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再次批评AUKUS。他警告美国若因台海与中国开战，可能战败后撤回圣迭戈，澳大利亚却要留在本地区承受后果。基廷的胜负判断无法由现有事实证明，但他抓住了澳大利亚安全政策里一处现实矛盾。

法律上，堪培拉保留参战与否、是否允许本国领土用于作战的决定权。军事上，美军人员、潜艇、情报设施、燃料弹药和维护体系正持续嵌入澳大利亚。AUKUS给澳方增加了远程水下作战能力，也把澳方的基地、工业和训练体系更深接入美国的作战网络。风险来自战争到来以前，退出共同作战体系的成本已经被一项项做高。

麦考尔把澳大利亚支持美国介入台海视为“显而易见”，基廷据此判断澳方正在失去自主空间。可从制度文本来看，两人的话都超出了条约本身。《澳新美安全条约》要求缔约方依照各自宪法程序应对共同危险，没有规定澳大利亚因台海冲突自动参战。澳海军司令马克·哈蒙德也公开说过，澳军参加任何冲突，都由澳大利亚政府作出主权决定。

110处军事设施的说法需要把口径讲清。据资料统计，美军直接控制17处设施，可进入75处澳方管理的军事设施，美国防务企业另可进入18处，合计110处。其中“设施”还包括同一基地内的不同功能单元。

2014年的美澳《部队态势协议》规定，在尊重澳大利亚主权和法律的前提下，美军及承包商可对约定设施拥有“不受阻碍的进入和使用”，用途包括加油、通信、预置装备以及部署部队和物资。协议要求双方磋商，适用事项须符合澳方“充分知情并同意”政策。澳政府称，美军使用设施属于轮换部署，由双方共同决定并接受澳方邀请。

AUKUS和驻军安排没有替澳大利亚取消法律上的战争决定权。变化发生在决定之前。基地越适合美军快速展开，弹药燃料越早预置，情报和通信越深融合，澳政府到了危机时刻再选择切断合作，就要同时承担军事协调、联盟信誉、工业合同和部队运行上的成本。主权仍在，使用主权的代价可能比过去高得多。

这种变化现在已经落到具体基地上。松树谷联合防务设施承担卫星侦察、导弹预警和通信情报等任务，《卫报》调查称其信息能够为美军全球行动提供目标支持。北部的达尔文长期接待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旱季部署规模可达2500人。北部基地还在扩大燃料、弹药和后勤预置。

这些项目各自都可解释为训练、威慑和提升澳军能力。组合以后，澳大利亚提供的已经超过临时停靠。情报、机场、油料、弹药、港口维护共同构成远程作战后方。美军是否从澳大利亚直接发起作战仍取决于澳政府授权，但堪培拉还要决定哪些支援活动继续运转。澳国防部的公开立场则是，美澳同盟使澳大利亚获得了自身难以单独实现的军事能力。

澳军即使不派作战部队，美军仍可能依赖澳境内的通信、侦察、补给和维护设施。允许这些功能继续服务美军行动，很难再用“没有派兵”概括澳方角色。若暂停相关功能，美军前沿部署也会受影响。现代远程作战还把“参战”拆成多个环节。派兵开火只是其中一部分，目标数据、卫星预警、空中加油、弹药补充、港口维修和软件支持同样影响作战持续性。多项功能长期运转后，澳大利亚与美军行动的联系会更紧。堪培拉若要保留选择空间，就需要在危机中逐项决定哪些功能继续，哪些暂停。

2026年6月，澳国防部宣布，西澳HMAS Stirling基地正在为2027年启动的“西部潜艇轮换部队”做准备，美国海军将重建第3潜艇中队，并设立维护和人员支持机构。澳方计划投入至多80亿澳元扩建基地。这个安排会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维护经验，也会给美军核潜艇提供更稳定的轮换和保障条件。

基廷担心的“锁定”，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基础设施锁定。它没有把参战写成法律义务，却提前把澳大利亚建设成美国在印太行动中越来越有用的后方。和平时期，这类能力提高联合作战效率和威慑水平。危机时期，同一套设施也会提高澳大利亚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关联度。安全收益和暴露风险来自同一批机场、港口、通信站和库存体系，很难只取一边。

AUKUS核潜艇项目现在把这种关系推进到了装备和工业层面。澳大利亚计划在2030年代初获得3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随后在2040年代接收本国建造的AUKUS级潜艇。澳政府强调，挂上澳大利亚国旗的潜艇将处在澳军指挥链之下，使用权属于澳大利亚政府。澳政府据此主张，AUKUS以更强威慑和自我防卫能力强化主权。

潜艇能力不会在交付那天凭空形成。澳海军人员要在美国受训，工人要进入美国船厂学习维护，西澳基地也要按核潜艇保障标准改造。2026年澳国防部披露，已有200多名澳海军人员在美国培训或任职，220多名澳产业人员在珍珠港海军船厂积累维护经验。澳方获得高端能力，也接受了漫长的技术过渡期。

美国潜艇工业的产能约束又给这种依赖增加了一层限制。澳防长马尔斯确认，原计划第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由新艇改为现役艇，原因涉及美国造船工业的产能困难。AUKUS可以授权转让，潜艇能否按期交付仍取决于美国舰队需求、国会授权和造船体系供给。澳大利亚未来可以独立指挥潜艇，形成这项能力的路径却高度依赖盟友。

这种依赖也不能等同于澳方没有主权。主权能力还需要维护能力支撑。潜艇由谁下命令是一层，弹药、备件、软件、船坞和核监管能否持续独立运转是另一层。关键环节长期依赖盟友，法律上的独立指挥就会受到装备可用率和保障周期的现实约束。

现在澳大利亚获得了更强的水下作战能力，同时扩大了对美国训练、维护、技术和战时保障体系的依赖。能力自主与供应链自主不会同步到来。未来十多年里，堪培拉拥有的武器会更强，退出美国军事体系的现实成本也可能继续上升。

基廷那句“美国输了就回圣迭戈”，它触及的风险分配可以具体分析。美国本土与西太平洋有辽阔海洋相隔，澳大利亚长期处在印太地区，固定基地、港口、情报站、核潜艇保障设施不会随着一场危机结束而搬走。若中美发生大规模冲突，澳大利亚承受的后果可能涉及军事设施安全、海上航线、金融市场、能源供应以及对华贸易。

经济关系让这种地理暴露更加具体。2025年中澳货物和服务双边贸易额为3260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全部货物和服务贸易的25%。澳大利亚对华出口1960亿澳元，占其全球出口的29%。这类联系说明，一旦中美冲突破坏地区贸易和航运，堪培拉需要处理的经济代价会比远离西太平洋的国家更直接。

现在澳大利亚正在把更多基地、人员、工业和情报能力接入美国军事体系。澳方仍握有法律决定权，但每增加一项预置、轮换和联合保障，未来说“不”的操作成本就会再增加一点。若澳方今后能把维护、监管、关键备件和基地授权机制做成可独立运行的体系，基廷关于“被锁定”的担忧会减弱。若预置和美军专用保障功能继续扩大，而澳方否决程序仍主要停留在原则表述上，这种担忧会获得更多现实依据。

今后，美国可以从澳大利亚获得更稳定的前沿支撑，澳大利亚从美国获得核潜艇、情报和威慑能力，双方都在交换利益。可一旦地区冲突失控，澳大利亚无法搬离本地区，也无法迅速拆掉几十年形成的军事和经济联系。最终，AUKUS能否提高澳大利亚安全，要看这些安排是否保留清楚、可执行的授权边界，以及堪培拉能否在高压环境下独立使用这些边界。

文 | 赵杰 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媒体人、曾就职于凤凰网、大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