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内政经界最近出现了一场路线争论。面对经济困境和产业衰退，包括经济学家汤姆·克雷布斯和中国问题专家伊莎贝拉·韦伯在内的多位德国学者公开呼吁，德国应调整方向，借鉴中国经验。

他们提出的做法包括更强的国家主导、战略性价格管制、积极的产业政策，甚至把五年计划式的工具搬回欧洲。

然而，这种设想很快就遭到了德国主流媒体的反驳。近日，《法兰克福汇报》驻上海经济记者古斯塔夫·泰莱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小瞧了中国式资本主义》的专栏文章，直接点出了这种设想的问题。

文章认为，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在看待中国经济崛起时，存在一个认知盲区。他们习惯把中国当成一个由中央集中操控的计划经济体，想要借鉴中国那些其实就根本借鉴不来的宏观调控手段。

在欧洲政客和公众眼中，每年看到中国高层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展现出的战略布局，便以为中国的成功全靠那只“看得见的手”在发力。

但泰莱指出，这种看法高估了中央指令的作用，却低估了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来源，那就是地方分权和区域之间的竞争。

文章提到，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并不是西方人想象中的那种中央大包大揽的模式，中国各省和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实际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也正因此，在应对产能过剩等实际问题时，中央有时候还要和地方进行多轮博弈。

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和当地的经济增长是直接挂钩的。谁能把产业搞起来，谁能把新能源或生物医药基地吸引过来，谁就能在官员考核中脱颖而出。这种由地方政府带头发起的招商引资竞争，是推动中国工业产能扩张和技术迭代的重要力量。

而反观欧盟呢？欧盟的产业政策至今还卡在“要公平还是要效率”的框框里，对经济较强的成员国的扶持资金设立严格上限，生怕哪一个成员国跑得太快，用行政手段强行压制产业竞争。

另外，值得注意是，这篇文章还指出了中欧市场经济在底层逻辑上的差异。德国学者想借鉴中国的规划工具，却对中国社会的劳动强度和竞争程度缺少认识。

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比欧洲社会市场经济要高得多。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员工跳槽频繁、淘汰机制激烈这些都是常态，许多打工人因此加班时间长，享受假期少。

文章提到，许多中国大型制造企业的工人每月只有几天假，而且还要住多人间上下铺宿舍。外卖骑手在算法压力下赶时间。整个社会弥漫着“内卷”情绪，每个人都在拼命往前赶，却发现蛋糕并没有等比例放大。

相比之下，欧洲的情况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欧洲的工会强大到让解雇一个员工变得极为困难，而且失业问题还被社会舆论长期渲染成了恐怖的生存危机。住宅市场手续繁琐，普通人搬个家往往要折腾几个月。而且每到夏天，许多欧洲国家，比如德国的正式员工，还有长达数月的假期。一封“不在办公室”的自动回复邮件背后，往往就是整个职场的暂时失联。

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德国人一边享受着高福利、慢节奏、长假期的生活，一边又幻想在不付出相应代价、不打破福利保障的前提下，借鉴中国那套代价巨大的发展模式。

文章指出，如果欧洲从中国崛起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加强国家控制、限制产业竞争”，那完全就是自我安慰。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恰恰是因为中国拥抱、鼓励并利用了竞争，而不是因为限制了竞争。

当然，文章也没有回避中国体制付出的代价。它同样指出了过度竞争带来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互相攀比、补贴过度，导致某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又比如大大小小的政绩工程和地标项目，最终都成了资本黑洞。等等。但即便如此，中国依然顶着阵痛，通过不断迭代和技术升级持续向前发展，通过发展的思维去处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像欧洲那样，躺在福利保障主义的功劳簿上长期睡大觉。

这篇来自德国主流媒体的分析，实际上道出了西方世界最深的焦虑。西方在面对中国时，问题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对舒适区和既得利益的路径依赖。他们想要中国产品压倒全球的高效率，却既没有中国社会那种拼命工作、日夜竞争的劲头，也没有打破地方保护和福利壁垒的政治勇气。

把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德国学者想要借鉴的所谓中国经验、想要学习的所谓“中国模式”，其实都是经过他们自己筛选和美化后的版本。如果欧洲不肯正视自身在结构、竞争和工作态度上的全面落后，只把眼光放在东施效颦般的行政管控上，那么这场关于“如何对标中国”的痛苦讨论，到头来注定只能成为欧洲工业在大滑坡中发出的又一声无力叹息。

文 | 欧阳立祯 硕士研究生、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高级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