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面对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上万辆坦克形成的“钢铁洪流”威胁，中国在核武器小型化领域实现关键突破，研制出首款可由战术飞机投掷的氢弹“狂飙一号”。它搭载于特制的强-5甲强击机上，成为当时中国应对全面装甲入侵的终极威慑手段。这一武器系统虽最终未列装部队，却浓缩了冷战对峙下的战略智慧与技术勇气，其研制历程与战术应用，至今仍是中国国防工业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一页。
历史背景：边境危局催生的战术核武器需求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在远东及后贝加尔军区部署了超过60万兵力、近万辆坦克和数千门火炮，形成压倒性装甲优势（详情可见我之前的文章：最详细分析：1970年代，巅峰期的苏联在远东地区到底部署了多少军队？）。中国陆军反坦克能力薄弱，常规防御难以阻挡集群突击。
在此背景下，中央军委提出“三打三防”战略，其中“打坦克”成为核心任务。核工业部门奉命研制可及时摧毁装甲集群的小型化战术核武器，要求可由高速战机低空突防投掷，以避开苏联防空雷达网。1970年，“狂飙一号”项目正式启动，由二机部九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承担弹体设计，南昌飞机制造厂（320厂）负责改装强-5甲载机，代号“119任务”。
“狂飙一号”核弹
技术突破：小型化氢弹与战机的生死结合“狂飙一号”核弹
作为中国首款实战型战术氢弹，其设计借鉴了“JL-1弹头初级”的小型引爆技术，弹重约1吨，长度2米，爆炸当量存在8千吨至10万吨TNT等多种说法，可针对性打击装甲集群或战略节点。相比轰-6甲投掷的数百万吨级氢弹，其体积和重量显著缩小，但毁伤效能仍远超常规弹药——一发即可瘫痪师级装甲单位。
“狂飙一号”核弹
强-5甲特种载机
以强-5强击机为基础深度改造：
挂载系统：拆除机腹弹舱门，设计半埋式凹陷挂架，使氢弹半嵌入机身以降低阻力；
航程强化：增加机内燃油2155升、机外副油箱1560升，勉强支撑低空突防所需油耗；
专用设备：加装“上仰甩投瞄准具”、核弹监测控制系统、电动锁死弹钩，座舱增设自动遮光罩防护核爆强光。
强-5甲飞机
战术运用：越肩甩投与悲壮的单程使命为在核爆前争取最大逃生时间，强-5甲采用北约开发的越肩轰炸战术（Over-the-shoulder）：
超低空突入：以300米高度、900公里时速规避雷达；
急速拉起投弹：距目标12公里时以45度角爬升至1200米，借助惯性将核弹“甩”向目标；
生死撤离：核弹沿抛物线飞行约60秒后，在目标上空400米空爆（以获得最大冲击波效应），期间战机俯冲转向全速逃离。
F-100C携带核弹采用越肩轰炸战术（Over-the-shoulder）示意图
即便如此，强-5甲最大作战半径仅约500公里（低空飞行时更短），而西伯利亚铁路枢纽及苏军集结地多位于其航程边缘。一旦执行对纵深目标打击，返航燃油几无余量，故被飞行员称为 “西伯利亚单程快车” 。这种设计实质上默许了任务的有去无回，凸显了冷战背景下以小博大的悲壮逻辑。
惊险试验：带弹返航的生死抉择1971年12月30日，彝族试飞员杨国祥驾机执行首次实弹投掷。三次尝试投弹均告失败，仪表显示挂钩电路短路导致氢弹无法脱离。燃油告警之际，他面临抉择：
①跳伞弃机，任载弹战机坠毁荒漠；
②迫降戈壁，但可能引发核泄漏；
③冒险带弹返回基地。
彝族试飞员杨国祥
杨国祥选择后者。基地万人紧急撤入地下工事，他在一片死寂中着陆。经查，故障源于挂架在温室内组装后突遇低温导致机械变形。1972年1月7日，故障排除后杨国祥再次升空，成功投下“狂飙一号”，氢弹精准起爆。这是中国首次实现战术飞机投掷实用氢弹，标志着空中战术核打击能力成型。
战略遗产：未竟的实战化与时代转折尽管1972年试验成功，强-5甲仍面临致命缺陷：
①导航精度不足，低空长途飞行误差大；
②突防时易遭苏军ZSU-23-4自行高炮拦截；
③航程短板使其战术价值受限。
随着155毫米核炮弹、中程导弹等多样化核投射手段成熟，加之1979年中美关系缓和，中央军委于同年决定终止强-5甲核任务，6架改装机拆除特种设备后回归常规部队。项目虽下马，其贡献不可磨灭，它为中国氢弹小型化及机载核系统积累关键数据；并且这一“单程威慑”的存在，迫使苏联重新评估对华军事冒险的成本。
“狂飙一号”与强-5甲的组合，诞生于核阴云笼罩的特殊年代，是弱国以非对称手段抗衡超级大国的无奈之举，亦是工程智慧与牺牲精神的复杂结晶。它未能投入实战，恰是历史之幸；而其承载的技术遗产与战略思维，仍在中国后续空基核力量建设中延续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