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生于后汉天福十二年,即公元947年。他字子明,大名莘县人。其父王祐为后周名臣,宋初知制诰。王祐曾手植三槐于庭,预言子孙必有为三公者。此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二《王旦传》。
王旦少时沉默寡言,好学不倦。他十六岁时,父亲王祐任兵部侍郎。王旦随父入京,见朝堂礼仪,心有所感。王祐对他说:“汝他日当坐此。”王旦不解其意。父亲笑而不答。后来王旦果然拜相。

太平兴国五年,王旦中进士,时年三十四岁。他初授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在任清廉,断狱公允。转运使赵昌言路过,见其治绩,大为赞赏。赵昌言回朝后力荐王旦,称其“有宰相器”。
淳化二年,王旦被召试馆职。他文思敏捷,应对得体。太宗当面称赞说:“王旦真辅弼才。”命他直史馆,不久拜右正言。王旦在馆阁数年,博览群书,与王禹偁等相切磋。他尤精历代典章制度。

至道元年,王旦知制诰。此时他已进入中枢文书系统。真宗为太子时,王旦为太子中允。真宗即位后,拜王旦为中书舍人,命他参预机密。真宗对王旦说:“朕在藩邸,深知卿忠谨。”此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咸平三年,王旦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他虽掌军政,却从不议论边将短长。真宗问陕西边事,王旦但举大纲,不指斥具体将帅。真宗奇之,问其故。王旦说:“边将亲冒矢石,臣不敢轻议。”

咸平四年,王旦拜参知政事。时寇准为相,两人政见多有不合。寇准刚直,常与王旦争执。王旦不与之辩,退而自省。寇准多次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短处,王旦却常在真宗前称美寇准。真宗对王旦更加敬重。
景德元年,辽军南侵。真宗亲征澶州。王旦留守东京,临行真宗问:“十日不捷,如何?”王旦答:“若十日不捷,请立太子以安人心。”真宗点头称善。王旦留守期间,城门晏闭如常,都民不知有警。事载《宋史》本传。

澶渊之盟后,真宗返回京城。王旦率百官迎接。真宗对王旦说:“非卿留守,朕无后顾之忧。”拜王旦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时年王旦五十八岁。他开始长达十余年的宰相生涯。
王旦为相,务行故事,不轻改法令。他每奏事,必先查阅祖宗旧制。真宗问当世急务,王旦说:“选官、理财、安民三事。”真宗深以为然。王旦又请增置谏官,以广言路。他说:“宰相不专,则言路通。”

大中祥符年间,真宗热衷天书封禅。王旦心知其非,却未敢明谏。真宗问王旦可否封禅,王旦沉默良久,说:“陛下圣德,天瑞自至。”真宗大喜。事后王旦郁郁不乐。此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
真宗欲行封禅,王旦本心反对。真宗召王旦饮宴,赐酒一樽,说:“归与妻孥共饮。”王旦回家开樽,见满樽珍珠。他明白真宗之意,从此不再谏阻封禅。这份无奈,史家多有批评。明人李贽说王旦“以珠易节”。

王旦晚年常为此事悔恨。他对家人说:“吾一生无大过,唯不谏天书一事,有负国家。”病中每提及此,辄叹息。这份自责,见于《宋史》本传。王旦并非曲学阿世之人,只是真宗固执,他无力挽回。
寇准罢相后,王旦独相多年。他选拔人才,不遗余力。凡有人才,王旦密记其名,量才推荐。真宗问可用之人,王旦常举荐寇准。真宗说:“寇准刚愎。”王旦说:“寇准气节过人,可当大任。”

寇准在地方任职时,曾求王旦推荐自己。王旦正色拒绝。后真宗问谁可复相,王旦独荐寇准。寇准复相后,入见真宗。真宗说:“非王旦,卿安得在此。”寇准始知王旦胸怀。此事见《宋史·王旦传》。
王旦生活俭朴。他不置田产,不营私第。真宗赐宅第,王旦辞让不受。他说:“先人旧庐,足以庇风雨。”家人衣服朴素,出入无排场。王旦对子弟说:“吾家世以清白传,尔等不可破家法。”

王旦有孙名王素,以荫补官。王旦告诫说:“汝以祖荫得官,当思自立。”王素后来官至工部尚书,不坠家风。王旦家训极严,子弟不敢以势欺人。同乡有侵占王家田地者,王旦不许家人追究。
王旦娶赵氏女,夫妻相敬。夫人曾买一侍妾,王旦见后说:“吾年老,无须此。”遣送还家。夫人欲为子弟求官,王旦说:“子弟当由科举正途,不可私请。”终不许。这些琐事,见《涑水记闻》。

王旦与弟王旭极友爱。王旭有才名,但早卒。王旦抚养其子女如己出。他常对家人说:“吾弟若在,位当在吾上。”王旦推荐侄儿王质为官,却不让亲子在朝中占要职。这种家风,为时人称道。
天禧元年,王旦病重。真宗亲临其家探望,问以后事。王旦说:“臣无他言,唯请早定太子,以固国本。”真宗含泪点头。又问谁可继相,王旦说:“寇准可。”真宗不悦,王旦默然。此对话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王旦弥留之际,遗书真宗,劝其节俭爱民,勿信方士。真宗读后动容。天禧元年九月,王旦卒,年六十一。真宗辍朝三日,亲临哭奠,赠太师、尚书令,谥文正。宋人评价此谥当之无愧。
王旦死后,真宗想起他生前谏言,多已应验。常对左右说:“王旦在日,朕有所失,必婉言相谏。今不复闻此言。”真宗晚年宠信王钦若、丁谓,朝政渐坏。益发追念王旦。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王旦无子嗣,以兄子王素为后。王素官至工部尚书,以正直著称。他对真宗说:“臣父临终,唯以不谏天书为憾。”真宗愧然。王旦虽未明谏,但临终遗表实有规劝。这份迟到的谏言,是他最后的补救。
王旦一生谨慎,从不在人前发怒。有近侍以墨污其衣,王旦笑说:“吾正欲新衣。”门客失手碎其砚,王旦说:“此砚本有裂。”其宽厚如此。但遇到原则问题,他并不退让。他不荐私人,不议边将,却力主立太子。

王旦的为相之道,看似平淡,实则极难。真宗晚年迷信天书,王旦不能阻止,却竭力维持政事不乱。他选拔寇准,约束子弟,推荐贤才。宋人将其与李沆并称,认为李沆识大体在前,王旦持重在后。
宋人评价王旦,多说“守成良相”。他不似范仲淹锐意改革,也不似王安石变乱法度。他在真宗一朝,维持国家稳定,选贤与能,使朝政大体清明。这份看似无奇的功业,恰是宰相最难做到的。

王旦谥文正,与李昉不同。李昉以总纂类书、文化贡献得谥。王旦以持重守成、荐贤自守得谥。两人皆无惊人事功,但皆德量过人。宋代文正公的标准,在宋初已经确立,德优于才,守正重于开拓。
王旦手植三槐的故事,成为后世王氏家族的骄傲。苏轼作《三槐堂铭》,称王旦“相真宗,天下以无事者二十余年”。这个评价极高。真宗一朝,辽宋休兵,国内安定,王旦居功至伟。他虽未阻止天书,却守住了大局。

王旦一生不结党,不营私。他推荐人才,从不使人知。寇准事后始知王旦之德。这种“荐贤不市恩”的品格,古今罕见。王旦实为宋代文正公中,最懂得“以无事处天下”的人。他的智慧,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智慧。
王旦晚年追悔天书之事,说明他有自知之明。他明知真宗所为不当,却未能如寇准那样犯颜直谏。这是他的局限。但他在其他方面的持正守成,足以弥补这一缺憾。宋人谥他文正,正是取其大节。

今人读王旦,不必苛责他未能阻止天书。在真宗执意封禅的时刻,王旦以珠易默,保全了朝局稳定。他没有让个人清名凌驾于国事之上。这份权衡,无奈而清醒。王旦的复杂,恰是真实历史人物的复杂。
王旦临终前对子弟说:“吾无功德,忝居相位,侥幸而已。尔等当刻苦读书,勿坠家声。”这份谦抑,与三槐堂的荣光形成对照。王旦知道自己不是天才,却以谨慎宽厚守住相位十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