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湖北恩施的商女士告诉记者，说她结婚14年被丈夫家暴了13年。每一次丈夫家暴她都会见血，不见血不停手。她也忍受了十三年，直到看到四川小谢被家暴的案件后，她开始取证反抗，要求严惩丈夫。
该案件在12月15日开庭，她没有别的要求，就要严惩丈夫，关键是丈夫不但对她家暴，也对他们的儿子家暴，两个人十多年来，一直都是活在恐惧当中。
根据商女士讲述，丈夫对她的家暴，是在她怀孕8个月的时候开始的，当时丈夫罗某军的妹妹乔迁新居，他要包个红包。由于她本人要生孩子了，家里也没有钱，并不宽裕，就没包红包。
丈夫就以她挑拨他们兄妹关系，不顾她怀孕八个月，开始殴打她。她不知道丈夫用什么东西，砸到了她的脸上，然后嘴里被灌满了血，眼睛肿得像鹌鹑蛋一样大。从此，丈夫就开始了对她的家暴生涯。
让人感到最为心惊肉跳的，或许不是那些落在身上的拳脚，而是引爆这些暴力的导火索是多么的不可理喻。
你能想象吗？两张画画的白纸，总价不过一块钱，竟然成了一对母子遭受暴雨般毒打的理由。那次，仅仅是因为儿子学校要举行绘画比赛，孩子花了1元钱买了两张纸。
在那个不仅没有鼓励反而充满暴戾的家里，丈夫罗某军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浪费”。尽管孩子最终拿着这两张纸换回了全校第三名的奖状，也没能平息父亲的怒火。
罗某军并没有看到儿子的荣耀，他只看到了那是对他“一块钱”的亵渎，于是，耳光和殴打成了这对母子那晚唯一的“晚餐”。这种因为极度微小琐事而爆发的雷霆之怒，在这十几年里，如影随形。
如果说一块钱的画纸是生活中的琐碎，那么早在商女士怀胎八月时的那场初次暴行，就早已预示了这个人性的崩塌。
那一年的冲突，仅仅源于一个未送出的红包。罗某军的妹妹乔迁新居，本是大喜之事，但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面前，商女士因为手头不宽裕没能包上红包。
就因为这点钱，甚至不管妻子还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罗某军便认定这是妻子在挑拨他们兄妹的关系。他随手操起手边的钝器——也许他根本没看那是什么，就狠狠地砸向了妻子的脸。
那一次，商女士的眼睛肿胀得如同鹌鹑蛋，鲜血顺着鼻腔和嘴角倒灌进喉咙，满嘴的铁锈味成了她关于那天最恐怖的记忆。事后，那个男人跪下了，那是他第一次下跪，也是后来无数次“鳄鱼的眼泪”的开端。
可怕的是，这种暴力并不是某种情绪失控的偶然，而是一种甚至不分场合、不顾体面的惯性。在这个男人的逻辑里，妻子的尊严是可以像泥土一样被践踏的。商女士曾试图寻找过救援，她绝望地跑去丈夫的单位，试图让领导、让同事哪怕让路人来制止这头野兽。
然而结局是更深的绝望——罗某军根本不在乎谁在看，甚至就在单位领导的眼皮底下，他在走廊里就开始动手，一路打一路拖拽，从办公室打到楼道，又从楼道一直打到马路边。在他的拳头下，没有任何公共空间的约束力，只有纯粹的肆虐。
这场长达13年的噩梦，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疼痛，更是生理机能上的摧残。商女士向记者展示那些触目惊心的取证照片时，仿佛在展示一幅被打散的人体拼图：
刀子割开的口子、钝器砸出的深坑、拳脚留下的淤青，旧伤叠着新伤，全身几乎找不出一块完好的皮肤。
更令人难以启齿的是，在无数次惨无人道的重击之下，她被打得大小便失禁。作为成年人最后的体面，就在排泄物无法控制地流在裤子里的那一刻，被彻底粉碎了。
而那个曾被她视为“暖男”、婚前百依百顺的丈夫，在这一切发生时，只有等到见了血，看到事情“严重”了，才会像完成了一项任务一样停手。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熬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怀孕八个月被打时不想着走？为什么产后二十天被两个大耳光扇得眼冒金星时不想着逃？
商女士当然想过。可是每一次暴力平息后，那种名为“为了孩子”的巨大枷锁就会由身边的亲人合力套在她的脖子上。父母劝，亲戚劝，都在说“忍一忍”、“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渐渐地，孩子不再是婚姻的纽带，反而成了罗某军拿捏她的法宝。
只要提起孩子，只要以维持家庭为名，所有的暴力仿佛就有了“不得不忍受”的理由。直到那一天，商女士在新闻里看到了四川那个叫小谢的姑娘，同样是被家暴，同样是差点丢了命，小谢被切除的肠子和挂在体外的粪袋，像是一记响雷炸醒了商女士。
她看着镜子里伤痕累累的自己，突然意识到：如果继续忍，下一个新闻里的名字，就会是她。甚至，如果不反抗，她可能会真的被打死在某一个无人知晓的深夜。
在这个寒冷的12月，看着被暴力浸泡了13年的自己，商女士终于不再相信那一次次毫无意义的下跪和道歉，不再相信那个“暖男”还会回来。
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不是为了挽回，而是为了保命，更是为了让那个施暴者付出刑事代价。12月15日，法庭的门开启，对于商女士和她那个被打得只能拿第三名的儿子来说，他们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说法，而是一条通向生路的出口。
所谓的“完整家庭”，如果是建立在鲜血和恐惧之上，那么它的破碎，才是新生的开始。所有的伤疤都在此刻化作了证词，哪怕血泪流干，也要将恶魔送进牢笼。
这个觉醒虽然迟到了13年，但只要开始反抗，黑暗就终有裂开缝隙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