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其子戴藏宜继承父业，却因残害革命者被公审处决。

妻子郑锡英携三子仓皇逃台，唯独将6岁的戴眉曼丢在大陆。

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让这个本该锦衣玉食的戴眉曼，一瞬成了“弃子”。

其后她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1946年3月17日，戴笠所乘飞机在南京岱山坠毁，一代“特工王”命丧于此，彼时他年仅49岁。

周总理评价他说：“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10年成功。”

戴笠一生耽于风流，除了原配毛秀丛之外，更周旋于诸多女子之中，有“裙带花”之称的特工向影心、获“军统一枝花”美名的陈华、曾被视作“心腹秘书”的余淑恒，还有他执念多年的影星胡蝶。

但即便与这些女性或缠绵或纠缠，她们却从未给戴笠诞下一儿半女。

虽然戴笠外面彩旗飘飘，最终还是他的结发妻子毛秀丛给他留下了后代。

1914年，在父母的包办下，17岁的戴笠娶了比自己大3岁的毛秀丛。

二人婚后生下戴藏宜，这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是戴笠终其一生唯一的独苗。

戴藏宜十分肖父，他在浙江江山担任保安乡自卫队主任期间，完全承袭了戴笠的狠辣，残忍杀害了无数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我党党员华春荣。

1949年局势变幻之际，戴藏宜带着家人仓皇南逃，最终在福建浦城被截获。

两年后戴藏宜在老家江山接受审判，执行枪决，最终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生命代价。

戴藏宜的死让戴家彻底陷入绝境，郑锡英带着4个孩子——3个儿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和小女儿戴眉曼，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她原本想带着4个孩子一起逃去福建，再转去台湾，可到了上海才发现，混乱中根本找不到可靠的船，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

上至16岁的大儿子，下至10岁的小儿子，郑锡英哪个也舍不下。

6岁的戴眉曼成了“弃子”，因为还不能理事，而且是个女孩。

郑锡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打算先将她丢下，等之后有机会再来找她，仓促间给戴眉曼起了新的名字“廖秋美”。

郑锡英辗转找到戴家早年的老厨师汤好珠，偷偷塞给她一支银簪，恳求汤好珠先照顾戴眉曼一段时日。

1951年，辗转到福建后，郑锡英才发现自己早已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直到1953年，在一位戴笠旧部的暗中帮助下，郑锡英终于拿到了去台湾的通行证。

可手续出了差错，二儿子戴以宏的户口被人冒名顶替，出境审核人员不让通行，只能留在上海。

郑锡英跪在地上求办事人员，却只换来冷漠的驱赶。看着戴以宏通红的眼睛，郑锡英心如刀绞，只能把他托付给上海的远房亲戚。

而对于远在江山乡下的戴眉曼，她实在无力顾及，最终只能写下一封简短的信，托人送往江山，恳求汤好珠正式收养这个女儿。

汤好珠的家在江山农村，泥墙瓦顶的小屋四面漏风，日子过得紧巴巴。

6岁的戴眉曼使用了母亲仓促赋予的那个名字，成了“廖秋美”。

乡下的日子实在清苦，她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生计的窘迫。

一罐咸菜，成了饭桌上唯一的菜肴，白米饭拌着咸涩的咸菜，就是一天的口粮。

索性汤妈妈待戴眉曼还算亲厚，可家里实在拮据，7岁的她就学着生火做饭，踩着小板凳够灶台，好几次被火星烫得手背起水泡。

12岁时，戴眉曼已经能背着几十斤的柴捆在山路上行走。

清晨天不亮就出门，直到日头挂在头顶才背着满筐柴火回家，汗水浸透的粗布衣服贴在背上，风一吹就冻得打哆嗦。

到了15岁，戴眉曼成了生产队里最能干的女劳力。插秧时她弯腰弓背一整天，指尖被水田泡得发白起皱；割稻时镰刀磨得手掌起泡，她就用布条缠上继续干。

年底算工分，她一年竟挣了2000多个，比村里不少壮劳力都多。

可即便如此，“戴笠孙女”的身份像一道无形的枷锁，让戴眉曼始终难以融入集体。

挑水路过村口，总能听见村民们压低声音议论，那些躲闪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模样清秀，头发自然卷曲，就算穿打补丁的衣服也能收拾得干净利落，可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忌惮她的身世，没人敢上门提亲。

转机出现在戴眉曼20岁那年，村里来了个修农机的青年谢培流。

他话不多，手脚却麻利，每次来都主动帮汤妈妈劈柴挑水。

有人悄悄提醒谢培流，“她可是戴笠的孙女”，可谢培流不在乎，认为过去的事戴眉曼没得选，也跟她没关系。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谢培流会把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留给她，戴眉曼则会缝补好他磨破的袖口。

1960年的秋天，没有彩礼，没有喜宴，两人就在汤妈妈的小屋成了家。

新婚之夜，戴眉曼摸着丈夫粗糙却温暖的手，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婚后的日子清贫却踏实。夫妻俩租了间小土房，谢培流修农机挣工分，戴眉曼则在生产队继续劳动，晚上还帮人缝补衣服补贴家用。

1967年，大儿子谢明出生，两年后二儿子谢平降生，1972年女儿谢佳丽也来了。

孩子们的到来让小家里充满了欢笑，可生活压力也更大了。

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戴眉曼会在清晨去河边摸鱼虾，冬天顶着寒风挖野菜，把仅有的一点细粮都留给孩子，自己依旧是咸菜拌饭。

1978年，汤妈妈病重，临终前拉着戴眉曼的手，断断续续说出了她的身世真相，还把当年郑锡英留下的那只藤箱交给了她。

箱子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郑锡英抱着襁褓中的她，笑得温柔。

那一刻，戴眉曼积压多年的委屈终于爆发，她抱着照片哭了整整一夜，既恨母亲当年的“抛弃”，又心疼她的无奈。

改革开放后，日子渐渐好起来。谢培流买了辆二手拖拉机跑运输，戴眉曼则在村口摆了个小摊卖瓜果。

孩子们都很懂事，大儿子谢明早早辍学跟着父亲跑运输，二儿子谢平学了修车手艺，女儿谢佳丽则考上了纺织厂当统计员。

1990年，两岸关系缓和，戴眉曼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

信是二哥戴以宏寄来的，他在上海已经定居多年，辗转多处打听才找到她的下落。

信里说，母亲郑锡英还活着，在台湾一直惦记着他们两个，大哥戴以宽和三弟戴以昶也在台湾，日子过得平淡。

看着信上熟悉的“戴眉曼”三个字，她泪如雨下。

1991年年5月，戴眉曼终于踏上了去台湾的旅程。

在台北的医院里，她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母亲郑锡英。

80岁的郑锡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

母女相见，40年的思念化作泪水，郑锡英拉着她的手反复摩挲。

几天后，戴以宏也从上海赶来，兄弟姐妹四人围在母亲床前，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团聚。

这次重逢解开了戴眉曼心中的疙瘩，她知道母亲当年并非无情，只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身不由己。

1992年，她特意去了南京岱山，想看看爷爷戴笠的墓地。

可那里早已荒草丛生，连块墓碑都找不到，她站在风中，轻声叹息，像是在感慨生在这样的时代的悲哀。

回到江西上饶后，戴眉曼的日子愈发安稳。孩子们都已成家，孙辈们经常来看她。

2011年，郑锡英在台湾去世，享年98岁。

因身体原因戴眉曼没能去送她最后一程，只是对着母亲的照片默默流泪。

据传，戴眉曼已于2016年过世。

按照戴眉曼的嘱咐，葬礼没有设灵堂，骨灰盒里放着三样东西：

半块当年从台湾带来的桂花糕，丈夫谢培流用过的扳手，还有那本1958年的工分簿，上面的2000工分纪录依旧清晰。

戴眉曼的一生，始于逃亡与遗弃，在咸菜拌饭的日子里挣扎成长，却终究在平凡的烟火气中找到了幸福。

参考消息：

【1】中国军网——《24小时，南京改天换地》

http://www.81.cn/js_208592/16306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