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力资讯网

艾跃进教授生前曾言:资本主义都不敢喊的口号,被我们喊得震天响

今年4月21日,很多人没有特别注意。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艾跃进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21日在天津逝世。

到2026年,正好十年。他已经离开十年,可他讲课的片段还在网上一遍遍被转发。

被转得最多的那一段,他批评的是一种风气:把“金钱第一”当成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而且公开、大声、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在他看来,就连以资本逐利为运行逻辑的社会,也很少把这种口号摆到明面上,到了我们这里,却被喊得震天响。

话说得重,但他反对的并不是挣钱。年轻人说“搞钱”,很多时候只是就业和生活压力下的一句实话。想把日子过好,再正常不过。

艾跃进在意的,是钱在人心里占了什么位置。可以把人心想成一间厅堂。钱可以进门,也可以坐下,坐得舒服些也无妨。

可一旦把它请到正中间的主位,还要高声宣布,这间厅堂原来的规矩就变了。这间厅堂里谁坐哪儿,中国人想了几千年。古人也喜欢黄金。

它颜色亮,又不会朽坏,谁见了都会动心。古埃及人把黄金看作神明的肌肤,法老下葬时要戴黄金面具。中国人对黄金却一直是喜欢而不崇拜。

先秦文献里的“金”大多指铜,从战国到汉代,这个字才慢慢专指黄金。殷墟妇好墓有近两千件随葬品,其中没有一件金器。

北方草原、古蜀、古滇都出土过不少精美的金器。可在最讲究礼乐的中原,主位留给了另一样东西:玉。

人们相信玉能沟通天地,也拿它比喻君子的品德。黄金再稀罕,说到底只是财富。古人怎样给器物排位,也就怎样给心里看重的东西排位。

艾跃进担心的,正是这个排位被悄悄颠倒。古人为什么愿意让黄金排在玉的后面?顺着一块玉往回看几千年,就能找到答案。

10月20日,《良渚玉器全集》等研究成果在良渚发布。此外,2月22日,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在北京的讲座中提出,玉和金分别是东西方人类物质文化的最高代表。

从浙江良渚到四川三星堆,两个文明中间不仅隔着一千多年的历史,还隔着一千八百多公里的距离。

2021年,一件神树纹玉琮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古蜀先民将他们极具代表性的神树形象刻在了良渚人首创的玉琮这一器型上。在黄河流域的两座古城遗址中,也闪耀着良渚玉琮的影子。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面积达280万平方米。考古学家在这里逐步发现了一座规划完善的古城,揭示出13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已知最早的观象台、1000多座墓葬以及手工业区。

陶寺的玉琮与良渚时代相比较为简单,在使用功能上,已经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地位。据推测,玉琮上的孔是用来挂璎珞一类装饰物的,这样会增强玉琮的仪式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重视仪式、重视礼仪。

它是一件玉礼器,同时也应该是佩戴在身体某一部位的配饰。在陶寺以北400多公里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坐落着另一座大型石城遗址石峁。

石峁城址总面积为425万平方米,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墙为石砌,所有城墙长度加起来近10公里。石峁有一类极为罕见、特殊的文化现象,被形象地称为“藏玉于墙”。

这也是对建筑的一种神化,通过这种方式,建筑本体增强了驱邪挡鬼的功能。藏玉于墙、墙面上有石雕、墙下有人头,这三种情况表达了石峁人对城墙的一种精神期许。

这些发掘似乎都表明,石峁是一座神的城市。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太湖山脚下,距今约5800年到5300年,自1987年起开展发掘。

遗址最高处有一座祭坛,大小墓葬分布在祭坛周围。几十年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其中有许多此前从未出土过的新器型,如椭圆形牌饰、齿轮形玉器等。

很大一部分玉石器被用在公共祭祀活动中,说明这些玉石器已经脱离了个人性,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团体,是共同进行祭祀活动时所用的器物。凌家滩一座墓葬的随葬品有三百多件,其中二百多件是玉石器。

这已经体现出当时对死后世界的重视,人们产生了一定的丧葬礼仪。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由背甲和腹甲组合而成,两片玉甲可以扣合,中间夹有一块玉版。

玉版中间刻有两个同心圆,是当时宇宙观的一种图解,代表天极,也就是天的中心,星球都环绕天极运行。凌家滩还出土了玉人。

有一种个人解读认为,玉人表现的是当时的宗教领导者通神的姿态,即正在与神沟通。在这个玉人背后可以看见一个0.15毫米的隧孔,孔比两层A4纸还要细。

凌家滩的制玉工艺,无论是切割、钻孔还是雕刻,在五千年前的中国乃至东亚,都可以说代表了最高水平。大约在5300年前,凌家滩文化落幕。

沿长江逆流而上,湖北的石家河文化将玉器的造型之奇、技艺之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约从4200年前开始,石家河先民制作出许多精致的玉器,这可能与外来族群的进入有关,他们带来了自身的用玉传统。

2015年,石家河的中心谭家岭出土了大量玉器,成为这一时期玉器的典型代表。石家河的玉人头像各有特点:有的以写实风格雕刻,可能是当时的首领或巫师;有的较为复杂,有双重眼睛、一对獠牙和神秘的笑容。

人面加上了獠牙,就不再是普通的人面,而是成了神面。石家河玉器中还有鸟的形象。

其中一件玉鸟乍看并无特别之处,仔细检查后才发现它是一个组合造型,嘴部可以活动。它的嘴部是闪石玉,与身体部位用的是不同的玉料。

在中国人的婚礼上,至今仍常用龙凤相合来祝福新人。石家河的龙形、凤形两件玉器采用了同样的做法,即减地阳纹:把不需要的料磨掉,其他地方自然就凸起了,所以也叫减地起凸。

石家河的玉凤在一千多年后被妇好收藏,成为中国玉文化流转传承的又一例证。事实上,在史前时期,中华玉文化的交流已经在黄河、长江流域之间奇妙地汇聚融合。

六千年前至四千年前,当文明的曙光照耀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各地先民通过对玉的雕琢和使用,赋予了文明绚烂的色彩。从灿若繁星的部族聚落,到规模庞大的古城古国,小小的一块玉凝结着精神品格,逐步在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之间构建起广泛的文化认同。

有一类特殊的玉器,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夏王朝的力量,这就是牙璋。二里头的牙璋体量更大,刃部薄而精细,这种刃部形状在更早的牙璋中没有出现过。

更令人惊讶的是,相似的牙璋在三星堆、金沙,以及福建、广东和香港等地都有发现。牙璋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广阔的地域,这牵涉到夏代的存在以及夏代灭亡之后的去向。

1976年春天,河南安阳一座商代古墓出土了大批玉器,该墓幸运地从未被盗。这批非凡的收藏属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

当时,祭祀是王独有的权利,所用器物以玉为主。王权掌握了祭祀权,就代表王权独霸了与神沟通的渠道和能力,这首先表明了王的权威和其政治地位独一无二。

公元前1046年,经过牧野之战,周武王率军击败商纣王,周王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发展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代用来礼天、礼地、礼四方的玉礼器共有六种。《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组佩则起到两个作用:一是节步,佩戴组佩的人不能慌慌张张地往前走,走起来要四平八稳;二是在行进中,组佩上的玉石构件相互轻微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别人便知道是一位君子走过来了。

在作为祭祀与礼仪器物数千年之后,美玉以其温润纯粹的特质,逐渐成为个人德行的象征。1965年,侯马市拟建设一新电厂。

当年12月,施工中出土的玉石片和上面朱红色的文字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玉石片见证了春秋时期晋国官员之间的盟誓,在动荡的时代,他们借助玉举行盟誓,以维系彼此的联系。

在古人眼里,玉是通神的,是有灵气的。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

继往开来的汉朝,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贵玉的思想。玉不仅被当作身份、财富、品德的象征,更被视为天地之精。

汉代事死如事生,以玉随葬蔚然成风。葬玉中规格最高、工艺最复杂、工程量最大,也最昂贵的,要算玉衣。

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研究显示属于第三代楚王刘戊。这件玉衣玉片总数为4248片,用的都是非常纯净的白玉或青白玉,年代早、工艺好、玉料好,规格非常高。

除葬玉之外,另一类玉器也体现出汉代严格的等级制度。1968年,孔忠良捡到了一枚玉印。他认为:“既然这是国家的东西,咱把它交给国家。

”这枚玉印就是“皇后之玺”。发现地不远处是为汉代皇帝刘邦和他的妻子修建的陵墓,这意味着它可能属于吕雉。

它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唯一一件皇后之玺。汉代有严格的用印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可以使用白玉印,称为“玺”。

新疆和田地区所产的和田玉品质最好。汉代,和田玉被视为主要玉料;到了隋唐时期,和田玉成为中国玉器的主要玉料。

后世逐渐形成了中国四大名玉的说法,即辽宁的岫玉、新疆的和田玉、陕西的蓝田玉和河南的独山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像中国人、中国文化这样爱玉崇玉。

可以说,玉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当代中国人依然热衷于雕琢、欣赏和收藏玉。

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借玉寄托吉祥、美德与期望,比如对家庭和国家的热爱,乃至对全球和谐的期盼。2019年,为庆祝国庆,35位艺术家历时14个月创作了一件长城玉雕,象征着深植于玉文化之中的中国人温润而坚韧的精神。

2008年奥运会的奖牌上也能看到玉的身影。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是一种精神的载体,寄托着人们对普天之下和谐与团结的长久梦想。

玉文化依然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土壤,成为每一位中国人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