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民国二年，江苏宝山。

一个年轻学徒死了。死在一片棉花地里，死在两个女人身边。


消息传开，整个上海滩炸了锅。不是因为死了人，而是因为——凶手是两个女人，而她们被指控“强迫”了一个男人。

这案子，逼着所有人面对一个从没想过的问题：女人，也可能成为“强迫”的一方吗？

棉花地里，他成了猎物

宝山某镇，有周姓姐妹。姐姐周凤宝，妹妹周凤蓉。虽是村姑，却生得丰致嫣然。但天性风骚，时与乡间无赖厮混。

某年秋初，姐妹俩在棉花田里摘棉花。镇上酒坊的学徒李甲，挑着一担米酒从田边路过。

姐妹俩喊住了他。三人喝起了米酒。酒劲上头，推推搡搡之间，发生了肢体冲突。夕阳西沉，金风送爽。李甲因过度消耗体力，当场昏厥，后经确认死亡。

巡逻的警察恰好经过，姐妹俩手足无措，当场被带回警所。

县长犯了难：法律里根本没有这一条

案子送到宝山县。知事张某犯了难。

如果是男人强迫女人，法律写得清清楚楚。但女人“强迫”男人？翻遍法典，没有这一条。

当时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强奸罪的定义是“对于妇女以强暴、胁迫……”，犯罪主体只指向男性。法律根本不承认，女人可以成为施害者。

但死了人。不对姐妹俩做点什么，法律的威严在哪里？

知事思来想去，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判决：周氏姐妹以奸非致李甲死亡，犯过失杀人罪。同时认定李甲也有“贪欢情节”，减等治罪。

姐妹俩一听不判死刑，认了。

案子本该到此结束。但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曹汝霖：两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强迫一个男人？

曹汝霖，民国第一大律师，律师证编号001。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骂“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家。

但论做律师，他确实是一等一的能人。

他听说这案子后，逢人就说：“贵地岂无人知法律者耶？ ”这话传到周家亲戚耳中，亲戚找上门来，恳请曹汝霖为姐妹俩辩白。曹汝霖慨然应允，分文不取。

他为周氏姐妹写的上诉状，后来被收入法律出版社的《法律文书情境写作教程》，成为中国法律文书写作的经典范本。

曹汝霖的辩护逻辑，核心只有一句话：

“本案李甲的死亡确属‘以奸毙命’，但关键不在于女子强迫男性是否构成犯罪，而在于李甲是否是被周氏姐妹‘强迫成奸’。” （引自《刀笔菁华·奸非致死之辩诉》）

他提出了两个致命论点：

第一，周氏姐妹都是弱女子，“既无强迫求奸之能力，又无致人死地之要素”。 如果李甲不自愿，两个女人怎么可能强迫得了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

第二，李甲已经死了，案发现场没有目击证人。 姐妹俩一口咬定李甲是自愿的，这就是“死无对证”。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根本无法证明存在“强迫”行为。

既然没有强迫，那就不是强迫，而是和奸。和奸，无罪。

大理院的批示：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江苏省高等法院听完曹汝霖的辩护，也拿不定主意。案子继续往上呈报，一直到了北洋最高司法部门。

最终的结果是：

“此案法律无明文，不为罪。”

周氏姐妹被无罪释放。

这个判决在中国法律史上留下了极为特殊的印记——它不是因为“认定没有犯罪事实”而判无罪，而是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这种行为是犯罪”而判无罪。

换言之，法院承认了“女人强迫男人”这件事可能存在，但当时的法律，管不了。

一百年后的追问：法律空白，还是性别偏见？

这案子当年轰动上海滩，不是因为案情离奇，而是因为它戳中了一个从未被正视的盲区。

在传统的法律框架里，男人永远是“施害者”，女人永远是“受害者”。 一旦角色反转，法律就陷入了失语。

曹汝霖的辩护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内无懈可击。但他那句“弱女子怎么可能强迫男人”，恰恰暴露了另一种偏见——它用一个性别刻板印象，掩盖了一个法律空白。


周氏姐妹是被释放了。但那个死在棉花地里的李甲，他到底是不是自愿的？没有人再追问。

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法律已经明确承认，女性可以成为性犯罪的共犯或间接正犯。但“女人强迫男人”这件事，在公众认知里，依然是个笑话。#民国##近代##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