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潮汕，人们总会想到工夫茶的醇厚、英歌舞的激昂，或是商贸文化的精明。但回溯历史便会发现，这片南海之滨的土地，并非自始便是中原文化的“远方亲戚”。

在唐宋时期，两位关键人物——唐朝宰相常衮与宋朝宰相陈尧佐，用各自的行动与评价，见证了潮汕从“蛮夷之地”到“海滨邹鲁”的蜕变，为潮汕文化注入了绵延千年的中原基因。

唐德宗建中元年，一艘官船划破韩江的水波，缓缓停靠在潮州码头。船上下来的人，身着略显陈旧的官服，眉宇间带着几分失意，却难掩书卷气——他便是刚从宰相之位被贬为潮州刺史的常衮。

彼时的潮州，尚未有后来“岭海名邦”的盛誉，境内人口以本土粤族为主，流行着与中原迥异的图腾崇拜与民俗文化，在中原士大夫眼中，仍是“化外之地”。而常衮的到来，成为打破这种隔绝的第一道曙光。 这位出身京兆的文人宰相，仕途本是一片坦途。

天宝十四年，常衮考中进士，凭借一手锦绣文章，从记录皇帝起居言行的起居郎，一路升至起草诏令的知制诰，再到掌管礼仪科举的礼部侍郎，最终在大历十二年拜相，封河内郡公。任宰相期间，他最显著的政绩，便是改革官吏选拔制度——以“文学考核”取代此前的荐举、买官之风，杜绝了“花钱买官”的腐败现象，让无数寒门学子得以凭借才学入仕。这样一位深谙中原文化精髓的高官，被贬至潮州，对当地而言，无异于一场“文化甘霖”。

初到潮州，常衮并未沉溺于贬谪的失意，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当地最根本的短板——教育。他发现，潮州百姓多以渔猎、农耕为生，识字者寥寥无几，更遑论接触孔孟之道。于是，他下令在城内选址，兴办潮州历史上最早的官学之一，亲自挑选儒生担任教师，免费招收本地子弟入学。

据后世《潮州府志》记载，常衮办学之后，“潮人始知读书，文风渐盛”，府志中“底朝新学校，潮人有衮之学”的字句，便是对他开教化之功的直接肯定。对当时的潮州人而言，常衮不仅是一位刺史，更是一位“文化启蒙者”——他们第一次见到来自长安的高官，第一次触摸到《论语》《诗经》的纸页，第一次知晓中原大地的礼仪与文脉。这种启蒙，如同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种子，为后来潮汕文化的生长埋下了伏笔。

常衮在潮州的时间虽不长，却用教育为潮汕搭建了与中原文化对话的桥梁。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并未以“征服者”的姿态强行灌输，而是以文学为纽带，用自己的才学感染当地百姓。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常衮的文章引经据典，辞藻典雅，连“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都尊称他为“慈伯”。其作品中，《春搜赋》描绘皇家狩猎的壮阔，《浮萍赋》借浮萍抒发人生感悟，250余篇文章被《全唐文》收录，编为11卷；9首诗作如《晚秋集贤院 即是纪徐薛二侍郎》，也被《全唐诗》载入，成为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潮州任上，他时常与本地士子唱和，将中原的诗文传统带入潮汕，让“读书”从一件稀罕事，逐渐变成一种风尚。 常衮离开潮州近40年后，另一位文人韩愈被贬潮州，进一步推动了当地教化。但鲜少有人提及的是，若无常衮率先“破冰”，韩愈的文化推广或许会面临更大的阻力。正是常衮播下的文化种子，在韩愈的浇灌下，长成了参天大树。而这种文化的传承，最终在宋朝得到了中原社会的最高认可。

北宋时期，宰相陈尧佐途经潮州，看到的已是一片文风鼎盛的景象：街头巷尾有孩童吟诵《论语》，书院里的士子讨论经义，甚至寻常百姓也懂得“礼义廉耻”的道理。这位曾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大儒，不禁感叹：“潮州之俗，与周鲁无异！”在古代，“周鲁”是孔孟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原文化的精神象征。陈尧佐将潮州比作“周鲁”，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对潮汕文化的最高赞誉——它意味着，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潮汕文化已完全融入中原文化体系，不再是“蛮夷之地”，而是与中原同步的“文化高地”。

从常衮被贬潮州兴办学校，到陈尧佐盛赞潮州为“周鲁”，唐宋时期的潮汕，完成了一场华丽的文化蜕变。常衮的功绩，在于“开其蒙”——用教育打破文化隔绝，为潮汕注入中原基因；陈尧佐的评价，在于“正其名”——让潮汕文化获得中原主流社会的认可，确立其“海滨邹鲁”的地位。

这两位宰相，一位“躬行实践”，一位“慧眼识珠”，共同塑造了潮汕文化的底色。 如今，当我们在潮汕的古书院里触摸斑驳的石碑，在韩江边聆听老人讲述“唐宋八大家”的故事，或是在工夫茶的氤氲中品味“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时，或许仍能感受到常衮当年办学时的初心，以及陈尧佐评价时的赞叹。那份从唐宋时期便沉淀下来的文化自信，早已融入潮汕人的血脉，成为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