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里，静静地伫立着一方墓碑，其掩映在丛木之下，显得凄清又淡然。

对于匆匆过客来说，墓碑似乎这并非很显眼，但如果人们愿意看一眼墓碑上的名字，则必然会为之一震，因为那是李大钊的墓碑。

就在这方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行字：“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熟悉历史的朋友对李大钊一定有所耳闻，他是中国新革命事业的伟大先驱，但人们或许没有注意到，李大钊最后的结局是死在了敌人的手中，年仅三十八岁。

在李大钊逝世的二十二年后，那个曾存在于他演讲中的“青春中国”变成了现实，而人们也并没有淡忘这位先驱，新中国最后是将所有的刽子手都明正典刑。

在北京城中，曾有一个地方叫做东郊民巷，这个地方的另一个名字叫做“使馆街”。

是的，这条大街是和近代中国的屈辱史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矗立在道路两旁的西洋风格的建筑似乎就在向人们宣示着我们这个国家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而就是这个地方，成了李大钊先生最后的栖身之地。

当时，国内形势风云突变，李大钊不得已和北方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起搬到了东交民巷，就藏身在原俄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兵营中，继续坚守在革命战线上。

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内日益蔓延的白色恐怖的氛围也逐渐扩展到了这个地方。

1927年的4月6日，也就是李大钊和其他人员搬到东交民巷的一年以后，他们的住处在这一天的清晨迎来了急促地敲门声，李大钊没有直接开门，而是站在窗子前观察了一下，赫然看到外面全是荷枪实弹的宪兵和警察。

那一刻，李大钊心中已经了然，他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事情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变得微妙起来的。当时，在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城，北洋政府在此时进入了奉系时代。

而张作霖在进入北京城后，立即着手抓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本来大家都是力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但李大钊放不下手中的工作，于是便抱着一丝侥幸搬到了东交民巷。

要说李大钊与张作霖之间，那是绝对的冤家对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的军阀头子，只想建立独裁政府，而李大钊是坚持革命的知识分子，对张作霖的军阀多有抨击之词。

早在北京城还是段祺瑞掌控的时候，李大钊就因为领导反帝反军阀运动被通缉。

等到张作霖上台，对待李大钊等人的态度比之段祺瑞有过之而无不及，张作霖甚至在北京宣布：“凡是支持共产党的，一经发现就是死罪！”

在张作霖的严厉打击下，很多共产党人都落难了，很多人壮烈牺牲，但最让张作霖嫉恨的还是共党头目李大钊，他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特务团队，由一个叫吴郁文的人带领，就是要抓捕李大钊。而这个吴郁文，正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角。

说起吴郁文，他的经历还颇有故事。这是一个来自北京密云地区的浪荡儿，从小游手好闲，从来不被乡邻待见。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赶上了清末社会大变革的好时候。

当时，清政府要实行新政，于是准备选派一批人去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进修，回来后充当警察。在这批被选中的人中，就有时年二十三岁的吴郁文。

几年以后，吴郁文顺利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回到北京成为了京师宪兵司令部的一等副官，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但就其早期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品行恶劣的人一朝得势，又会做什么好事呢？果然，吴郁文死性不改，反而借助手中的权力变得更加明目张胆，贪污受贿不说，还欺压百姓。

清政府实施新政，本欲自救，但如果他们依靠的都是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求而得之呢？没多久清政府就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被摧垮。

清王朝倒台了，但他遗留下来的不止是国弱民穷的烂摊子，还有一大堆曾经的爪牙成为了社会闲散人员，而这些人自然是不会回过头当老实本分的百姓，吴郁文就在这时瞅准时机投奔了张作霖，成为了奉系军阀麾下的一个军官。

一个土匪遇到一个无赖，两人自然是看对了眼，张作霖对吴郁文很是欣赏，对他多有倚重。这不，当张作霖打算抓李大钊的时候，他立马就想到了吴郁文。

接了张作霖的军令，吴郁文自然不会怠慢，很快就带着人满北京搜索李大钊的踪迹，逼得李大钊只能刮了胡子，在北京城四处躲藏，最终他逃进了东交民巷。

为了抓住李大钊，吴郁文也是想尽了办法，他手下的特务整日都在打探消息。经过连续几个月的搜寻，还真让吴郁文找到了蛛丝马迹。

一个叫李博海的特务告诉吴郁文，李大钊和共产党的中央党部很可能就藏在苏联军营里。

得知李大钊下落，吴郁文自然十分高兴，但同时有一个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苏联军营就在东交民巷，那是外国人的地盘，他们不敢轻易闯进去。

好不容易找到了李大钊，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不敢上门抓人，吴郁文别提多郁闷了。

就在他为难的时候，一个叫陈兴亚的手下给他出了个主意：就说共产党人要在东交民巷组织暴动，向外国人提出申请进去搜查。

吴郁文一拍脑袋，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试一下。

果然，当苏联大使馆得知他们的辖区要发生暴动的时候，很是震惊和气愤，于是就签署了允许北京军警入内搜查的公文，这就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一幕。

4月6日的清晨，数百名军警冲进了苏联使馆区，将苏联军营围了个水泄不通。

紧接着，在连续敲门没有响应后，吴郁文下令让人破门而入，然后就是军警一拥而入，整个军营内部顿时鸡飞狗跳。

看见形势不妙，李大钊赶紧带上家人准备离开，但发现他们已经无处可走，于是只能躲在了兵营北楼的一个小屋里。

听到外面的喧闹声，李大钊把两个女儿抱在怀中，不断安慰她们。没过多久，只听见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李大钊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经明白了，今天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了。

果然，没多久房间的大门就被踹开，几个警察立马把躲在里面的李大钊一家抓了起来，然后他们被一路推搡地带到了操场上。

而在操场上，已经站满了被抓的同志，整个中央党部已经被一网打尽。

李大钊被抓的消息传到了张作霖的耳朵里，让他欣喜异常，他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本来在张作霖的意识里，这将是他报仇泄愤的时刻，但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出乎了他的意料。

李大钊被抓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爆了舆论界，社会各界人士的批评之声铺天盖地地传了出来，多达二十五所大学的校长联名上书给当局施压，由此带来的示威活动更是层出不穷。

张作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心思抓来的李大钊竟然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按照他原来的想法，肯定是要把李大钊一刀结果，但现在他根本不敢动手。

不过，张作霖肯定也不会放人，要不然他的面子就没地方搁了。于是，事情就这样僵持了下来，张作霖想要静待事态发展再做决定。

在入狱的那段时间，张作霖对李大钊想尽了办法去折磨和虐待。

李大钊受到了严酷的拷打，被逼问党组织的秘密，那些特务不惜把铁签钉入李大钊的十根手指，最后又将他的十枚指甲全部拔掉。

如此酷刑，仅仅是用文字表述已经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而这还仅仅是监牢里的诸多酷刑的一种，诸如鞭刑、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等残忍手段，这些匪徒们肯定不会落下。

但李大钊却在这非人的折磨中坚持了下来，始终一个字都没有说出，这就更让张作霖抓狂了。

在牢中的时候，李大钊曾写下这样一篇文章，名字叫做《狱中自述》。

这篇只有两千七百字的文章，却说尽了先生一生的追求与境界，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从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就能看出李大钊的志向追求，其人不愧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块丰碑。

李大钊如此强硬的态度大大出乎张作霖的预料，他没想到这个看似文弱的书生居然是这样一个硬骨头，不由得还生出了敬佩之情。

既然强硬不顶用，他又打算使软刀子，于是派人去用高官厚禄诱惑李大钊，但李大钊根本不为所动，他说：“尔等雌黄小儿，也配让我屈尊效劳？大丈夫宁可断头流血，也不同流合污。”

在李大钊这里碰了一鼻子灰的张作霖这下束手无策了，他杀又不敢杀，放又不甘心，整个人为此焦头烂额。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南京的电报彻底改变了张作霖的想法。

这份电报来自蒋介石，内容是：“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就在几天前，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撕下了他伪善的面具，而对共产党人痛下杀手。而此时，他也给张作霖发去了密电。

本来张作霖也是想直接杀人，只是苦于社会舆论压力。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大开杀戒，有了他开这个头，张作霖身上的舆论压力顿时就轻多了，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及的了。

于是，在4月28日的时候，张作霖终于“响应”社会各界的呼声举行了“特别法庭”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审判”，李大钊等二十多个共产党员被以“妄图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判处死刑。

当天下午两点，李大钊等人被用六辆囚车被送到了刑场，而李大钊是第一个被送上绞刑台的人。

临刑之前，有官员问李大钊还有没有什么遗言，李大钊回答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憾为？”

就这样，这位中国的伟大马克思主义战士死在了刑场上，继之而死的还有杨景山等十九名同志。

李大钊死了，但他所忠诚的事业没有消亡，他所宣扬的“青春中国”在他遇害的二十二年成为了现实。

而就在建国后，一个叫朱文刚的同志奉命接手北京功德林监狱。这座曾经的国民党“第二模范监狱”，曾关押过很多革命同志，是最为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监狱之一。

就在接手功德林监狱之初，朱文刚在审视这座壁垒森严的牢笼时，一眼就注意到空地中央伫立着的一座巨大的绞刑架。

看着那冰冷的刑台，朱文刚只觉得心里发毛，他就在想：不知过去死在这里的人有多少啊。

而就在这时，一个同事告诉他：“听说这座绞刑架曾处决过李大钊同志。”

正是这句话，在让朱文刚震惊不已的同时，将已经隐没在历史中二十二年的往事拉回现实。

朱文刚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而这也正契合了建国之初肃清内外敌人以及重新审视历史问题的主题。一时间，为李大钊同志报仇雪恨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央当即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首长更是批示说：“不惜一切代价，彻查此事，杀害先烈李大钊同志的凶手一个都跑不了!”在中央的支持下，这一工作迅速展开。

“杀人者终将覆灭”，但此时奉系军阀早已烟消云散，追踪的主要目标就放在了那些帮凶和走狗的身上。

很快，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下，也是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李大钊案的重要帮凶雷恒成落网，此时的他已经化名了明禅师，就潜藏在上海。

幸而法网恢恢，让这个军阀的爪牙和日本人的鹰犬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他最终是被以叛国罪、谋杀罪等多项罪名判处死刑。

与此同时，刽子手王振南也被抓捕，这个穷凶极恶的匪徒不仅参与了杀害李大钊，甚至公然违背国民政府“不满十八岁免于死刑”的法律，杀害烈士龙华，而他最终也被枪决。

除了这些帮凶，李大钊案的最大凶手吴郁文还逍遥法外，对于他的追捕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张作霖都已经死了十几年，这个吴郁文的去向实在难以查出。

但公安干警没有灰心，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线索。而这一找，两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事情却没有一点进展。

就在大家郁闷的时候，一封举报信又让人们燃起了希望。一个北京市民向公安投递了一封举报信，说是旧鼓楼大街4号住着的一个叫吴博斋的人，他是潜逃的罪犯。

本来公安部门并没有将其与吴郁文联系在一起，只当是寻常逃犯，但也进行了正式的调查。

正是在这次调查中，公安干警发现，这个吴博斋与他们要找的吴郁文存在很高的重叠性，这一下子就激发了干警们的斗志。

紧接着，几名侦查员来到旧鼓楼大街了解情况，其中一人敲响了吴博斋家的大门，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却发现房门根本没关，于是他们就走了进去。一进门，侦查员们就被满屋子的药味和霉臭味熏到了，一个个直摆手。

就在大家皱眉的时候，房间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谁啊？”

侦查员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老人正躺在床上，面带疑惑地看着他们。

侦查员注意到，这个人看起来有六七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花白，那瘦削的身体已经皱得像张吸了水的纸，两只眼睛嵌在深凹的眼眶里，没有什么神采，只让人感到阴寒。

侦查员还发现，这个老人的双腿不太灵便，似乎是有残疾，所以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见此情景，侦查员已经基本确定他就是举报信中的吴博斋，但估计和他说句话都会很费劲，侦查员干脆说了句：“走错了，不好意思”，然后就转身出了门。

但他们并不是要就此回去，而是来到了胡同口，和几个聚在一起下象棋的老人攀谈起来。

当时，侦查员假装是调查户口，然后就问那几个下棋的老人：“那户人家住着的瘸腿老人是谁啊？”

几个老人听见这句，用眼睛瞟了一下侦查员，然后说：“那人以前在北洋政府做过官，跟着张作霖，等到张作霖被赶回了东北，他也就回来了。这么多年了一直这样，也不出门，就在家里躺着。”

听到这，几个侦查员顿时就明白了，这个吴博斋十有八九就是吴郁文了。

随后，侦查员回到了单位，将情况报告给了上级，上级领导对此很重视，立即开会进行了讨论。

在了解完情况后，大家已经能够确定，这个老头就是吴郁文，需要立即予以逮捕。

于是，侦查员再一次来到吴郁文家中。这一次，侦查员直接对其说明了来意，没想到这个吴郁文倒也没否认，似乎对此还很坦然，但他接下来说的话就暴露了他的无耻本质。

吴郁文说：“我已经瘫痪这么多年了，本来就没几天活头了，就算你们把我关到监狱里，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就让我在家自生自灭。”

看到吴郁文的情况，侦查员也感到难办，这也没法直接上镣铐抓人。几番为难之下，大家还是决定先请示上级。

这时，专案组内部也有人说：“这个吴郁文都这样了，确实没啥抓的必要了，要不就这样算了吧。”

但是，对于这一情况，专案组也不敢擅专，于是就请示了彭真，而彭真在了解完情况后，却坚定地说：“就算他只剩下一口气了，也要抓回来审判！”

有了彭真的批示，专案组内部的意见也就统一了，接下来就是抓人了，这自然没有什么难度。

在被抓获之后，吴郁文一反之前的态度，开始对犯罪事实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

但是，公安干事早有准备，他们拿出了一枚勋章，那是当年就抓获李大钊一事张作霖奖赏给他的文虎勋章，是在吴郁文的家里找到的。看到这枚勋章，吴郁文沉默了，随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来接下来就要对其进行审判，但吴郁文在此后由于心理上完全崩溃，其病情愈发严重，不等被判刑就在牢房里一命呜呼。

但不管怎么说，李大钊以及其他十九名同志的冤屈终于在这一时刻完全洗刷，罪人沉沦地狱，伟人永存人间。

1982年，中央为了纪念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万安公墓的中央修建了他的陵园，与其合葬的还有他的夫人赵纫兰。

不仅如此，在李大钊的墓前，矗立着一尊他的石像，那奕奕神采好像一下子就把人的思绪带回了那个烈火燃烧的岁月。

在他的墓园身后，还有一方花岗岩石碑，上面又邓小平同志的亲笔题词：“共产主义伟大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这句题词，既是对李大钊一生事业的概括，也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李大钊本有机会逃，但他却选择了留下来，为的就是他热爱的事业。也正是因为他所热爱的事业，李大钊在三十八岁的大好年华将热血洒在了刑台上，真正做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

含冤二十四年，幸而国家建立，李大钊同志的冤屈得以洗刷，罪人终究伏法。要说唯一遗憾的事情，可能就是没有完成对吴郁文最后的审判。

但形式上的审判没能进行，内容上的审判却早已降下，吴郁文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人们唾骂的对象，并不在于他是否倒在了刑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