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2日晚21时30分左右，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铸造厂宿舍的一个家属院内，军子在自家的小屋内，与“发小”杨子、无业人员牛子、小五四个人“搓麻”正酣，军子眼见自己的一副牌有五对儿将牌、一副八万的杠坯子，只要再抓一个八万就是一副豪华七对儿，他睁大了眼珠子盯住上家打出牌后，伸手抓了一张牌，一看果然是八万，爽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和了，门清、提拉、无会儿、豪华七对儿。”

这时，屋门突然被打开，一股冷气扑了进来，杨子的女友小丽跌跌撞撞地进了屋。

小丽今年20岁，平时衣衫儿齐楚，光艳照人。此时不知为什么雪腮挂泪地对杨子说：“你们倒玩得高兴，我来的路上被流氓截了。”

一副好牌被搅了，军子有些扫兴，当他听说“发小”的女友被流氓侮辱了，气就不打一处来：“良乡的流氓全在这屋呢！怎么还有流氓？”

小丽一边抽泣，一边说：“我走到良乡修造厂北门……时，被一个男人拦住，把……我拖到沟里，他说：‘小妞，让我喇一下（发生性关系）！’我大声叫喊：‘来人哪！抓流氓！’一个老头跑过来问：‘出了什么事？’那个男人见有人来，吓得骑车往修造厂的南边跑了。”

杨子急了，腾地站起来说：“走！找丫去！这傻子胆子不小。”

军子从床下掏出一把匕首别在腰间，与杨子、牛子、小五、小丽几个人跑出屋骑车追出去。

路上，军子问：“那人穿什么衣服？”

小丽说：“穿绿衣服。”

在电力技校那儿见有一男青年，恰巧穿绿上衣，小五下车过去揪住就打，军子赶过去抡圆了扇那男青年一个大耳光。男青年一边挣扎，一边说：“我刚过来，为什么打我？”

小丽跑过来急忙说：“不是他！不是他！打错啦！”

军子又给了男青年一拳，吼道：“滚！”

男青年见对方人多势众，不敢说什么，捂着脸走了。

几个人来到顺义饭馆门口，军子进了饭馆，指着牛子问饭馆的伙计小刘：“你看到一个穿绿褂子，头发和他差不多的男人吗？”

小刘见事情不妙，摇着头说：“不知道！”

几个人出来准备去良乡火车站找寻。在距电力技校门口15米左右的地方，军子和一个往北骑车的男人差一点撞上。那个男人一扭车把让了过去，继续向北骑去。军子喊道：“你丫下来！”

那个人见不是事儿，向北猛蹬。军子追过去将他拽下车，他问：“干什么？我怎么啦？”

军子将他拽到小丽的身边问：“是不是他？”

小丽看后不敢确定：“有点像。”

话音刚落，军子与杨子、小五、牛子四个人揪住此人就打，这个男人一边挣扎，一边乱抓。厮打中军子的左手腕被他抓伤，军子见手腕出了血，急了！掏出刀子朝他的左肋刺去，顿时，军子感到有一股热流喷到了自己的手上，一看是热血，拔出刀又朝他屁股扎了一刀。这个男人捂着胸部蹲了下去。

杨子从地上抄起一块砖头朝他的头部欲砸，军子见从送变电站公司出来几个人，急忙拦住杨子说：“别打了，我扎了他两刀，都出血了。快跑！”几个人逃离现场。

骑车到修造厂医院附近时，军子将匕首扔在马路边的沟里骑车回到家。见女友小静在屋里，洗去手上的血迹，又骑车带着小静来到现场。

这时从南边过来一个骑三轮车的小伙子，小伙子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探身问道：“怎么了？”

受伤的男人哼哼着说：“我叫人打了，哎哟。”

军子跑过去装作热心的样子说：“赶紧抬车上送医院。”

与三轮车工人一起将伤者抬上车，来到修造厂医院，由于已是深夜，医院只有一个值班人员没有大夫。军子又装出一副热心肠：“快！送良乡医院！”跟着三轮车又到了良乡医院。

医生诊断后立即送急诊室进行抢救，军子到门口点燃一支烟静候着抢救的消息。这时见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女人，进了急诊室。军子吸完这支烟，返回急诊室见受伤的男人在痛苦的扭动，刚才进来的那个女人摁住说：“别动！叫大夫检查！”

正在这时，来了几名民警，到急诊室访问受伤的事主，见军子在旁边，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来看病的。”

军子见有些不妙，急忙和女友小静离开医院，骑车回到家中。

第二天中午，军子到医院打听消息，从一名小护士的口里得知昨夜扎伤的那个男人没有抢救过来，已经死了。吓得急忙来到杨子家，对杨子说：“昨天扎的那人已经不行了，我想远走高飞。”

杨子从身上拿出20元钱递给军子说：“我身上就这20元了，你拿着先跑吧！有什么事我顶着。”

军子接过钱，回家又拿了几百元钱带着女友小静直奔北京站，买了车票上了去新疆的火车。

房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侦查员和良乡派出所的民警接到良乡电力技校护厂队的报案后，赶赴良乡医院急诊室访问受伤的事主，此时伤者已经昏迷，大夫在紧急抢救。从他身旁看护的女人口中得知他叫马晨宝（男，19岁，良乡黄辛庄农民），女人也说不清他为何被扎伤。因马晨宝的心脏被刺破，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侦查员们根据电力技校护厂队的报案，在现场附近进行勘查、访问。北京市地毯毛纺一厂保卫科的干部廉友反映：

今天晚上21时45分，我从家出来到单位值夜班，走到良乡电力技校门口北侧路东，距技校门口有15米左右时，见地上躺着一个人，旁边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人是送变电站的小董，他说：“这人可能是喝多了。”

这时从电力技校那边有人走过来，好像是技校护厂队的。我看躺在地上的那个人身子很直，借着路灯见他下半身全是血。看样子够呛。护厂队的一个人过来说：“这人是叫人打的，用刀扎伤了，一共四个人，向北跑了。”

这时受伤的男人说：“你们行行好，扶我起来！”

小董将他扶起来，这个人就趴在我车上，没有半分钟，就又倒在地上。他自己又往起爬，爬了两次都倒下了。小董问他叫什么？

他说：“叫马晨宝。”

又问是哪的人？

他说：“是黄辛庄的。”

我叫护厂队的人看着他，与小董一起到黄辛庄通知他家属去了。等我们回来地上的那人不见了，护厂队的那个人说：“我回厂向派出所打电话报案，回来就不见这个人了。”

我们和伤者的家属先到修造厂医院，见没有人，就到良乡医院急诊室查找，在急诊室见一个20岁左右，身高1.75米左右的小伙子站在旁边，我问：“这个人是你送来的？”

他点点头。

我说：“您可做了一件好事！”我见伤者的肋间、臀部的刀口都塞上了纱布。大夫在给他打点滴进行抢救，我就离开医院回单位上夜班去了。

侦查员们找到送变电站的小董及电力技校的护厂队员进行访问，都没有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侦查一时出现了僵局。

当天晚上，杨子与小丽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父母见他们神色不对，问他怎么啦?杨子说：“没事儿！”此后一连几天，杨子的父母见他们都心事重重的样子，便对杨子进行盘问，杨子不能自圆其说，只好实话实说：“在外面打架，扎死了人……”

杨子的父母是个知法守法的人，听后知道案情重大，说服杨子、小丽二人，于11月6日带着俩人到房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投案自首。

经过审查，杨子叫杨森亚，男，21岁，良乡送变电站公司工人，住公司宿舍，1984年因盗窃被少管三年。女友小丽的名字叫刘小丽，20岁，住良乡东环南路。参与作案的其他同伙有孙茂军，绰号军子，男，23岁，无业，住良乡修造厂宿舍二区，1983年因流氓罪被判刑六年；张一牛，绰号牛子，男，25岁，1984年6月因盗窃被判刑六年，住良乡电业北路；孙俊宝，男，21岁，绰号小五，住良乡长虹北路，无业。

侦查员立即紧急缉捕，将孙俊宝、张一牛抓获，二人对参与打架一事供认不讳。唯独行凶扎人的凶手孙茂军外逃，连同他的女友冯静(小名叫小静）不知去向。

侦查员对孙茂军的住家、亲友进行调查访问，均没有发现线索。孙茂军的父亲已去世，原籍是山东省烟台市支罘区黄务村人。母亲与一个台商结婚。他是孙家的独子，上有三个姐姐，其母和姐姐对孙的去向守口如瓶，根本不配合工作。孙茂军从此失去了踪迹。此后，房山分局刑警大队曾先后四次派人到孙茂军的原籍山东省烟台市进行追捕，都无功而返。

1995年7月，房山分局良乡派出所亦派民警到烟台市进行追捕。通过在当地进行走访，辨认孙茂军的照片，一名群众反映：见过这个人，他在烟台服装批发市场卖服装。

良乡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往烟台服装批发市场。谁知阴差阳错，这个服装批发市场在一天前已拆迁，线索至此中断。

10年后，1999年7月1日，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了七八九三个月追捕在逃人员专项斗争。房山分局的领导与刑警大队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追逃”工作，将孙茂军列为分局追捕的二号重点人员，并成立了由副大队长苑广智负责，成员由安民春、郭海智等人组成的追捕小组，专门负责追捕潜逃的孙茂军。

苑广智、安民春、郭海智等人接受任务后，分析：孙茂军和女友已离家外逃10年，不可能不与家里联系，遂重新开始对孙茂军的住家进行调查访问，并三上京城对孙茂军的姐姐做工作，终于发现孙茂军曾带着冯静和孩子到北京的姐姐家来过，后离去不知去向。

在发现这一线索后，侦查员们又过深过细的对孙茂军的住家及姥姥、舅舅等亲属、社会关系进行调查访问，宣讲政策、法律。终于查明孙茂军在9月12日用手机给他的亲属来了一个长途电话，称与冯静、孩子一家三口住在山东省烟台市，孙茂军改名叫包军，冯静改名叫许佳。并留了一个BP机号码。从服务台的区号看是山东省烟台市，从而确认了孙茂军的藏身地点在烟台。

为抓捕铺平了道路。为证实这一信息的准确性，16日上午，刑警大队中队长安民春拨通了孙茂军的BP机服务台，服务小姐问：“请问您呼叫的机主姓名？”

安民春回答：“姓包……”

“是不是叫包军？”

“对！对！”

安民春见目的已达到，立即放下了电话。这一试探证实了孙茂军确实躲藏在烟台市，进一步坚定了出兵烟台追捕的决心。

17日，副大队长苑广智带领分队长郭海智二人赶到了烟台市，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配合下，查询信息后发现，BP机的机主叫包军，只有一个身份证的号码，没有住址，工作单位，再查身份证是假的，线索再次中断。

到达烟台的第二天，天空下起了小雨，苑广智和郭海智二人冒雨开展工作。经过控制信息，发现一个姓冯的女士寻呼“包军”的信息总与车辆有关。苑副大队长与郭海智二人分析，姓冯的女士应该是冯静，“包军”所从事的工作很可能与司机有关，于是二人来到烟台市车管所用微机检索驾驶证档案，共查出四个叫包军的，其中一人登记的身份证号码与“包军”BP机登记的身份证号码一致，且年龄也一致。提取照片比对，确认此人正是在逃十年的孙茂军。

孙在逃十年，头发已全白，像个50多岁的老年人。与在逃时的照片差异很大。看起来吴子胥过昭关，七天白了子胥头的故事一点不假。孙茂军因杀人在逃，整日想的就是躲避抓捕，才30出头就白了头。

遗憾的是驾驶证档案上依然没有登记住址，线索又一次中断。

经继续控制信息，又发现冯女士的呼叫，依然是与车辆有关，苑、郭二人分析孙茂军在烟台的工作很可能与司机有关，在烟台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配合下，到烟台市公交总公司进行调查。经过两天的艰苦调查终于在烟台市经济开发区小公共汽车公司查到“许佳”（冯静）在该公司租了一辆小公共汽车，行车路线是21路烟台火车站至马家（地名）。

苑副大队长立即将这一情况用长途电话向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文良大队长报告。文良大队长指示：“注意保密，不要暴露北京来人追捕。雇出租车或借车进行外线跟踪，力争发现孙的窝住地点。”

苑副大队长遵照大队长的指示，通过当地的刑警大队借了一辆当地地方牌号的汽车，于20日在火车站至马家的沿线进行侦查，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辆小公共汽车。与当地刑警大队的同志定好计谋后进行外线跟踪。

当行至收费站处，当地刑警大队的同志身着警服将此车拦住，以交通检查车辆为由，对此车进行检查。苑广智与郭海智二人上车侦查，见司机和售票员都是男的，车里没有孙茂军和冯静，为防止暴露意图，下车示意烟台市公安局的同志放行。由于与司机、售票员打了照面，不能再继续跟踪，两地的侦查员撤回休息。

21日一早，两地的侦查员继续到火车站对此车进行外线跟踪，一天内郭海智两次化装成乘客上车侦查，见司机和售票员依然是昨天的两个人，仍然没有发现孙茂军和冯静。

难道是暴露了目标？苑广智和郭海智二人分析后认为，昨天烟台市公安局拦车检查时，俩人上车侦查没有说话，并没有暴露北京口音，不会惊动孙茂军。遂决定继续外线跟踪侦查。

一直到晚上22时许，此车末班收车，开到经济开发区华山路某小区10楼1单元楼前停住，司机和售票员进入楼内。苑广智和郭海智来到对面的楼上观察，透过楼道窗户玻璃，看到1层102号的单元房内有三男一女，还有一名八岁左右的小男孩儿。其中一个白头发男人与孙茂军的特征一致，那个女人与冯静的特征一致，另两个人正是小公共汽车的司机和售票员。只见这几个人吃完饭、洗澡，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2时才关灯睡觉。未见司机和售票员出来。后来查明司机和售票员是孙茂军雇的，除发工资外还管吃管住。

22日晨，苑广智、郭海智到开发区房管所调查，查明小区10楼1单元102号的楼房是以“许佳”（冯静）的名义承租的。“许佳”与“包军”及儿子包岩一家三口在此居住。从而确认此楼房为孙茂军的窝藏地点。于是，侦查员们隐蔽在楼外守候。

中午12时许，“包军”带着儿子包岩出来到外面饭馆吃午饭，被蹲守的苑广智、郭海智扑倒在地擒获，铐上了双手。

苑广智问他：“你叫什么？”

“包军”听出是北京口音，知道是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前来追捕，感到一切都完了，只得承认道：“我叫孙茂军。”

在将他押上警车时，他问：“我不明白！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算你们走运，再过10来天，我就搬到新楼房，换了新工作，跑烟台至天津的长途车。你们就永远抓不到我了。”

苑广智驳斥道：“笑话！你就是跑到天边，也要将你捉拿归案！”

孙茂军哑口无言，低着头上了警车。

在押回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进行突审时，孙茂军对行凶杀人一案供认不讳。他供道：我外逃以后，因为我在1983年判刑时送到新疆石河子市142团场服刑，对新疆比较熟，所以就跑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郊区（距首府乌鲁木齐市25公里）躲藏，与女友冯静一起先以卖菜为生，后又卖布、做被套、开饭馆、开录像厅。在新疆住了五年，生下了儿子包岩。

后来回到老家山东省烟台市，我伪装老实，采取多请客、多送礼，广交朋友，无论到哪里都比老鼠还要机警，不敢惹事。后来托朋友做了假身份证，考了驾驶证。仍然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又托人花了几万元才让孩子上了学。有一次，儿子在学校被人欺负，跑回家哭，我对他讲了自己的事，说：“孩子！你受多大的委屈，都是爹给你造成的！你就忍下这口气，不要哭了！”

这10年来，我东藏西躲，见到警察就害怕，听到警车响就躲，不到30岁就白了头发，唉！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终于可以了结了。

至此，这个狡猾的孙茂军，在杀人外逃10年后终于被缉拿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