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9年意外当上女兵，入伍 26 天才到拉萨，刚到新兵营就遇见惊喜
那年我17岁。
我是四川万县人，家里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三。父亲在码头扛包，母亲给人缝补衣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69年开春，公社大喇叭喊征兵，说是招女兵，要初中以上文化。我当时刚念完初中，在家闲着没事，就跑去公社看热闹。接兵的干部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姓赵，戴一副圆框眼镜，坐在公社大门口的长条凳上翻报名册。我凑过去看，她抬头扫了我一眼，问，小姑娘，你想当兵？我说我不晓得，就是来看看。她笑了，说你这身板倒还周正，过来量量身高。我一量，一米五八，刚好够线。又让我念了段报纸，我念得顺溜，她点点头，说行，你回去跟家里说一声，后天去县里体检。
回家一说，母亲手里的针线停了半拍，说你一个小姑娘家跑那么远干啥。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闷了半天说，去吧，部队管饭，比在家饿肚子强。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体检、政审、换军装，前后不到十天。发军装那天我穿上身，裤子长了一截，袖子也盖过手背，负责发衣服的老兵蹲下来拿粉笔在我裤脚上画了条线，说回头自己绞了缝上。我抱着那摞军装往家走，路上遇见同学李秀兰，她瞪着眼睛说，周玉芬你当真当兵去啊？我说当真。她说你胆子好大哦。我嘴上说不怕，心里其实虚得很。
出发那天是三月中旬，万县码头雾蒙蒙的，母亲往我挎包里塞了十个煮鸡蛋、一包炒米粉，又拿针线把我的领口缝了一针，说怕路上散了。父亲没来送，说码头有活儿走不开。我背着背包上了船，同去的有十二个女兵，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就是我。船开的时候我回头看，母亲站在码头上拿袖子抹眼睛，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心里一酸，但扭头就忍住了，没掉泪。
到了重庆集结，又转火车往西走。我们这批女兵一共两百多人，被编成一个新兵连，坐的是闷罐车，车厢里铺了干草，大伙儿就坐在草上。火车哐当哐当走了两天两夜到成都，在成都兵站歇了一晚，第二天换乘卡车走川藏线。这时候我才晓得，我们要去拉萨。
带队的连长姓王，山东人，黑脸大个，嗓门亮得像敲锣。他站在卡车车厢前面拍着篷布说，同志们，从成都到拉萨，两千多公里，要翻十几座大山，过几条大江，路不好走，大家做好吃苦的准备。我那时候对两千公里没概念，问旁边的老兵张秀英，她说就是走二十多天呗。我腿一软，二十多天在卡车上？张秀英笑，说小周你怕了？我说不怕，就是屁股可能要受罪。全车人都笑了。
川藏线的路是真险。第一天从成都出发，过雅安就开始爬山，盘山公路窄得刚够一辆卡车过，旁边就是悬崖，往下看白雾茫茫啥也看不见。司机是个老兵，姓刘，开车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两只手死死抓着方向盘，指头关节都发白。车厢里没人敢说话，只听见发动机嗡嗡响，还有石头从山坡上滚下去的声音。我坐在靠车厢尾的位置，手抓着篷布边，指甲掐进帆布里。张秀英坐我旁边，伸手攥住我胳膊，小声说，别往下看，看天。我就抬头看天，天蓝得刺眼。
走了三天到康定，兵站吃饭，一人一碗稀饭两个馒头，咸菜管够。我饿坏了，一口气吃完，又去找炊事班要了半勺稀饭。炊事班的老班长瞅我一眼说，小姑娘长身体呢，多给半勺。晚上睡兵站大通铺，二十几个女兵挤一排，被子潮乎乎的，有一股霉味。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外头风刮得呼呼响，窗户纸啪嗒啪嗒拍。张秀英在旁边说，睡吧，明天还要赶路。我问她，还有几天到拉萨？她掰着指头算了算，说照这个走法，还得二十天。
接下来十几天就是坐车、下车吃饭、上车、再下车睡觉。海拔越来越高，过了折多山以后我开始头疼，脑门子像被人拿锤子一下一下敲。张秀英给我掐太阳穴，又拿冷毛巾敷额头，说这是高原反应，过两天就好。我吐了两回，吃啥吐啥，只能喝点水。王连长过来看我，说小周，能坚持不？我说能。他说好样的，咬咬牙。其实我心里想哭，但是当着那么多人，哭不出来。
路上还遇见过塌方。那天下午过怒江那一带，前面轰隆一声响，半面山坡滑下来把路埋了。全连一百多辆车堵在道上，王连长跑前头去看，回来说石头太大，工兵连在炸，得等两三个钟头。大伙儿就下车活动，男兵们去帮着搬小石头，女兵们在路边坐着。我头一回看见怒江，江水浑黄浑黄的，翻着白浪，轰隆轰隆往下冲，说话得喊才听得见。张秀英站我旁边说，玉芬你看，这水多大劲儿。我点点头，心想这地方要是掉下去，骨头渣都找不着。
等路的空当，有个男兵凑过来跟我说话，河南口音，姓孙，问我小姑娘你多大了。我说十七。他说你咋这么小就来当兵？我说意外当上的。他嘿嘿笑，从兜里掏出一块压缩饼干掰一半给我，说吃吧，扛饿。我接过来咬了一口，硬邦邦的，得拿牙一点点啃。
过了怒江又翻了两座山，海拔一上一下的，人给折腾得够呛。到林芝那天晚上，我在兵站称了体重，瘦了八斤。张秀英说没事，到拉萨好好吃几顿就长回来了。
第二十六天下午，车拐过一道弯，王连长拍着车厢板喊，同志们，到拉萨了！我们扒着篷布往外看，远远看见一片灰扑扑的房子，布达拉宫金顶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车上女兵都叫起来，我却没喊出声，就盯着那个金顶看，心里说不上来啥滋味，就觉得鼻子酸。
卡车开进西郊新兵营，院子不大，三排土坯房围着一块操场，操场中间竖着根木头旗杆。我们下车列队，脚踩在地上还晃悠，二十多天坐车坐的，像在水上漂。正排队分班呢，听见有人喊我名字。我扭头一看，一个女同志从办公室跑出来，齐耳短发，脸圆圆的，跑到我跟前一把抓住我手，说周玉芬！真是你！我是你表姐刘桂芳啊！我愣了半天才认出来——这确实是表姐，她三年前嫁到甘肃，后来听说跟着姐夫调去西藏了，家里都以为她在甘肃，没想到在拉萨当兵。表姐比我大六岁，小时候在她家住了好几年，后来她出嫁就没见过。她抓着我的手上下打量，说长高了，也瘦了，咋黑成这样？我嘴巴一咧，这一路没哭，这时候倒差点掉眼泪。表姐掏出手绢塞给我，说别哭，到了就好。又转身跟分兵的排长说，这是我表妹，分到我们卫生班吧。排长翻了翻本子说，行，正好卫生班还差一个。
表姐帮我拎背包往宿舍走，一边走一边问家里情况，爹身体咋样，娘还缝衣裳不？我一一说了，她说好好好，往后在部队互相照应。进了宿舍，她给我铺床，又去伙房给我打了碗热面条，说你吃完先睡一觉，明天带你认认门。我端着那碗面条，热气扑在脸上，这才觉出来——到拉萨了，真到了。外头操场上有男兵在喊口号，一二三四，声音一浪一浪传进来。我呼噜呼噜吃面条，表姐坐旁边看着我笑，说你这吃相，跟小时候一个样。
第二天一早表姐带我去卫生班报到，班长是个四川老乡，绵阳人，姓陈，说话慢声细语。陈班长说，新兵先跟着老同志学基础护理，打针换药包扎都得会。又指着一个玻璃柜说，这里头是药，锁着的，钥匙我管，你们别乱动。我点头记下。
正说着话，外头有人喊集合，全体新兵到操场。我们跑出去站好队，王连长旁边站了个高个子男同志，穿四个兜干部服，戴眼镜，手里拿个文件夹。王连长介绍说，这是团部宣传股李干事，来挑文艺骨干，会唱歌跳舞演戏的举手。女兵们你看我我看你，稀稀拉拉举了几只手。我没举，我从小没正经唱过歌跳过舞。李干事一个个问过去，问到张秀英，她说我会打快板。李干事说好，打一段听听。张秀英从兜里掏出两片竹板就噼里啪啦打起来，嘴皮子利索，把全连人都逗乐了。李干事拿笔在本子上记。
问到我跟前，我说我不会。李干事推推眼镜说，没关系，你站起来说段话我听听口齿。我就站起来说了句：报告首长，我叫周玉芬，四川万县人，今年十七岁。李干事说，行，你口齿清楚，回头来宣传股试试。我还没反应过来，表姐在旁边拽我袖子，小声说去啊，宣传股比在卫生班清闲。我说我不会唱不会跳的。李干事笑，说不会可以学，我就要口齿清楚的。
就这么着，到拉萨第三天，我又多了一个去处——每天下午去宣传股学唱歌、练朗诵。教唱歌的是个男兵，姓吴，上海人，弹得一手好手风琴。他教我们唱《我是一个兵》，我五音不全，老跑调，吴老兵就一遍遍给我起头，说周玉芬你甭慌，跟着我呼吸，吸气——唱！练了几天还真顺了。
礼拜天休息，表姐带我逛八廓街。街上转经的人多，磕长头的也多，空气里一股酥油和煨桑的味儿，甜不甜苦不苦的。表姐给我买了两根麻花，一毛钱一根，脆生生的。我们坐在街边石阶上吃，太阳晒得后背暖融融的。表姐说，玉芬，当兵这事你意外不？我说意外，本来就看热闹，结果自己搭进去了。表姐哈哈笑，说我也是，当年嫁人也没想着能来西藏，结果现在咱姐俩一个院里当兵。你说奇不奇？
我嚼着麻花，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心里忽然踏实下来。从万县码头到拉萨，二十六天，两千多公里，一路吐一路晕车，这会儿坐在这太阳底下，倒觉得那些苦都不算啥了。我跟表姐说，姐，我不后悔。表姐拍拍我脑袋说，好，有出息。
回营房的路上，经过操场，看见王连长在教男兵们挖厕所，铁锹铲得土渣子乱飞。他抬头看见我们，咧着嘴喊，小周，适应了没？我说适应了！他说好，下周开始正式训练，可没这么自在了！表姐冲他摆摆手说，连长你放心，我们卫生班保证不掉队。
晚上躺在铺上，外头起风了，窗户纸呼嗒呼嗒响。张秀英在旁边打呼噜，声音不大，挺匀实。我翻了个身，盯着黑乎乎的房顶想事儿——想母亲码头上送我那天风把头发吹乱的样子，想父亲蹲门槛上抽烟不说话的样子，想表姐塞给我的手绢。想着想着就迷糊了。
第二天天没亮，军号一响，我一骨碌爬起来，手忙脚乱打背包。表姐从隔壁铺探过头来说，别急，三横压两竖，我教你。她三两下打好一个方方正正的背包递给我看，我照着学，打了拆拆了打，第三遍终于像样了。表姐说，行，往后天天练，早晚练成快手。
出操跑了两圈，呼吸跟上了，腿也不软了。跑完步集合唱歌，这回唱《我是一个兵》，我跟着大伙儿喊，嗓门扯得老高，没跑调。旁边一个女兵扭头瞅我一眼说，周玉芬你今天唱对了。我得意地冲她挤挤眼。
早饭后陈班长发话了，说新兵今天开始正式排班，周玉芬你跟着刘桂芳上药房，先认药名，一天认十个，认不全不许下班。我吐了吐舌头，跟着表姐进了药房。樟木柜子一打开，那味儿冲鼻子，药瓶子大大小小摆了三排。表姐一个个指给我看，这是青霉素，这是链霉素，红药水，紫药水，纱布放这儿，胶布放那儿。我拿个小本子记，歪歪扭扭写满了半页。
正记着，外头有人喊，周玉芬有人找。我跑出去一看，是那个在怒江边上给我压缩饼干的河南兵，姓孙的，他挠着后脑勺说，我过来问问，你适应不适应？我说适应了。他说那就好，对了你叫啥名来着？我说周玉芬。他念了一遍说记住了，扭头跑了。表姐在后头看着，捅捅我腰说，这小伙子对你挺上心啊。我脸一热说，姐你瞎说啥，人家就是问问。表姐哈哈笑，说行行行，当我没说。
就这么着，新兵营的日子一天天过起来了。早上出操，上午干活，下午训练或学歌，晚上开班务会。隔三差五的还能碰见表姐，她有时候给我留个苹果，有时候往我兜里塞两块水果糖。我把糖攒着，攒到礼拜天跟张秀英分着吃。
有一天晚上熄灯以后，张秀英翻过身来小声说，玉芬，你想家不？我盯着房顶说想，想我妈做的泡菜。张秀英说她也想，想她家那只大黄狗。我俩就着黑瞎聊，聊到外头传来查铺的脚步声才闭嘴装睡。等脚步声过去了，张秀英又冒出一句：玉芬你说咱俩这兵当得值不值？我想了想说，值。虽说来得稀里糊涂，路上受老罪了，可这会儿站到拉萨地界上了，咱也算走过川藏线的人了。张秀英嘿嘿笑，说对，回去能吹一辈子。
就这么着，我算是在拉萨扎下来了。新兵训练还有一个月，往后啥样我也不知道，但表姐说了，有她在，啥也不怕。我想想也是，十七岁，两千里路都走完了，后头的路再难走，也难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