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一个下午，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校园内，氛围格外压抑，

在校长办公室内，几位头发皆已斑白的董事与教授，正与他们既尊敬又略带畏惧的客人——总理李光耀——商讨着关乎这所华文大学命运的事宜。窗外可听见学生们用华语大声喊着口号抗议，他们不明白，一个由华人建立且用华语教学的国家，其总理为何要亲手“毁掉”他们的母语。这并非李光耀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质问，自独立之后，有关语言政策的争论，恰似一处经久不愈的创口，时时刺痛着这个年轻国家的心。

若要理解李光耀的“冷酷”需回溯到1965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夏日，当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时，这个主要由华人构成的国家，即刻便置身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态势里，其北边是一个秉持“马来人至上”理念的邻国，其周边存在好几亿穆斯林人口，若处于这般现实里，硬将华语定为国语，便如同在政治上走向自杀，李光耀的考量，较人们所设想的更为繁杂且痛苦，他自身就是英式教育的“成果”还为此分外沮丧，他曾在议会争辩中动容地称：“我读尼赫鲁的著作时……我领会他讲的‘想到自己不能像说英语那样说本国话就哭了’。”如此切身的苦楚，令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器具，更是文化与身份的本源。可是作为国家领袖，他得把国家存亡放在个人情感前面，他清楚新加坡要存活就得依托国际贸易，要吸引全世界的资金和人才，而要做到这点，得有一种所有种族都能接纳且能跟世界对接的通用语言，这门语言就是英语，他曾直接表明：“运用英语就不会有哪个种族占上风，”于是一场痛苦且深刻的变革便拉开了帷幕，李光耀政府做出一项惊人决定：将所有学校，包括华校，的教学用语逐步改为英语，这也就意味着，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都要成为“第二语文”了。

这个决定，在华人社会掀起了滔天巨浪，几乎所有华社里的精英，像中华总商会、华校董事会、华文报章等，都站出来表示反对，有人称这为“忘却自身根本”，是对华族文化的背离，有观点称，李光耀是一个“二毛子”，是一个忘本的压迫者，面对汹涌的民意，李光耀没有退缩，他一面以强硬手段压制极端抗议活动，一面以类似“耐心劝导”的方式向民众阐释他的长远规划，他甚至拿自家举例，跟所有人说他那三个孩子都送去华文学校了，让孩子融入有活力的华社，就算英文水平可能受影响也不在意，他这么做，就是要向华社表明：他并非要消灭华文文化，而是要在新时代为其寻个新位置。

不过，最大的挑战，来自南洋大学，这所高等学府由华人华侨省吃俭用、倾尽所有创办而成，乃是华文教育的象征与精神支柱，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南大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里愈发不被看好，是由于他们的英语水准无法契合新加坡日渐国际化的经济需求。见到一批批南大的学生前途受耽搁，李光耀内心很是难过，他做出了一个更为艰难的决定：将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并且最终把所有的教学语言都更改为英语，很多人把这个决定看作对华文教育的“最终一次冲击”，南大的校友极为痛心，马来西亚的捐款人更是斥责这是“背离之行”，可是李光耀抵住了全部压力，他明白这般做事是为了不让南大的学生被时期落下，也是为了不让新加坡被全球落下。

多年之后，当新加坡凭借双语优势在国际上能够轻松应对时，人们才渐渐领会李光耀当年的良苦用心，他并非“毁坏”华语而是以近乎残酷的方式，为华语在新加坡的未来，寻得了一个虽痛苦却很切实的定位，他推行“推广华语运动”，意在鼓励华人摒弃方言，学习标准华语，以此减轻学生的语言负担，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英语与华语这两种重要语言。新加坡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选择走双语之路，经历了阵痛，其中存在矛盾、挣扎与牺牲，然而恰恰是这痛苦让新加坡拥有了独特的竞争力，使这个小国在世界的十字路口有了自身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