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猫不吃胡萝卜吧?”这话不是网友在评论区吐槽的,而是蔡天凤案的主审法官,在法庭上说的。而被说得哑口无言的,正是蔡天凤的前家翁邝球。
他出庭的第二天、第三天,连着被控方盘问,一句接一句往外蹦让人听不懂的话:刀上的红色痕迹,邝港杰说是血,他却说是切红萝卜流出的汁水。他买那么多青红萝卜,是为了喂龙尾村垃圾站旁的流浪猫狗。
至于那口不常见的十四寸大汤锅、砧板、电锯、牛肉刀,为什么最后都派上了肢解遗体的用场 —— 他的回答是 “咁啱㗎啫”,就是这么巧。
据旁听者记述,法官听到 “煮青红萝卜喂野猫” 这套说法,当场反问了一句 “野猫不吃胡萝卜吧”,随后提醒他作证要严肃。那这场庭审,对案子的走向影响会有多大?
“就是这么巧”:巧合太多,就不是巧合了
先说清时间,今天是蔡天凤案第41日审讯,也是邝球出庭的第三天。辩方举证还在继续,邝球这几天连着被控方盘问,光是这两天放出来的部分,就够让人琢磨很久了。
控方把时间线摆得很清楚。案发前,邝球在上海街买了汤锅、砧板、牛肉刀和菜刀;电锯、锯片、胶靴这些,是后来在深水埗另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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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庭上,这批东西一件件被拎出来对号入座:控方指牛肉刀用来割大腿肉,电锯用来锯脊椎,菜刀用来斩肩胛骨,汤锅用来把肉和蔬菜一起下锅煮。他大多只答 “唔记得”。
面对这些证据,邝球的回答基本是三句循环:唔记得喇、可能系啦、咁啱㗎啫。
我的看法很明确:当一堆工具 “刚好” 全都能用上时,“刚好” 这两个字就已经失效了。道理很简单。普通人买东西是有目的的 —— 买汤锅是为了煲汤,买电锯是为了锯木头。
如果一个人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是案发后才慌慌张张决定处理遗体,那他手里应该只有手边现成的东西,而不是一套从刀具到锯子再到锅具的完整配置。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工具也可能是家里本来就有的,或者是为了别的目的买的,不能因为最后用上了,就倒推他早有预谋吧?
这个反驳有道理,法庭也确实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购买时间和动机。但有一件事不需要倒推,他自己就认了。
邝球承认,曾把一部分遗体用蔬菜煮成汤,之后扔到垃圾站。但他坚持那是案发翌日的事,不是当晚,也不是预谋。
另外监控显示,长子邝港杰当晚三度提着垃圾袋出现在垃圾站附近。邝球说,记不清几次。也就是说,“工具是不是早有预谋” 还可以争,但 “这套工具被认真使用过” 已经没有争议了。
一个精神崩溃到什么都记不起来的人,是不会把一锅东西煮好、装袋、再让人一次次提到垃圾站去的。
“精神崩溃不记得”:他只在不利的地方崩溃
从这两天开始,“精神崩溃” 和 “唔记得” ,成了邝球在证人席上最常用的两块挡箭牌。
盆骨怎么切开?唔记得喇。遗体怎么分割?唔记得喇。什么时候决定肢解?第二天。当晚在单位做了什么?无嘢发生呀嗰晚(那晚什么都没发生)。
可一旦话题转到对他有利的地方,他的记性立刻就回来了。长子说扔汤渣时看到了骨头,他马上反驳:“可能佢记错咗啦,我记得系青红萝卜,喂狗嗰啲。”
同一套说法他用了两次:刀上的红色是萝卜汁(邝港杰的说法是血迹),汤渣里的骨头是萝卜。两次都是别人看错,两次都不是他的问题。
控方问他为什么让儿子穿雨衣水鞋清理浴室,他答得又快又顺:怕弄脏衫裤嘛。
可到了第 41 日,他又否认自己提过这个要求。同一件事,隔一天,两个答案。问他为什么明知违法还要叫儿子回来搬遗体入屋,他也有现成的答案:想多个人陪我。
我认为这根本不是创伤后的记忆断层,这是一套挑着用的防御机制。
正常人的遗忘是没有方向的。一个人如果崩溃到记不住处理遗体的画面,那同一晚里谁穿了雨衣、谁提了垃圾袋、谁去了几次垃圾站,他也应该一并模糊掉。
可邝球的情况恰恰相反:凡是能证明他有预谋、手段专业的环节,他一律清空;凡是能说明自己是临时起意、是在保护儿子的细节,他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或许有人会说,人在极度惊吓之下,记忆本来就是碎片化的,不能拿常人的标准去要求他。这话我认同,法庭也不会单凭 “记性太好” 就给人定罪。
但碎片化不等于选择性。碎片化是东一块西一块,选择性是只忘对自己不利的那一半。前者是生理反应,后者是策略。而策略,是可以被盘问拆穿的。
控方郭莎乐的做法就是先把一堆客观小问题问死,等你全都认下来,再回头把矛盾点往你面前一摆。你前面亲口承认的每一句,都会变成后面堵你自己的砖。
“维护两个仔” 背后,是两个儿子被推上了第一线
邝球这两天最想立住的人设,是独自扛罪的老父亲。肢解是他干的,责任是他担的,两个儿子不涉预谋。他甚至说,自己之所以认下阻止合法埋葬那一条,就是因为 “唔关我两个仔事”。
可庭审记录里的另一面,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案发当晚,他明知处理遗体违法,还是以 “想多个人陪我” 为由,把长子叫回了龙尾村单位。
搬遗体入屋有儿子的份,清理浴室有儿子的份,最后提着垃圾袋去垃圾站、被闭路电视拍到三度的,还是儿子。等儿子回来说看到骨头,他第一反应是:你记错了,那是青红萝卜。
在我看来,至少从这些安排看,这不像保护,更像分工。
有人会说,父母替孩子顶罪是人之常情,他愿意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至少说明还有担当。这个说法听着暖心,但经不起推敲。
真正的担当,是不让孩子沾手。而邝球的做法恰恰相反:他把最耗体力、最容易被看见的环节 —— 搬、洗、扔 —— 全部分派给了两个年轻人,自己留在大厅里 “谂下点样去处理”(想想怎么处理)。
抓马的是,长子在被告栏里听到肢解那段时双手按着头,这个画面比任何供词都更能说明,这两个儿子在这件事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法律上他们或许能靠 “不知情” 争取空间,可心理上的那道坎,一辈子都绕不过去。
荒诞的不是供词,是它试图掩盖的那套冷静
回过头看,这两天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其实不是那些离谱的借口本身。
而是这些借口试图掩盖的东西: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在一具遗体面前,有条不紊地安排工具、安排人手、安排清理、安排丢弃,甚至还能一条条把说法圆回来。
第二天,他又坐进法庭,用最市井、最生活化的理由 —— 喂猫、煲汤、切萝卜、就是这么巧……把这一整套流程重新包装成一次意外的厨房事故。
荒诞感就是这样来的。极度的冷静,配上极度的敷衍,两者放在一起,本身就构成了答案。
庭审走到今天,胜负早已不取决于谁的故事讲得更动人,而在于谁的版本经得起核对。邝球在这两天交出的这份供词,偏偏在最该经得起核对的地方,一次次选择了 “唔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