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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制到常设据点,日本把军事研究搬进校园,这比加军费更危险

目前日本高校军事研究领域的关键变化,不体现在项目申请数量的大幅增长上,而是和一个尚未落地的常设机构有关。2026年度“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收到大学及相关机构提交的申请共291份,四年前这一制度的申请数量只有28份。
这组数字的增长幅度比较明显,目前更值得审视的是日本政府已经确定的下一步安排,日本政府计划在2031年之前,在高校和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内部设立常设性军事研究据点,据点的主攻方向是人工智能与宇宙技术的装备应用,相关工作在2027年度就会进入预算安排和公开招募阶段。

我认为,这一步动作比增加军费更危险,原因在于它会改变相关主体的退出成本。单一一笔拨款可以随时停止,设置在校园里的常设机构一旦投入运转,机构配备的人员、相关设施、对应的经费渠道和固定评估周期会形成组织惯性,撤销这类常设机构的代价,要远远高于砍掉单个年度项目的代价。日本现在正在推进军事需求对接方式的转变,把大学预算表上可增可减的军事需求类条目,变成校园里有固定场所的常设单位。
安倍时期启动的竞争性资助机制,已经让相关参与方在项目制运行下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这套机制的运行方式为防卫省划定研究方向,大学团队上报对应课题,通过评审后即可获得经费,研究周期结束后完成结账流程。
2017年日本学术会议曾发表声明,继承1950年和1967年“不从事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立场,要求各机构针对涉军研究的伦理适当性建立对应的审查制度。在该声明发布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大学层面的相关申请数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相关情况的转折出现在经费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日本国立大学运营费交付金的削减幅度超过一成,叠加日元贬值、科研成本上升等因素,过去十年间官方拨款的实际购买力缩水幅度至少达到一半。

同一时期,“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的预算规模从最初的3亿日元,增长到2026年度的129亿日元。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中岛哲彦提出判断,在这样的财政条件下,防卫省提供的资金对研究人员存在比较大的吸引力。实验室负责人面对的现实条件比较具体,常规渠道拨付的经费无法覆盖设备更新和学生补贴的相关支出,防卫省提供的资金规模则在持续扩大。很多时候研究团队做出何种选择,是由实验室能否维持正常运转的现实需求决定的。
设立常设据点的相关制度意义,是把相关主体面临的选择,从“是否申请单轮经费支持”推进到“是否加入一套长期运转的研究架构”层面。参与项目制研究的主体保留了随时退出的可能性,完成对应课题之后可以回到原本的研究方向,过程中积累的设备和人员资源未必会持续留在防卫相关的研究轨道上。常设据点的设置会改变相关的退出条件。五到十年的评估周期、固定的研究设施、以该研究方向为职业发展路径的博士后和博士生培养安排,会共同形成嵌入大学人事体系与财务体系的固定安排。

日本学术会议2017年发布的声明,要求各机构建立的伦理审查制度,在项目制运行阶段主要面对的审查问题是“某个具体课题该不该接”,等到常设据点正式落地之后,审查需要面对的对象就会变成“一个持续存在的军事研究单位在校园里应当如何被对待”,这一问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没有可以直接参照的现成处理方案。
防卫省对于常设据点的相关期待并没有做过多掩饰。日经的相关报道提到,日方认为在现行研发体制下难以打造出创新性武器装备。这一表述对应的需求是获得稳定、可预期的学术产出节奏,零散的技术成果并不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常设据点要培养和产出的,是一支清楚防卫部门实际需求,并且愿意长期沿着对应方向调整自身研究路径的学术队伍。
除了校园内部的相关观察之外,还需要把这一安排和2026年日本在装备转移端完成的调整放在同一个时间框架内进行考量。
2026年4月21日,日本内阁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用指南作出修改,取消了此前将出口范围限定在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五类非战斗用途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含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装备开展对外转移。下游的装备出口闸门正在逐步放开。上游设置的常设据点,负责让人工智能、宇宙技术等处于装备研发早期阶段的基础研究获得持续的组织依托。

防卫省另外设有一套“先端技术桥接研究”机制,相关功能是把早期阶段的研究成果向装备开发环节传递。常设据点负责提供稳定的上游研究供给,桥接机制承担中间环节的传导功能,出口规则的调整打开了末端的转移通道,这一完整链条不再需要每个环节都进行临时搭建。如果一项在大学实验室产生的感知算法或者通信技术,经过这套流程进入到对外转移的装备系统当中,其带来的安全外部性就不会只局限在日本国内的学术政策范畴内。相关的能力收益由日本及其合作方获取,由此带来的安全环境参数变化和对应的应对成本,需要由整条链条下游涉及的所有行为体共同承担。
常设军事研究据点的设立,从组织形态上把大学重新放置在防卫需求的长周期牵引之下。神户大学在2017年曾由时任校长明确表态,禁止学校参与该防卫省资助制度,2026年该校现任校长解除了这一禁令,学校教职员工会随即发表反对声明,指出学校在迈向军学一体化的道路上已经踏出一只脚。
名古屋大学1987年制定的《和平宪章》中明确写明“不从事以战争为目的的学术研究与教育”,2026年该校首次有相关项目获得防卫省资助批准之后,教职员工会向校长提交相关文件,要求学校重新审议接受防卫省经费的行为是否符合宪章精神。这些来自校园内部的抵制情况说明,目前相关的制度惯性还没有完全形成,调整的窗口仍然存在。
常设据点的设计目标,恰恰是要让这类抵制行动在未来面临更大的困难。当军事研究成为大学校园内拥有固定办公场所、固定经费渠道和固定职业发展路径的常设存在,对相关内容提出反对,就不再是对单个项目的质疑,而是会变成对已经落地成型的组织安排提出挑战。

增加军费带来的改变,是当年的军事能力清单出现调整。设立常设据点带来的改变,是未来二十年里由哪个主体来定义值得研发的装备方向,由哪个主体来培养能够定义这些方向的研究人员。日本把军事研究从项目制的临时合作接口转移到校园内的常设据点,实质是在装备研发的最上游植入一个可以长期运转的需求发生器。
这个发生器一旦正式启动,相关产出不会只停留在论文和报告层面,会沿着桥接机制和出口规则设置的路径向下游传导,最终进入地区安全环境的相关参数当中。校园里那栋还没有开始建设的常设据点建筑,比预算表上列示的任何一个数字都更难被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