包给小组干的,那就跟承包人签承揽合同。三种人混在一起用,出了事就是混账。”
江工靠回沙发背上,沉默了一会儿。
他其实想过这个问题。去年那个缝纫工来厂里的时候,说是朋友介绍的,干了一个礼拜就嫌工资低想走,当时是阿龙劝下来的,说旺季加提成。
人留下来了,干了四年,剪线头的大妈换了好几茬,他还在。去年行情不好,裁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年纪大了,眼神不行了,做出来的活返工率高。辞退的时候江工还觉得挺仗义,多给了一个月工资,结果回头就把告了。
他那时候觉得憋屈。现在想想,确实是自己的问题——入职的时候没签合同,工资一直是微信转账,备注写的是“往来款”,考勤更是没有,车间里谁来了谁走了全凭记忆。他连那个人是哪一天入职的都说不清楚。
“那裁人的时候呢?”江工问,“旺季一过,我总不能不减人吧?”
“可以减,”张律师合上笔帽,“但要按流程减。该提前通知提前通知,该给补偿给补偿。你多给一个月现金,说把人解雇了,跟白纸黑字写清楚‘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X元,双方再无争议’,法律效力完全不一样。”
他顿了顿,又说:“我去年接的一个案子,打工人那边请的我是倒没有,是反过来的。一个老板,也是开服装厂的,旺季招了三十个人,淡季全辞了,没一个人签合同。其中有个人是工伤复发的,回去养了三个月,回来发现岗位没了,把厂子告了。最后判下来,赔偿加违法解除的双倍经济补偿金,四十多万。他那个厂,一年的净利润也就这么多。”
江工没说话。
茶凉了,他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放回去,从茶几底下的抽屉里翻出一包新的烟,拆开,递了一根给张律师,自己点了一根。
“老张,”他说,“这批合同我先用。但我丑话说前头,工人那边,得有个时间适应。”
后来的事,江工在直播间里讲过一版。他说那天张律师坐在他对面,给他算了一笔账——签合同交社保,一个工人一年一万二到一万五;不签合同被告,双倍工资、经济补偿、工伤赔偿,起手就是三个月工资起步,上不封顶。前者是可控的成本,后者是不可控的风险。
他选了后者。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车间里一百多号人,有好几个干了十年以上的老缝纫工,听阿龙说要签合同,工头老林直接甩了脸子:“我在这干了十年了,不是信不过你,是信不过这一纸文书。我老了以后有没有养老金,全指望这东西给我留着呢。”
江工把签合同和交社保的消息在车间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本来以为会闹起来,结果过了三天,老林自己走进办公室,在合同上按了手印。
“姚总,”老林签完字,抬头看他一眼,“这厂子要是早这么干早好了。”
张律师这趟上门,算是打了个样。现在江工办公室里多了两个文件盒,一个装着劳动合同,一个装着劳务合同,边上还有一个文件夹贴着“考勤记录”,按月份装订得整整齐齐。
缝纫工离职会有一张《离职确认书》要签,上面写着:工资已结清,双方再无争议。白纸黑字,不再含糊。
开头那场官司的判决书,压在文件盒最下面,他没扔,留着。时不时翻出来看看那个数字,就像看一记老伤。每回觉得签合同麻烦、考勤表琐碎、社保交多了肉疼的时候,就把那张纸抽出来看一眼,火气就下去了。
日子还是照样过。单价压得低,开出去的开销高,旺季赶货的时候车间里照样昼夜不停的响。但江工知道,自己至少不会因为没签一纸合同,赔上一整年的利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