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与韩文谚文的渊源：从元帝国国书到朝鲜文字的传承脉络
提及韩文谚文的起源，韩国史料多载“世宗大王观窗栏月影造字”的浪漫叙事；但拨开文化叙事的滤镜，追溯其文字根源，却与元代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这种关联的背后，是元帝国对高丽（今朝鲜半岛）近百年的深度实控，以及八思巴文作为“帝国通用国书”的强制推广。八思巴文不仅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统合多民族而创制的文字，更成为后来世宗大王发明谚文的核心借鉴范本，两者的字形、拼法逻辑乃至功能定位，都印证着一段被淡化的文化传播史。
一、八思巴文：元帝国的“通用国书”，为拼合多民族而生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命藏族高僧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后定名“八思巴文”，并正式定为国书——这并非简单的“蒙古文字”，而是为实现“大一统”量身打造的“通用拼音文字”。忽必烈的野心很明确：用一套文字统合帝国境内的汉语、蒙古语、藏语、畏兀儿语等多民族语言，打破“语言不通、文书隔阂”的壁垒。
八思巴文以藏文“乌金体”为基础，将藏文的竖写改为横写，简化曲线笔画为方折结构，最终形成38个基础字母。其核心优势在于“拼音适配性”：既能精准拼写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如“明”拼作“ꡌꡦꡟ”），也能兼容蒙古语的卷舌音、藏语的弹舌音，甚至可用于书写梵文经文。忽必烈下旨：“凡诏旨、律令、文书，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各国文字副之”——也就是说，帝国的官方文书、军令牌、碑刻铭文，都必须以八思巴文为主体，再辅以当地文字。
这套文字从诞生起，就带着“帝国文化工具”的属性。它不仅在中原、蒙古草原推行，更随着元帝国的疆域扩张，渗透到被实控的藩属之地——高丽，成为连接元与高丽的“文字纽带”。
二、元与高丽：超越藩属的“半行省化”实控，为八思巴文铺路
元代对高丽的控制，远非传统“藩属国”的松散关系，而是近乎“行省化”的直接统治——这种深度绑定，让八思巴文得以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成为官方必用文字。
忽必烈灭宋后，将高丽视为“东征日本的跳板”与“帝国东部屏障”，通过三重手段实现实控：其一，强制联姻绑定王权。从1274年高丽忠烈王迎娶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开始，历任高丽国王必须娶蒙古公主为王后，王后（蒙古公主）掌握实权，国王废立、政务决策均需元朝点头，高丽王室彻底沦为元廷的“附庸”；其二，设征东行省直接管治。1280年，元朝为筹备第二次征日，在高丽设“征东等处行中书省”，派元朝官员任行省平章政事，直接管辖高丽的军政、赋税、造船事务——行省的军令、粮草调度文书，全用八思巴文书写，高丽官员若不懂八思巴文，连基本政务都无法处理；其三，驻军占地强化渗透。元朝在高丽本土驻兵2万余人，在济州岛（当时称“耽罗”）设“耽罗军民总管府”，派驻蒙古骑兵屯垦牧马；对马岛更是成为征日军的前沿基地，岛上文书、军寨标识均以八思巴文为主。
从1270年到1368年元朝灭亡，近百年间，八思巴文始终是高丽官方的“必修文字”。高丽朝廷设“通文馆”，专门教授八思巴文；地方州府的公文、驿站的传令、甚至与元朝的朝贡文书，都必须用八思巴文起草——这种“强制使用”，让八思巴文的字形结构、拼音逻辑，深深烙印在高丽士大夫与底层官吏的认知中，为后来谚文的创制埋下了“种子”。
三、谚文：脱胎于八思巴文的“朝鲜文字”，而非“月影造字”
1443年，朝鲜世宗大王李裪颁布“训民正音”，即后世的韩文谚文。韩国史料多渲染“世宗观窗栏月影、仿天地人三才造字”的传说，但《朝鲜世宗实录·训民正音序》中却留下了关键线索：“（谚文）字形仿蒙古字（即八思巴文）之制，音韵仿中国之韵”——这句话直接承认了谚文的“借鉴源头”：字形学八思巴文，音韵学汉语拼音。
世宗大王创制谚文的背景，与八思巴文如出一辙：当时朝鲜半岛使用汉字，但汉字复杂难学，普通民众、士兵多为文盲，亟需一套简单易懂的拼音文字。而八思巴文作为“元帝国遗留的官方文字”，早已在朝鲜半岛流传近百年，其“字母拼音、横写书写、适配多音节”的优势，自然成为世宗最直接的借鉴对象。两者的相同之处，绝非巧合：
其一，字母结构高度相似。八思巴文的核心字母，几乎被谚文简化后直接沿用：八思巴文“ꡃ”（发“b”音，字形为“半圆+竖”）→ 谚文“ㅂ”；八思巴文“ꡄ”（发“p”音，字形为“半圆+竖+横”）→ 谚文“ㅍ”；八思巴文“ꡊ”（发“l”音，字形为“竖+横折”）→ 谚文“ㄹ”。甚至八思巴文“曲线改直线”的简化逻辑，也被谚文继承——两者都摒弃了汉字的方块结构，以简单的横、竖、斜、半圆笔画构成字母，普通人几天即可学会书写。
其二，音节拼写法完全同源。八思巴文以“字母组合拼音节”，一个音节由“辅音+元音”构成（如“ꡤꡦ”拼“ji”）；谚文同样采用“音节块”拼写法，每个音节由“初声辅音+中声元音+终声辅音”组成（如“지”拼“ji”），两者都是“以字母拼语音，而非以字形表字义”，彻底摆脱了汉字的表意束缚——这种拼写法，在当时的东亚文字体系中，仅有八思巴文能提供成熟范本。
其三，功能定位一致：为“扫盲”与“统一沟通”而生。八思巴文是为解决元帝国多民族沟通难题，谚文则是为解决朝鲜半岛“汉字难学、民众文盲多”的问题；两者都以“官方推广”为手段，试图让文字从“士大夫专属”走向“全民通用”——世宗大王甚至亲自编写《训民正音解例本》，用通俗语言讲解谚文拼法，这与忽必烈推广八思巴文的逻辑如出一辙。
结语：被文化叙事淡化的传承，却藏在字母的笔画里
韩国后世对“谚文起源”的叙事重构，更多是出于强化民族文化独立性的需求——毕竟，承认“借鉴元帝国的八思巴文”，意味着要直面高丽被元朝实控的历史。但史实不会因叙事而改变：八思巴文作为元帝国的国书，随近百年的实控统治传入高丽，其字母结构、拼音逻辑、书写方式，为世宗大王创制谚文提供了最核心的范本。
从八思巴文的“ꡃ”到谚文的“ㅂ”，从“蒙古新字”的通用理想，到“训民正音”的扫盲实践，两者的渊源不仅是文字的传承，更是一段东亚帝国与藩属之间，文化渗透与本土化改造的缩影。那些看似相似的字母笔画，正是这段被淡化历史的最佳见证——八思巴文未完成的“多民族通用”使命，在朝鲜半岛以谚文的形式，实现了本土化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