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在百日维新运动中创建的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创立时由梁启超拟定的办学章程中，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且是全国教育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实际上具有了原来国子监的性质。

所以说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除京师大学堂外，统管全国教育，相当于后来的教育总长。

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京师大学堂停办。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迫于时变，维新之论复起”，清政府于是宣布逐步废除科举制度，兴办现代学堂。

1902年1月10日，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湖南长沙人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张百熙受任以后，苦心孤诣，殚精竭虑，为办好京师大学堂倾尽全力。

他认为办教育，首要在人才，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任”，为请“桐城派”名家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张百熙以从一品大员身份，不惜“跪请”吴出山（“跪请”一事虽《北京大学校史》上有记载，但向来有争议，主要分歧在〈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中的“拜”是否一定是“跪”的意思。反对者以为“跪”是“拜”的诸多词义之一，但不一定就是“跪”，因此不能确认正史中有明确“跪”的记载。笔者以为，张百熙虽说是封建官僚，却属“洋务派”，颇为开明，又加上求贤若渴，不一定拘泥于封建礼法，“跪请”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张百熙还聘请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严复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林琴南）为副总办，孙诒让、蔡元培等为经史教习。

张百熙非常重视西学教育，外籍西学教习里也是人才济济。

为引进西学，张百熙还通过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13所学校的课程、书目，作为编定京师大学堂课程、教材的参考和依据。

1904年，京师大学堂选出47名优秀学生派往外国留学，这是京师大学堂、也是我国大学历史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清末统治者倒行逆施，革命风潮四起，京师大学堂学子出于爱国热情，响应革命，清政府于是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和管理。

做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对学生的爱国活动，采取默认的态度，引起慈禧太后的极大不满。

但张百熙以年迈之身，左支右绌，苦力支撑，终于使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

1907年张百熙去世时，“旧日师徒会祭者，皆痛哭失声”。

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重建时期为管学大臣，所掌款项甚巨，但为官清廉，死后家无余财。

张去世后，他的门人弟子筹银七千两，本想为张铸一铜像，后因其家“饘粥不继”，就没有铸像，而是将这笔款子存在一家京号里生利息，接济其家人的生活。

但不久后这家钱庄倒闭，这笔钱也就没有了。

张百熙去世后，挽诗有五十多首，京师大学堂挽联：“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私淑女者，先后属公门，咸欲铸金酬范蠡；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艰难值时事，不堪赋鹏吊长沙。”

唐绍仪与张百熙时有互相攻讦之事，唐绍仪挽联：“好我同车，太息蔺廉成往事；断金攻错，谁知韩范本交亲。”前面将自己与张比作廉颇、蔺相如，有自夸之嫌，后面也有致歉、钦佩之意。

林琴南挽联：“以培植英贤为己任，仰酬皇帝殊知，忆扈跸西行，四扇潼关开晓日；舍零星图史无余财，可想我公贫况，送铭旌南下，一江湘水动悲风。”

“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民国时期历任校长保护学生爱国热情及爱国行动的精神基因，在张百熙时代便已奠基，是名副其实的“北大之父”。

张百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无论学识人品，更是古往今来士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