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者，儒家伦理学与宗教、哲学的关系。

宗教的要素主要包括对超人间力量的信仰、宗教仪式、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神庙、特殊的宗教感情以及道德规范体系。

儒教不是宗教，因其缺乏宗教要素。东西方有人将儒教看作宗教，是不恰当的，尽管儒教带有宗教色彩。肯定儒教是一种宗教的人，也承认儒教是道德宗教、人文教。民众造圣贤而不造神灵，孔子是人，不是宗教神，他得到的封号是“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敬天，自己就不信神，“敬鬼神而远之”。道教敬奉的太上老君神，延请道家哲学创始人李耳担任，神格被人格化。

儒家伦理学不是哲学。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斯·韦伯说：“儒家文化不是实学，而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儒教与道教》）

孔子不是从研究自然科学着手研究客观世界，而是从人出发，从研究人着手从而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治、文学，皆属于人文社科领域。

儒学是伦理学而非哲学，伦理学侧重于人类社会关系的梳理安顿，哲学侧重于自然科学的概括抽象。古代小农经济社会分散，强调大一统的社会管理，故伦理学被推崇。小农生产科学基础薄弱，故影响到哲学的产生。

二者，儒家学说的现代转型。

现代化是动态过程，指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制度革新等手段推动社会转型的具体实践；属于社会学经济学范畴，侧重量化指标或制度设计。

现代性是静态特征，指现代化完成后社会呈现的稳定属性，如民主、科学理性、全球化等文化价值观；属于哲学文化领域，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或文化冲突。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描述社会转型的核心观念，二者既有本质区别又存在深层联系。现代化催生现代性，现代化是手段，现代性是结果。

儒家学说可以进行现代转型，因其本身具有现代内涵。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理念，本质上是一种强调同理心与社会和谐的人文哲学。孟子“性善论”与“民本思想”中蕴含的平等意识与现代政治中的公民精神存在潜在共鸣。孔子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耶稣的黄金法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及全球的伦理价值观高度契合。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东西方哲学的关联，表现在亚里士多德、佛陀、孔子的美德伦理。”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智慧、佛陀的中道观、孔子的仁学体系存在共通性。儒家学说的精神内涵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儒家的历史局限。 传统儒学依托科举制、宗族制度、官僚体系构建的社会，时过境迁，原社会生态不复存在。

随着社会发展、理性化进程，与儒家的某些理论相对应的概念出现新质化，如民本思想与民主制度、礼治与法治、差序格局与平等观念。

新儒家试图通过“创造性转化”调和传统与现代，面临双重困境：既需剥离礼教成分（三纲五常），又要保留伦理内核（仁爱思想）。

文化学者陈浩武《为什么中国比日本更难完成现代化转型？》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放弃儒家文化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是轴心文明国家。轴心文明国家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当面对现代转型的时候，这种文化传统可能又成为一种包袱，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

三者，秦至清的社会形态。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左转·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指封邦建国，捍卫周王室。《荀子·儒效》载：“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周灭商统一天下后，周天子将土地分赐兄弟、亲戚、功臣及前帝王之后，在封定区域内建立邦国。诸侯国内分封卿大夫，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逐级分封结构。

秦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说：“中国封建时代开始于商周时期，而在秦始皇施行‘郡县制’之后就结束了。”

秦至清是封建社会的说法，起源于清末严复对西文的翻译。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商周）和封建社会（战国至清）。郭沫若认为封建阶级等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是封建社会。

秦至清的历史，人们或称封建社会、或称郡县制社会、或称传统社会、或称古典时代，…… 定义种种，莫衷一是。“封建”概念在学术意义上和一般社会用语意义上的混乱，导致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混乱。历史期待正名，人们也期待为众人和后世所接受的明确概念。

为解决困惑，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进行清理总结。《秦至清中国社会形态刍议》一文中，冯天瑜教授认为将秦至清称为“封建社会”存在名实错位，提出应称其间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观点，推动了历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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