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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未派代表参会,巴总统力挺中国,台下掌声雷动

安塔利亚的会场里,美国联邦政府的位置是空的。不是暂时离席,不是迟到,是国务院提前确认不派人来,连一个记录员都没有。



连续第二年如此。去年在贝伦,特朗普政府连便条记录员都省了;今年更进一步,美国已经启动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程序,把“不玩”写进了法律动作里。

但这把空椅子并没有让会场安静下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带着自己的代表团来了,十九名民主党国会议员排在议程表上,准备在十四号到十六号之间走进安塔利亚的谈判区。



他们不是官方代表,没有资格参与正式文本磋商,只能在边会和外围活动里发出另一种美国声音。纽森在出发时把话说得很直:特朗普是暂时的,加州跟世界的合作关系不是。

我的判断是,这种“联邦退场、地方补位”的局面,表面上是美国气候外交的断裂,实际上却把美国谈判信用最脆弱的一面暴露给了所有人看。推理很简单:气候协定不是四年一签的贸易合同,它的履行周期以十年计。



一个联邦政府今天签、明天退,州长和议员再热情,也无法替华盛顿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在计算“谁还值得一起搭桌子”的时候,看的是那把空椅子,不是旁边站着的人。

巴西总统卢拉在会场里做了一件在很多外交场合显得“不合时宜”的事。他重提了2009年哥本哈根的那场争论,把当年美西方试图把“环境治理不善”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的旧事翻了出来。



然后当着一屋子民间团体和代表的面问:你们经历了两百年工业革命,污染了地球两百年,这笔债打算还吗?不还,凭什么要求中国。

掌声响得很实在。不是礼节性的拍手,是亚非拉代表压了很久的那口气找到了出口。



卢拉不是第一次替发展中国家说这种话,但这一次的力道不同。哥本哈根过去十七年了,气候谈判的议程从“谁该减排”慢慢滑向“谁该出钱”,而钱的流向和条件,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最敏感的地方。

卢拉把旧账翻出来,不是在纠缠历史,是在指出一个至今没有被纠正的结构:规则由历史上排放最多的人制定,代价由排放最少的人承担,而承诺的补偿迟迟不以发展中国家能接受的方式落地。



本届COP31的主题是“落实”,但落实最先卡住的地方不是承诺的金额,是承诺的形状。发达国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承诺每年一千亿美元,后来在COP29上又把目标推到每年三千亿美元,路径写得清楚,时间表也画好了。

经合组织的统计说,2022年气候资金达到了1159亿美元,2023年和2024年继续上升到1328亿和1367亿,数字看起来在靠近目标。



但打开结构看,另一幅图景就露出来了。2024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公共气候资金里,贷款占67%,赠款只占29%。

非洲国家组的谈判代表说,流向他们的气候融资中,超过一半已经开始以债务形式出现,而非洲国家的借贷成本平均在13%左右。



这意味着一个已经在债务压力下的国家,为了修一道防洪堤或者换一套灌溉系统,要再借一笔商业利率的债。气候融资的名义在增加,受援国的资产负债表却在恶化。

中国代表团在会场上的立场把这个矛盾摆得很清楚: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减排,并且兑现资金承诺;如果资金不到位,或者以贷款为主、赠款稀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贡献目标写得再漂亮也落不了地。



韩正在领导人峰会的发言里重复了同一个逻辑: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是一个修辞,是谈判的基线。

气候融资的真正瓶颈,不是富国愿不愿意多掏钱,而是它们愿不愿意接受“赠款和优惠融资必须成为主体”这个前提。



推理链条是清晰的:只要公共资金以贷款为绝对主体,气候行动就会从“全球公共品投资”退化成“受援国的新增负债”。

一个负债国在还款和韧性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它大概率会选还款,因为违约的代价是即时和确定的,而气候灾害的代价是概率性的。只要融资结构不翻转,金额再往上加,也只是把债务的雪球滚得更大。



美国联邦政府的缺席当然刺眼。一个历史累计排放最大的国家,在气候谈判最需要连续性的时候把椅子撤了,德国新气候研究所的专家说得直白:美国退出之后,没有其他主体能补上这个缺口。但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会场里的裂缝不止一条。

澳大利亚在主持谈判,同时自2022年以来批准了三十八个新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英国一边准备重申气候承诺,一边批准北海天然气田投产,并从能源相关项目里削减了超过三十亿英镑的资金。



卢拉在领导人峰会的开场白里说了一句很冷的话:气候危机已经从G7和G20的讨论里消失了,大家现在谈的是武器和关税,不是下一代的生存。

这些事实摆在一起,指向的问题比“特朗普退群”更深。COP机制的生命力从来不取决于有没有一份完美的最终文本,而取决于参会各方是否相信这个场合仍然能产生有约束力的行动。



当最大的排放国之一用缺席来表达轻视,当主持谈判的国家用“出口排放不计入本国清单”的核算规则来回避责任,当资金以贷款的面目涌向最需要赠款的国家,会场里的掌声和空椅子之间的反差,就不再是一幕戏剧,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信用消耗。

如果连续两年不派官方代表团成为可以接受的政治常态,如果地方官员和民间团体的到场被用来填补联邦留下的合法性空洞,那么下一次某个其他国家选择不出席时,它只需要说一句“美国也这样”,门槛就消失了。



气候多边主义的韧性,不在于它能承受一次冲击,而在于它是否还愿意把“不出席”当作一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来对待。

安塔利亚的掌声证明会场里还有人在乎,但那把空椅子旁边的沉默,正在测试这套机制还剩多少自我修复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