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札记：据《徐州志·隐蔽战线》载，1943年伪苏淮特别区情报科保险箱内藏有特务花名册，地下党员黄炜琳以雇员身份潜入，借伪科长刘海彬惧内之弱点，从科长夫人王珍梅处打开缺口，终获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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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致敬我们最可爱的英雄！
第一章 一封密令
1943年春天，徐州城里的柳树刚抽出嫩芽，萧宿铜灵通讯总站情报站的油灯还亮着。
黄炜琳把手里那张纸条凑到灯下，上面的字迹很潦草，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然后划了根火柴，看着纸条在手里化成灰烬。
“黄炜琳同志，你听好了。”坐在对面的老周把声音压得很低，“伪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情报室，去年年底刚刚扩充，里头有个情报科，科长叫刘海彬。这个人的手里攥着一份东西，日伪机关特务的花名册，上上下下安插在徐州各地的暗桩，名字、住址、联络方式，全在上面。”
黄炜琳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老周又说：“组织上要你打进去，接近刘海彬，把这份花名册搞到手。这个任务急，徐州周边的几个交通站已经连着出事，很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指路。那个花名册不拿到手，牺牲的同志还会更多。”
“我明白了。”黄炜琳把手里的灰烬搓干净，“什么时候动身？”
“后天。你的身份是情报科的一级雇员，宣传局那边已经安排好了。记住，你的上线只有我一个。进了那道门，你就是一个人了。”
黄炜琳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她裹紧了身上的棉袄，沿着田埂往东走。走了一段，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远处那间破庙的轮廓在夜色里模模糊糊，像一只蹲着的黑狗。
她转过头，继续往前走。
到了徐州城里，黄炜琳在伪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报了到，拿了证件和办公桌椅。情报科在二楼东头，三间屋子打通，摆着七八张桌子，墙上挂着地图和表格，有人在抄文件，有人在打电话。
黄炜琳坐下以后，先把自己的东西归拢好，然后开始观察。
刘海彬的办公室在最里面，门半敞着，能看到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手里夹着烟，跟旁边的人说话。这人三十来岁，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很亮，脸盘不小，眼睛细长，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抬着。
黄炜琳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不好接近。
头一个星期，黄炜琳老老实实地干手里的活，抄文件、送材料、登记表格。她不跟人多说话，也不打听事情，只是用余光把每个角落都扫了一遍。
情报科的规矩很严，绝密文件放在刘海彬办公室靠墙的那个铁皮保险箱里，钥匙刘海彬随身带着，拴在一根牛皮绳上，挂腰带里。除了他本人，没有人碰过那个箱子。
黄炜琳心里清楚，要拿到花名册，就得先拿到钥匙。要拿到钥匙，就得先让刘海彬信任她。
可刘海彬这个人，对谁都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样子，平时话不多，看人的时候眼睛往下扫，像在打量一件东西值不值钱。
有一天上午，一个勤务兵端着茶壶进来给刘海彬添水，刘海彬头也没抬，嘴里说了一句：“放那儿吧，出去把门带上。”
勤务兵退出来，把门关上，经过黄炜琳桌子旁边的时候，嘴里嘟囔了一句：“天天这副脸，跟谁欠他钱似的。”
黄炜琳没接话，只是低头抄她的表格。
过了几天，她发现了另一条路子。
那天下午，刘海彬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声音突然大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楼道那头传过来，又尖又急。黄炜琳抬起头，看到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冲到情报科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手帕，眼睛红红的。
“刘海彬，你给我出来！”
整个科室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那个女人径直走到刘海彬办公室门口，一把推开门。刘海彬还在打电话，被她这一推，话筒差点掉了。
“你又去哪了？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你跟谁在一起？”
“你吵什么，我这不是在办公吗？”
“办公？你办的什么公？你那个姓赵的相好，当我不晓得？”
女人上去扯住刘海彬的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刘海彬挣了两下没挣开，脸上挂不住，压着嗓子说：“回去说，回去说。”
“我不回去！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两个人从办公室拉扯到楼道里，又拉扯到楼梯口。情报科的同事有的低着头看桌子，有的偷偷笑。黄炜琳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把这一幕从头看到尾。
后来是行政公署的一个副官上来把两人劝开了。那个副官拍着刘海彬的肩膀说了几句什么，刘海彬黑着脸回了办公室，把门摔上了。
那个女人就是王珍梅，刘海彬的正房太太。
黄炜琳在桌子后面坐着，手指头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
她记住了这个场景。
第二章 王珍梅的算盘
王珍梅闹过那一次以后，黄炜琳心里已经有了底。
刘海彬这个人，在外头是科长，人五人六的，回了家却管不住自己的老婆。王珍梅在科室里大吵大闹的时候，他连个硬话都不敢说，被扯着衣领从椅子上拽起来，脸憋得通红，最后还得靠别人来解围。
惧内。这就是刘海彬的软肋。
黄炜琳又等了两天，等到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提着一包从街上买来的糕点，去了刘海彬家。
刘海彬家在徐州城东的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是个两进的院子。黄炜琳敲门的时候，来开门的是个老妈子。
“我找刘太太，我是刘科长科室里的同事，姓黄。”
老妈子把她让进去。王珍梅正在堂屋里嗑瓜子，看见黄炜琳进来，愣了一下。
“你是……”
“刘太太，我是情报科的黄炜琳，跟刘科长一个科室。”黄炜琳把糕点放在桌上，笑了笑，“前两天看刘太太去了科里，也没来得及打招呼。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您。”
王珍梅打量了她两眼，脸上的神色缓了缓。
“坐吧。”
黄炜琳坐下来，也没急着说什么，就跟王珍梅聊家常。问孩子多大了，问老家是哪里的，问在徐州住得习惯不习惯。王珍梅起初还有些戒备，聊了一会儿，话就多起来了。
“你说我们家那个刘海彬，一天到晚不着家，回来就是一副死脸。”王珍梅把瓜子壳往桌上一丢，“他在科里，是不是也这样？”
“刘科长在科里话是不多。”黄炜琳顿了一下，“不过他事情是真多，有时候晚上还在办公室加班，我们都走了，他还在。”
“加班？”王珍梅哼了一声，“加什么班，他那个加班，十回有八回是去胡搞了。”
黄炜琳没有接话，只是笑了笑。
王珍梅看了她一眼，忽然凑近了些：“小黄，我跟你说个事。你在科里，整天跟他在一起，你帮我盯着点。他在外头跟哪个女人来往，你跟我说。我亏待不了你。”
黄炜琳等的就是这句话，可脸上一点没露出来。
“刘太太，这不太好吧，毕竟是科座……”
“有什么不好的？”王珍梅把手帕往桌上一拍，“你就当帮帮我。这个刘海彬，我跟他过了这些年，他是什么人我还不晓得？你帮我看住了他，往后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黄炜琳低下头，像是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行，刘太太，我尽量。”
从那天开始，黄炜琳就成了王珍梅安在刘海彬身边的一双眼睛。
按王珍梅的意思，黄炜琳每天把刘海彬的去向、见了什么人、几点走的，都记着，隔三差五地报给她。黄炜琳嘴里答应着，心里有自己的打算。
她给王珍梅报的东西，都是挑过的。刘海彬白天在科里干了什么，见了哪些人，哪些是公务，哪些是私事，她心里有数。报给王珍梅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比如“科座今天下午出去了两个钟头，说是去开会”，又比如“科座今天加班到晚上九点，确实是在写材料”。
这些话半真半假，既不让王珍梅起疑心，也不让刘海彬那边出问题。
有一回，刘海彬下午说去警察局办事，结果去了五六个钟头没回来。王珍梅找上门来问，黄炜琳站在楼梯口把她拦住了。
“刘太太，科座今天下午是去警察局了，那边事情多，给耽搁了。”
“真的？”
“真的，我亲眼看他上的车。”
王珍梅半信半疑地走了。没过多久，刘海彬回来了，进门的时候看了黄炜琳一眼，点了下头。
还有一次更悬。刘海彬晚上没回家，第二天王珍梅直接冲到科里来，要翻刘海彬的抽屉。黄炜琳赶紧上去拉住她。
“刘太太，您别这样，科里还有别的同事呢。”
“我管他什么同事！他刘海彬做得出来，我还怕人看？”
“刘太太，您听我说。”黄炜琳把她拉到一边，压低声音，“科座昨天晚上确实在办公，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后来听说城北那边出了点事，他被叫去处理了。您要是这会儿闹起来，科座脸上挂不住，回头更不好收场。”
王珍梅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听了这话，气消了一半，嘴里嘟囔了几句，就走了。
黄炜琳两头做人，两头不落空。
王珍梅那边，觉得这个小黄听话、懂事，交代的事办得妥帖。刘海彬这边，觉得这个小黄能干、会办事，几次三番替自己解围。慢慢地，刘海彬对黄炜琳的态度变了。
以前交代事情，刘海彬都是命令的口气，说完就转身。后来他开始多看她两眼，有时候还会多说两句。
“小黄，你这份材料抄得不错。”
“小黄，下午那个会，你跟我一起去。”
黄炜琳知道，自己已经进了刘海彬的视线范围。
但她更知道，离那个保险箱还有一段距离。
第三章 保险箱的钥匙
到了1943年6月底，黄炜琳在情报科已经干了三个多月。
刘海彬对她的信任，从一些小事情上看得出来。他出去办事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她，让她帮着取份文件，或者接待来办事的人。这种信任，在情报科里没有第二个人有。
但保险箱的钥匙，刘海彬从来不交给任何人。
那个铁皮箱子就靠在他办公桌后面的墙上，半人高，四个角包着铁皮，锁是德国货，密码盘加钥匙，两道锁。刘海彬随身带的那把钥匙，管的是外层的锁。里层的密码，只有他自己晓得。
黄炜琳盘算过好几回，要想从刘海彬手里拿到钥匙，不能用偷的。偷东西动静太大，一旦出了岔子，前功尽弃不说，自己的身份也会暴露。她得让刘海彬主动把钥匙交到她手上。
机会来得比预想的快。
7月初的一天上午，刘海彬坐在办公室里，桌上一只皮箱敞着盖，里面是二十来斤大烟土，黑乎乎的，用油纸包着。这是勤务员刚从外头弄回来的。
刘海彬正低头数着，勤务员忽然推门进来，脸色不对。
“科座，行政公署长官郝鹏举，还有日本领事和徐州特务机关长，一起来巡视了，已经进了大门。”
刘海彬的手停在半空。
“什么？”
“已经在楼下了，您赶紧收拾一下。”
刘海彬的脸一下就白了。徐州城里开烟馆的不少，日本人在面子上的功夫还是做的，设了个禁烟局，嘴上喊着禁烟。他一个情报科科长，办公室里摆着二十斤大烟土，被顶头上司和日本人一起撞见，那顶乌纱帽还要不要了？
楼道里有人喊：“推荐官以上先生，马上到礼堂就座！”
喊得急，一遍接着一遍。刘海彬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嘴里念叨着：“怎么办，怎么办……”
黄炜琳就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沓刚抄好的材料。
她往前走了一步，声音不高不低：“科座，绝密保险箱不在长官们巡视之列吧？”
刘海彬愣了一秒，转头看她。
“对，对！”他一把扯下腰间的钥匙，几步走到黄炜琳面前，把钥匙往她手里塞，“你帮我把东西锁进去，快！”
黄炜琳没有接钥匙。
“科座，这不太好吧，还是您自己锁吧。”
“来不及了！”刘海彬把钥匙往她手心一拍，转身就往外走，“黄小姐，拜托你了。”
楼道里的脚步声远了。黄炜琳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钥匙，铜的，不重，攥在掌心里温温的。
她转过身，走到保险箱前，把外层锁打开，然后把皮箱里的烟土一包一包塞进去。里层的密码盘她没有转，她试了一下，密码锁那层是开着的，刘海彬之前开过一次，忘了锁回去。
保险箱的门敞着，里面的文件一摞一摞码得整整齐齐。最上面一层，放着一本薄册子，蓝皮封面。
黄炜琳的手停了一下。
她回头看了一眼门口，没有人。楼道里的脚步声已经散了。
她把那本蓝皮册子抽出来，翻开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名字，有编号，有住址，有联络暗号。她翻了几页，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
时间不够，她不能从头抄到尾。
她把册子合上，放回原处，然后从自己抄好的那沓材料里抽出一张白纸，飞快地在上面记了几行。能记多少记多少。
外面传来脚步声，有人上楼了。黄炜琳把白纸塞进袖口，把那包烟土塞进保险箱，关上门，用钥匙锁好。
刘海彬回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一层薄汗。他推开办公室的门，黄炜琳正站在桌子旁边，手里捧着那把钥匙。
“科座，东西都收好了。”
刘海彬接过钥匙，看了看保险箱，锁得好好的。他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小黄，今天这事，多亏了你。”
“科座客气了，应该的。”
刘海彬点点头，把钥匙重新挂回腰间的牛皮绳上。
黄炜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袖口里那张纸贴着胳膊，薄薄的一层，她觉得有点烫。
第四章 华北的暗桩
徐州这边有了眉目，可情报工作不是一棵树上吊死的事。
黄炜琳记下来的那几行名字，当天晚上就通过交通站送了出去。老周在回信里说，东西收到了，但还不够，花名册上大半的名字还没摸清，要她继续想办法。
同一时间，在几百里外的河北，另一条线上的事情也在往前走。
藁城县有个叫张一农的人，是本地一个教书先生，平时在村里教几个孩子认字，看着不起眼。1941年秋天，日伪军在平汉铁路以东搞大扫荡，区小队化整为零，村党支部的人也散了，各自隐蔽。
张一农没有走，他留在了村里。
日本人来了以后，在藁城县城里设了维持会，招了一批本地人做事。张一农通过一个亲戚的关系，进了维持会当文书。
维持会的差事，说白了就是给日本人跑腿。登记户口、收粮收款、传达通知，都是些杂事。张一农白天在维持会里抄抄写写，见了日本人点头哈腰，见了伪军递烟倒茶，村里人背后骂他，说他给日本人当狗腿子。
这些话张一农都听见了，他不吭声。
他心里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维持会的文书，能接触到不少东西。日本人哪天要下乡收粮，伪军哪个中队要换防，县里新调来了多少兵，这些事在维持会的文件里都有影子。他把这些零碎的信息记在心里，晚上回到家里，趁着没人的时候，用铅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卷成卷，塞进旱烟杆的铜烟锅里。
第二天出城，他就在城门口的伪军岗哨面前晃一下烟杆，伪军认得他，知道他是在维持会做事的，不搜身，摆摆手让他过去。出了城，走到野地里，他把烟锅拧开，把纸条交给等在路边的交通员。
纸条上写的那些字，乍看是几句庄稼话。“东头李家的牛病了”“西头王家添了个娃”，外人不晓得，这是暗语。“牛病了”是说日军要下乡，“添了个娃”是说有新兵调来。交通员一看就明白。
张一农就这样在维持会里待了两年多，传递出去的情报有几十份。有一回，日军要夜袭区小队的一个隐蔽点，张一农提前一天拿到了消息，交通员连夜翻了两道封锁沟，把纸条送到了区小队手里。区小队提前转移，日军扑了个空。
张一农后来被调到了县城里的警察局做文书，位置更靠里了。能接触到的东西也更多，包括伪军的换防表和武器登记册。他把这些信息一份一份地记下来，一份一份地送出去。
这些事情，藁城县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第五章 青浦的账房先生
南边的青浦，也在做同样的事。
1939年，青浦有个叫姜惠萍的年轻女人，从上海回到了老家。她在外头读过书，英文底子好，回了青浦以后，在父亲复业的水果行里做账房。这间铺子叫“源泰禄记”，开在北门街上，卖水果和地货。
姜惠萍的公开身份是账房先生，实际上她是抗日三支队的情报员，受三支队直接领导。
回到青浦以后，姜惠萍靠着父亲的关系，应聘到伪团长吴墩家里做家庭教师，给吴墩的两个孩子补习英语。上课的地方就在伪军团部的院子里，天井右边的厢房。每次去上课，姜惠萍都要经过伪团的营房，从那些伪军面前走过去。
伪军们认得她，晓得她是团座家里的先生，见了她都客客气气的。
姜惠萍每次去上课，眼睛从来不闲着。营房里多了什么枪，墙上挂了什么地图，伪军官们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她都在心里记着。
1939年农历八月的一天，姜惠萍照常去伪团部上课。她发现跟往常不一样，伪团长吴墩训完话以后，没有像平时那样三三两两地散了，而是领着一群伪军官往一个方向走。
姜惠萍留了个心眼。
下课以后，她回到家，先去后河浜看了一眼。如果伪军要下乡扫荡，头一天会在河边抓扣民船，这是老规矩。可她看到河里的船照常走，没有动静。
刚回到铺子里，她看见伪团长的勤务兵在买香瓜。姜惠萍上前搭了两句话，问为啥买这么少。勤务兵随口说了一句，团长今天下午不打牌了，买了一篮子就够。姜惠萍又追问了一句，勤务兵说，团长刚回来，说明天一早要跟皇军一起出发。
姜惠萍心里一紧。
她又到表兄薛宋尧开的鱼行去看了看。表兄告诉她，对门的伪团部今天买了两担鱼，还买了不少酒肉。姜惠萍知道，伪自卫团每次出动之前，都要大吃大喝一顿。
几件事凑在一起，姜惠萍断定，明天一早敌人要下乡扫荡，而且很可能是冲着三支队去的。
她回到家里，把情报写好，通过联络员送了出去。三支队接到情报后连夜转移，第二天日伪军扑到地方，一个人也没找到。
姜惠萍在伪团部当了两年多的家庭教师，传出去的情报有十几次，没有一次出过差错。伪团长吴墩到后来都不知道，那个给他孩子教英文的姜老师，就是把他卖了的人。
第六章 如皋的卧底将军
往东看，江苏如皋有个施亚夫，是黄炜琳同一时期在另一条战线上的人。
施亚夫是南通人，1915年生，家里穷，16岁就入了党，一直在做地下工作。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到处招兵买马，组织上决定让施亚夫趁机打进去。
施亚夫先和粟裕演了一出双簧。他假装跟粟裕闹翻，带着几个心腹离开队伍，在南通当地拉了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对外号称八千人，自称师长。
汪伪政权的人过来看了看，觉得施亚夫有人有枪，就收了他。汪精卫派了个少将参赞严甸南来南通实地考察。施亚夫让手下陪着严甸南在南通城里玩了几天，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严甸南问他要花名册，施亚夫就拿了一本百家姓，用电话号码簿上的数字编成枪支号码，凑出了一本三千人的花名册。
严甸南把这本花名册带回南京，汪精卫看了看，给了施亚夫一个中将师长的头衔。
施亚夫在伪军里待了四年，从七师师长做到了三十四师副师长。他在伪军里广交朋友，跟不少伪军官拜了把子，包括驻在南通的日军混成旅旅长南浦手底下的一些人。他还认识了汪精卫的儿子汪漫云，从汪公馆的酒局上听到了不少消息。
1942年，施亚夫在日军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听到了南浦司令官宣布的作战计划。日军要派两个大队和两个伪军师，在南坎会议结束后围堵新四军的高级将领，连将领们回程的路线都标好了。
施亚夫把这份情报送了出去。粟裕接到情报后紧急调整了行程，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安全脱险。
这件事以后，日伪方面开始对施亚夫起了疑心。到了1944年初，伪军副师长范杰的老婆潘宜娟，趁着打麻将听来的消息，深夜跑到施亚夫家门口，告诉他日本人怀疑他了。
施亚夫当天晚上联系了新四军，起义的时间从原定的1月11日提前到1月5日。起义那天，他带着队伍突围，跟新四军会合了。
第七章 再次出手
回到徐州。
黄炜琳第一次拿到花名册的一部分内容以后，组织上给她的回信里说，还差不少。花名册上有好几十个名字，她那天只来得及记了十几个。剩下的那些，得再进一次保险箱。
可刘海彬从那以后，把钥匙看得更紧了。他大概是回过味来了，那天把钥匙交给黄炜琳，虽然事情办得漂亮，可毕竟是个把柄。打那以后，他开保险箱的时候，都把门关上，不让任何人靠近。
黄炜琳没有着急。
她又等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她照常干活，照常给王珍梅报消息，照常跟刘海彬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
到了8月底，机会又来了。
刘海彬要去南京开一个会，要走三天。临走那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黄炜琳进去送材料。
刘海彬接过材料翻了翻，放在桌上。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公文包，把几份文件装进去，然后站起来拿外套。
“小黄，我出去几天，科里的事你看着点。有什么急事给我打电话。”
“好的科座。”
刘海彬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她一眼。
“那个……上次那个事，你办得不错。”
黄炜琳知道他说的“那个事”是什么。
“科座放心。”
刘海彬走了。黄炜琳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看着那张桌子，那个保险箱，那把钥匙。
刘海彬把钥匙带走了。可是黄炜琳知道，刘海彬走之前开过一次保险箱，把一份材料放了进去。她站在门口的时候，注意到保险箱的密码盘没有归零。
密码锁的密码，刘海彬平时拨得很随意。黄炜琳以前站在门口跟他说话的时候，见过他开箱的动作，手指在密码盘上转了几下就开了。她没有完全记住那几组数字，但她记住了开锁的方向和顺序。
刘海彬走后的第一个晚上，黄炜琳留在了办公室。她跟值班的同事说有几份材料要赶出来，让人先走了。
整座楼里就剩她一个人。
她走进刘海彬的办公室，关上门，走到保险箱前。先转了外层密码盘，试了两次，没有开。第三次的时候，她按照记忆里刘海彬转动的方向，先向右转了三圈停在某个位置，再向左转两圈，最后向右转一圈。
锁开了。
黄炜琳轻轻拉开箱门。蓝皮册子还在最上面一层。她拿出来，翻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次时间充裕，她把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地址、每一个联络暗号都记在脑子里。
她合上册子，放回原处。然后从随身带的本子上撕下一张纸，飞快地把记住的内容写下来。写满了正反两面。
写完之后，她把纸折好塞进鞋底，锁上保险箱，把密码盘归零，推了一下门确认锁好了，然后关了灯，从后楼梯出去。
第二天早上，她照常来上班，照常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抄材料。刘海彬的办公室门关着，里面没有人。
三天以后，刘海彬从南京回来。他打开保险箱看了看，蓝皮册子还在，位置没动。他把箱子锁上，什么也没说。
黄炜琳把那张写满字的纸，通过交通站送了出去。老周后来回话说，花名册上的名字全对上了。
第八章 王珍梅的后知后觉
1943年秋天，徐州城里的风开始凉了。
王珍梅还是隔三差五地来找黄炜琳，问刘海彬今天干了什么，去了哪里。黄炜琳还是照老样子，拣些无关紧要的报给她。
可王珍梅不是傻子。
有一天下午，王珍梅又来科里，正好赶上刘海彬在开会。她坐在黄炜琳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嗑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小黄，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了。”
“有婆家了没有？”
黄炜琳笑了笑，没说话。
王珍梅把瓜子壳丢在桌上，忽然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小黄，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帮我盯着刘海彬，我心里是感激你的。可你这个人，我越看越看不透。”
黄炜琳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刘太太说笑了，我就是个抄材料的。”
“抄材料的？”王珍梅看着她，眼睛眯了眯，“抄材料的能让我家那个刘海彬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你？我可从来没见他让第二个人碰过那个箱子。”
黄炜琳把笔放下，抬起头看她。
“刘太太，那天科座是着急，正好我在旁边。他就是随手……”
“行了行了。”王珍梅摆摆手，站起来，“我也不是要问什么。我就是觉得，你这个姑娘，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把手里的瓜子往桌上一搁，转身走了。
黄炜琳看着她的背影，手里的笔捏得紧了紧。
那天晚上，她给老周传了个口信，说王珍梅起了疑心，行动可能要收尾了。
老周的回信只有一句话：“再等等。”
半个月以后，王珍梅又来了。
这一次她没有嗑瓜子，也没有问刘海彬的事。她坐在黄炜琳对面，看了她好一会儿。
“小黄，我问你个事。”
“刘太太您说。”
“你是不是共产党？”
黄炜琳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没有变。
“刘太太，您这话从哪说起？”
“你别管我从哪听来的。”王珍梅盯着她，“我就问你一句，是还是不是。”
黄炜琳没有回答。
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坐着。过了好一会儿，王珍梅叹了口气。
“算了，我不问了。你帮过我，我也帮过你。往后的事，你自己看着办。”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黄炜琳一眼。
“那个刘海彬，他要是哪天出了事，跟我没关系。”
说完就走了。
黄炜琳坐在椅子上，手心出了一层汗。她不知道王珍梅到底晓得了多少，也不知道王珍梅会不会说出去。但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待不了太久了。
第九章 撤离
1943年10月初，黄炜琳接到了老周的指示：任务完成，准备撤离。
花名册上的内容已经全部送了出去。徐州周边的几个交通站根据这些信息，把暴露的同志转移了，把有问题的联络点关掉了，日伪方面安插在各地的暗桩被一个个拔掉。
黄炜琳要走的那天，是个礼拜三。
她照常来上班，照常坐在桌子前面抄材料。刘海彬上午在办公室里打了个电话，然后出来跟几个人交代了几句，就出去了。
黄炜琳把桌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几份没抄完的材料放在一边，笔插回笔筒。她站起来，拿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笔记本。
她下了楼，走出行政公署的大门。门口的卫兵认得她，没有拦。
走到街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二层楼房。二楼的窗户开着，那是情报科的办公室。窗帘被风吹得飘了一下。
黄炜琳转过头，沿着巷子往南走。
出了城，她在城南的一片树林里见到了等在那里的交通员。交通员把她带到了萧宿铜灵通讯总站的一个隐蔽点。
老周在那里等她。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周递给她一杯水，她接过来喝了。
“王珍梅那边，最后跟你说了什么？”
黄炜琳把王珍梅两次找她的事说了一遍。老周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女人，倒是有点意思。她要是真去告了你，你走不了。”
黄炜琳没有说话。
“不过她没有。为什么呢？”老周像是自言自语。
“她跟我说过一句话。”黄炜琳把杯子放在桌上，“她说，‘你帮过我，我也帮过你’。”
老周点了点头。
黄炜琳撤出来以后，情报科那边没有动静。刘海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蓝皮册子还在保险箱里，密码锁的密码也没改。王珍梅也没有再去找过刘海彬的麻烦。
只是后来刘海彬有一天找不到黄炜琳了，问了科里的人，都说不知道。他去人事那边翻了翻，档案上写着“自动离职”。
刘海彬坐在办公室里抽了根烟，把这件事放下了。
第十章 后来的事
黄炜琳撤出来以后，被调到了另一个地区继续做地下工作，一直到抗战结束。
施亚夫1944年1月带着队伍起义之后，回到了新四军，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他在伪军里待了四年，获取的情报救过不少人的命。
姜惠萍在青浦一直做到抗战结束，伪团长吴墩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教师是共产党。
张一农在藁城的维持会和警察局做了好几年文书，传出去的情报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王珍梅后来跟刘海彬离了婚，回了娘家。有人说她回了老家种地，也有人说她去了南方。没有人确切知道她后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刘海彬在抗战结束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判了几年刑。出狱以后去了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
徐州城里那栋行政公署的灰色楼房，后来被拆了，盖了别的房子。当年情报科办公室的位置，现在是一间临街的铺面。
黄炜琳晚年住在南京，很少跟人提起当年的事。有人问起她在徐州那几年做了什么，她只是笑笑，说在机关里抄了几年材料。
只有一次，她跟一个晚辈说起过王珍梅。
“那个女人，不坏。”她说，“她就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1943年春天，黄炜琳走进徐州城的时候，身上的棉袄还是新的。1943年秋天她走出来的时候，那件棉袄已经磨出了毛边。
她在徐州城里待了大半年，抄了不知道多少份材料，爬了不知道多少级楼梯，见了不知道多少人。她做的那些事，写在那本蓝皮册子里，写在交通站送出去的纸条上，写在她自己的记忆里。
那本蓝皮册子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被刘海彬销毁了，也许被日本特务机关收走了，也许还躺在某个仓库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
但那些名字，那些地址，那些被拔掉的暗桩，那些被救下来的人，都记得。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徐州志·隐蔽战线》，徐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 《冀鲁豫边区敌伪军工作史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3. 《江苏党史资料·隐蔽战线专辑》，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