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红卫，今年二十三岁。
名字是我爹临死前给起的。他说六九年了，外头都在喊红卫兵，给儿子起个红卫，往后走哪儿都抬得起头。
可我爹没料到，我这名儿是红了，日子还是黑的。
我们赵家湾在湖南中西部的山坳里，全村三百来口人，靠一百二十亩水田过活。我家成分是雇农，听着硬气，实际上三代人没穿过一件新衣。我爹我娘隔一年走一个，留给我两间漏风的土坯屋，一屁股合作社贷款，和一身打了三层补丁的旧棉袄。
到七〇年冬天，我在光棍汉这条道上，已经走到头了。
湾里跟我一般大的，娃娃都能打酱油。人家再穷，爹妈还能凑两斤红糖、一块粗布，托媒人去说亲。我呢？媒人一听说赵老幺家那个红卫，扭头就走。
我不怪人家。我自己也摸过兜里，全是茅草。
湾里的后生见了我，爱拿我打趣。他们说，红卫啊，你这名儿起得响，怎么连个婆娘都红不上身？旁边的人就跟着笑。
我跟着嘿嘿笑两声，扛起锄头就走。
笑多了，我自己也信了，我这就是个光棍命。
白天在队里出工，挣十
我常常坐在门槛上抽烟，看着回水湾那边的天一点点黑下来。
我想，人这一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
我们湾里有户人家，比我还抬不起头。
姓罗，罗文轩。原先在村小教书，毛笔字写得一手好字，解放前还在国民党乡公所挂过三个月文书。文革一翻，这三个月成了历史反革命，帽子一戴，成了大队挂号的五类分子。
他老婆六六年咳血走了，留下一个女儿，叫罗秋莹。
罗秋莹今年也二十三岁。
这女人，我从小看到大。她爹教书那会儿，她穿得比谁家闺女都齐整，两条粗辫子乌溜溜的，眼睛像山里的泉水。可自打她爹戴上那顶帽子，湾里人见了她家，都绕着道走。
到了二十三岁，别说嫁人，连个上门说闲话的男人都没有。
谁敢娶？娶了她，就是娶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往后分粮、派工、娃参军入党，全得受牵连。湾里的后生私下说，罗秋莹长得再俊，那也是糖衣炮弹，谁碰谁倒霉。
我听了，只当没听见。
七〇年腊月初八，下了场大雪。
队里放了两天假。我揣了两个烤红薯，扛着锄头，绕到后山自留地边上。说是自留地，其实就是山洼里一块开出来的荒坡，三分地，偷偷种了点红薯和白菜。
雪压在红薯藤上，我扒开雪，顺着藤往下刨。
地不算肥，可红薯结得结实。我刨了小半篓，正准备走，脚边又滚出几个大个的。我捡起来掂了掂，心想：反正回去也是一个人煮了吃，多这几个不多。
刨红薯这活，手冻得跟红萝卜似的。我哈了口气，搓了搓手。
我爹以前冬天也带我来这片坡地。他说，红卫啊，人勤快点，地不会亏你。后来我爹走了，这片坡地就荒了两年，我才又偷偷开出来。
雪一点点落，落在我后脖子里。我直起腰，望了一眼山下面。
山下面就是赵家湾。几十户人家，烟囱都开始冒烟了。
只有湾口那一间，没烟。
我把篓子塞得冒了尖，往肩上一挎，顺着山路往回走。
下山，必经罗家那间老屋。
那屋在湾口回水湾边上，原先风水最好。可自打罗文轩成了五类分子，屋顶的瓦缺了好几块也没人敢帮他修，远远看去，就像一只蹲在雪地里的老鸦。
我走到他家阶基下，抬头看了一眼。
烟囱没冒烟。
大冷天，烟囱不冒烟，这日子是怎么过的？
我脚步没停，装着没看见。
五类分子家，我一个雇农出身的光棍，大半夜挎着一篓红薯从人家门口过，这要被人瞧见，明天大队就得开我的会。
可我刚绕到屋后，就听见窗纸里传出声音。
先是一个女人的咳，咳得撕心裂肺。再是一个男人哑着嗓子说：秋莹，莫咳了，睡吧。
那是罗文轩。
罗秋莹的声音传出来，带着哭腔：爹，家里一根硬柴都没了。你这哮喘，再不烤点火，人就要烧傻了。我明天进山砍点。
你一个姑娘家，进山？罗文轩咳了两声，你摔死在沟里，我这把老骨头谁埋？
那也总比冻死在屋里强！
我靠在屋后土墙上，手里攥着那篓红薯的绳子。
雪还在下，落在我脖子里，凉得我一哆嗦。
我想起我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老幺，人活着，比
我站了一袋烟的工夫，转身，绕回罗家正门。
我把那篓红薯放在阶基上，想喊一嗓子，又怕惊动了隔壁。
正犹豫，门吱呀一声开了。
罗秋莹站在门洞里，手里举着半截松明子。火光从下往上照着她的脸，我看见她眼睛红肿，辫子散了一半，棉袄袖口露出棉花。
她先是吓了一跳，往后缩了半步。
等看清是我，她咬着嘴唇，没说话。
秋莹姐，我压低声音，我……我后山刨了点红薯，给你和罗老师拿来。
她没动。
你拿进去吧，我走了。
我转身要走。
手腕猛地被人攥住。
罗秋莹不知道什么时候跨出了门槛，一把扣住我的手腕，那力气大得不像个姑娘。她指尖冰凉，抖得厉害。
赵红卫，她说，你今晚别想走。
我愣住了。
你把东西放下就走，她眼睛直直盯着我，明天湾里人怎么说我？怎么说我爹？说我们父女俩半夜勾搭一个光棍？我罗秋莹不要脸，我爹还要这张老脸。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她一使劲，把我往门里拖。
我一个二十三岁的后生，被她一个姑娘拖着，竟没挣脱。脚跨进门槛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今晚这屋里的火塘，我是不烤也得烤了。
屋里黑得很。
她把我推进火塘边，自己转身去关门。火塘里埋着几根没烧透的杉树枝，她用火钳扒开，拨出一点红火，又塞了两根细柴进去。
火光慢慢亮起来。
我这才看清，屋里四壁空空。一张破桌，两条长凳，角落一张木板床，床上躺着一个人，是罗文轩。
他听见动静，撑着坐起来，披着一件破棉袄，连连咳嗽。
红卫？他认出我，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你……你这是做什么？
罗老师，我站起来，我就是路过，给您送几个红薯。天冷，您烤烤火。
罗文轩看了看阶基上那篓红薯，又看了看他女儿。
他眼圈红了。
秋莹，他说，给红卫倒碗热水。
没柴烧了，罗秋莹站在火塘对面，抱着胳膊，水是凉的。
罗文轩低下头，半天没说话。
火塘里的柴噼啪响了一声。
罗秋莹忽然开口。
赵红卫，我问你一句话。
我抬头。
你今年二十几？
二十三。
订过亲没？
我摇头。
那你嫌不嫌我家是五类分子？
我手里的火钳顿住了。
这话问得太直，直得我后背冒汗。我偷眼瞟她，她没躲，就着那点火光，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我咽了口唾沫，我家是雇农。
我问你嫌不嫌。
我不嫌。这话是脱口而出的。
罗秋莹忽然就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转过头去，用袖子抹了一把脸。
爹，她对着床上喊，你听见了？
罗文轩靠在床头，半天，长长叹了口气。
红卫，他说，我们家这情况，你要是肯娶秋莹，我把她交给你。你要是不敢，今晚吃两个红薯就走，我不怪你。往后这条路，是好是坏，我们父女俩自己扛。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火塘里的火小了下去。
我蹲在那儿，脑子里乱得很。
我想起湾里那些后生背地里说的话——谁娶罗秋莹，谁就是跟反革命穿一条裤子。我想起大队书记前年在会上点我名，说我立场不坚定。我想起合作社那三十块贷款，我到现在还没还清。
我又抬头看了一眼罗秋莹。
她就着最后一点火光，正拿眼睛瞅我。那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羞，就等着我开口，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等着对岸伸过来的那只手。
我想起我爹。
我爹临死前说，人活着，要知道心疼人。
我又想起刚才屋后她那两声咳嗽，撕心裂肺。
我把火钳往塘里一插，抬起头。
罗老师，我说，我娶。
罗秋莹的肩膀猛地一抖。
不过，我顿了顿，我得先跟队长说一声。明早我就去。
罗文轩没说话，只是抬起袖子，捂住了脸。
那天晚上，我在罗家火塘边坐到鸡叫头遍。
我没碰她。她也没靠近我。我们俩就隔着那堆火，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她说她小时候，她爹在村小教书，她坐在第一排，她爹用毛笔在她额头点一个墨点，说这是开蒙。
她说六六年她爹被拉去批斗，她跟着在台下跪了一下午，回家就发了一场高烧。她爹把仅有的一件棉袄盖在她身上，自己冻了三天。
她说她娘走的那年，她才十六。她娘临死前拉着她的手说：秋莹，你爹是好人，你别怨他。
我也跟她说，我爹走那年，我十九。我爹临死前就说了一句话：老幺，别学坏。
火塘里的柴噼啪响，我和她都没再说话。
两个人隔着一堆火，谁也没看谁，可我心里头那股乱，慢慢就沉下来了。
我想，这女人跟我，其实是一路人。
她说她不是没人说亲。前年公社一个副书记的侄子看上了她，可一打听她爹的成分，当晚就没了下文。
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平得像在讲别人的事。
我听得心里发堵。
鸡叫第二遍，我站起来。
我回去了。
她送我到门口。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白得刺眼。
她忽然抓住我袖口。
赵红卫，她说，你要是明早不来，我就当昨晚那堆火烧糊了我的脑子。
我来。
我转身走进雪地，背后那扇门轻轻地合上了。
第二天一早，我揣了两个红薯，先去了队长家。
队长姓王，是个厚道人。我说完来意，他盯着我看了足足一袋烟的工夫。
红卫，他说，你可想清楚了。罗文轩是五类分子，你娶了他闺女，往后你这雇工成分就不算数了。
我想清楚了。
大队那边——
队长，我打断他，我赵红卫二十三了，住两间破屋，欠三十块贷款。我不娶她，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她一个姑娘家，守着个病爹，再耗下去，人就没了。
王队长没再劝。他抽出一张纸，提笔写了证明，盖了章。
去吧，他说，公社那边我去打招呼。
腊月二十，我和罗秋莹去了公社。
没办酒，没请客。我把我爹留下的那床旧棉絮搬过去，她把她爹的木板床往墙根挪了挪。湾里来了几个老人，王队长、大队长，还有我爹从前的几个老哥们。
墙上贴了一张红纸，是罗文轩用抖得厉害的手写的两个字：成家。
罗秋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辫子重新梳过。她站在那张红纸底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掉下来。
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
我攥紧了些。
打那以后，我就住到了罗家。
我多出工。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才回来。队里分粮，我把我那份大半留给秋莹和她爹。罗文轩的哮喘，有火烤了，有热粥喝了，竟一天天缓过来。开春后，他还能帮着队里写写标语、记记工分。
湾里人一开始背后嘀咕。
有一次上工，对面田的后生故意把一担粪水往我这边泼，一边泼一边说，哟，红卫跟反革命穿一条裤子啦。
我把锄头往田里一插，盯着他看。他被我盯得心里发毛，自己先缩了。
从那以后，明面上没人敢再啐我。
可日子久了，嘀咕声也就小了。一来我出工最狠，谁也挑不出毛病；二来罗文轩毕竟是教书出身，队里谁家写个春联、给娃起个名，都得来求他。他嘴上不说，心里记着情。
到七二年，我们头一个娃出生，是个闺女。罗文轩抱着外孙女，哭得像个孩子。
七三年又添了个小子。我给小子取名叫赵念恩，念当年那一篓红薯的恩，也念罗老师没把我推出门的恩。
七九年，运动过去了。
罗文轩的帽子摘了。摘帽那天，他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下午，晚上出来跟我说：红卫，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秋莹她娘，最对得起的，就是当年那一篓红薯。
我笑了。
八二年包产到户，我们家就在湾口大路边盖了间小铺。秋莹读过书，会算账，小铺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到九十年代，我们家在湾里算是头一份。
开张那天，王队长已经退下来了，提着一挂鞭炮来放。他说，红卫，你当年那篓红薯，我就知道你没白送。
秋莹在旁边听着，低头笑。
小铺卖油盐酱醋，也卖些针头线脑。湾里的老人来打酱油，坐下来就拉家常。秋莹泡一壶粗茶，一人倒一碗。
日子就这么一盅一盅地，熬成了蜜。
罗文轩九五年走的，走的时候很安详。他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红卫，我这闺女，命硬，你待她好。
如今我和秋莹都过了六十。
小铺交给了儿子守着，我们俩搬回老屋后住。屋后那片山还在，雪落下来的时候，跟七〇年那个腊月初八，一模一样。
那天傍晚，我搬个小板凳坐在阶基上晒太阳。秋莹端了碗红薯粥出来，递给我。
我喝了一口，抬头看她。
她头发白了一半，眼角的皱纹像山坳里的田垄。可那双眼睛，还是像山里的泉水。
秋莹，我说，还记得七〇年那个雪夜不？
记得。
我那天就送了一篓红薯。
嗯。
你就把我拖进屋了。
她瞪了我一眼，可嘴角翘着。
赵红卫，她说，你少占我便宜。那一篓红薯，你以为我白要你的？我赔了你一辈子。
我笑了。
风从回水湾那边吹过来，带着点雪后的凉意。
我低头又喝了一口红薯粥。
甜的。
我这一辈子，没读过书，没当过干部，也没出过远门。
可我有个女人，从二十三岁陪我陪到六十多。
有个老岳父，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我闺女命硬，让我待她好。
有儿有女，有间小铺，有一碗甜的红薯粥。
人这一辈子，还图什么呢。
风又起了，吹得小铺的布幌子哗啦响。
秋莹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说，天凉了，进屋。
我站起来，伸出手。
她把手放进来。
还是那年雪夜，那只冰凉的手。
只是这回，我攥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