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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轶可:我让AI编了张专辑,它比我更懂怎么爱人


文||周玲玲
九月的北京,天黑得比夏天早了一些。我坐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电脑屏幕亮着,里面躺着一封邮件,来自法国。打开之前,我先去倒了杯水。回来的时候,播放键按下去,声音流出来。我愣了一下。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像是有人在替你说话,说得比你好。
那是2023年的事。那时候AI还没像现在这样铺天盖地,我找到一位法国科学家,请他帮我用AI做一版编曲。我给了他一个背景:电影《她》里,斯嘉丽·约翰逊演的那个AI,没有身体,只有声音。我想知道,如果机器开始理解欲望,它会怎么表达。
三年后的九月,这张叫《她机器》的专辑终于出来了。八首歌,二十二分钟。人类乐手照着AI的编曲一比一还原,我只保留了演唱、审美,和最后拍板的那一下。听起来很疯对吧。但我坐在那儿听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没有身体的“她”,在某个瞬间,比我更懂得什么叫靠近。
我叫曾轶可。很多人认识我,是十七年前那个抱着吉他、声音发抖的女孩。那时候他们叫我“绵羊音”,叫我“争议可”。包小柏老师离席的时候,我站在台上,其实没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后来高晓松老师说,回去把琴练好。我就回去了。
这些年我出了几张专辑,写了本书,签了新公司,发了两张专辑。听起来挺顺的。但你知道人是怎么长大的吗?不是那种顺顺当当的长大。是有一天你发现,你以前在乎的东西,突然不那么在乎了。然后你发现,你以前没想过的东西,开始夜里翻来覆去地想。
比如,爱到底是什么。


今年一月,我在青岛做《银壳下载》的签售。那是我写的第一本科幻小说,讲一个叫“她尤子”的虚拟人,意识在云端活得好好的,却非要下载回一具肉身里。有读者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云端没有雨。没有那种落在脸上凉了一下、然后顺着脖子流进衣领的雨。没有拥抱的时候,对方毛衣上起的球硌着你手心。
宋文京老师那天也在。他说书里“爱就是时间”那句话戳中了他。我坐在那儿笑,心里想,其实我更想说的是,爱就是那些你没法上载的东西。那些笨拙的、低效的、会让你疼的东西。
所以我做了《她机器》。我创造了一个“她”。没有身体,没有性别,甚至没有名字。她站在人类外面,看我们怎么相爱,怎么逃跑,怎么给那些说不清的感觉硬安上一个名字。AI编的曲有一种奇怪的精确,那种精确里藏着一种温柔,是那种“我不懂你,但我愿意看着你”的温柔。
主打歌叫《她》,写的是电影里那个AI的第一视角。我唱的时候想的是,如果她真的有心,她会嫉妒吗?会嫉妒那具肉身的温度吗?还是说,她反而觉得我们可怜,困在身体里,困在时间里,困在每一次心跳加速时那种毫无道理的慌张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录制那天我关掉灯,唱到某一句的时候,嗓子紧了一下。那个紧,AI模拟不出来。


有人说曾轶可变了。签了新公司,做了AI专辑,写了科幻小说,好像越来越“概念”了。但我自己觉得,我反而越来越笨了。以前写歌快,一个小时能写完一首,灵感来了就抓住。现在不行。现在我会想,这句话是真的吗?这个情绪是我自己的,还是我以为我应该有的?
写小说的时候更笨。歌词是感性的放纵,小说是理性的苦役。我坐在那儿,一个字一个字地磨,磨到后来发现,原来我根本不会讲故事。我只是有一堆感觉,堆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把它们排好队。但也许就是这样吧。人做事情,不一定非要擅长才去做。有时候是因为不擅长,才非做不可。
前阵子有人翻出我以前的采访。2019年我在《我是唱作人》上唱《彩虹》,有人说曾轶可原来这么摇滚。再往前,2011年,我说过一句话,“女人味不是一条裙子决定的”。现在看,那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好像隔了好几层壳。但内核没变。我还是那个觉得“爱比被爱重要”的人。还是那个在草莓音乐节上对着台下喊“把你们的爱或者恨都吼出来”的人。只是现在,我不喊了。我坐下来,让机器替我编曲,让虚拟人替我说话,然后我听。


专辑发行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听了一遍。听到《她》的最后四分钟,那个AI编的弦乐一层一层往上走,走到某个地方突然停了。留了几秒的空白。然后我的声音进来,很轻,像在自言自语。那一刻我想,如果机器真的能理解欲望,它大概会明白一件事:人类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我们有多准确。是我们明明知道会错,还是会伸手。就像十七年前那个夏天,我背着吉他上台,声音抖得厉害。我知道我可能会被嘘。但我还是唱了。
那张专辑叫《她机器》。但她不是机器。她是我心里那个一直没长大的、笨拙的、不太会说话的小孩。她借了一台机器的壳,回来告诉我:你还在。你还疼。你还愿意。
我照镜子的时候,常常觉得里面那个人有点陌生。短发,换了颜色,有时候是亮的,有时候暗下去。脸还是那张脸,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弯,不笑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冷。有人说我长得“中性”,早年他们叫我“曾哥”,叫得很响,好像我该为此生气似的。我其实没怎么生气。我只是觉得,他们看见的那个我,和我自己知道的这个我,中间隔了一层什么东西。薄薄的,但确实隔着。
我不是那种一眼就能被看透的人。或者说,我看起来太容易被看透了,所以人们反而懒得再看第二眼。短发,话少,站在台上声音发抖,他们就觉得懂了。可我自己坐在那儿想事情的时候,脑子里转的东西,跟我这张脸没什么关系。我写过一句词,“没有雪白的羽毛,没有清澈的嘴角,没有让人一眼爱上的幸运”。写的时候没觉得什么,后来唱起来,嗓子紧了一下。那大概是实话。


我性格里有一个东西,我一直没太想明白怎么跟人说。就是骄傲和自卑同时长在我身上,像一棵树上分出来的两根枝,往相反的方向长,根却缠在一起。我站在人群里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个不怎么搭理人的、有点距离的、好像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但我自己知道,那个“不在乎”底下,藏着一个很怕被看见的人。我很想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不会走过去跟他说话。我就坐在那儿,看上去很酷,其实心里在反复琢磨,琢磨到人家走了,我还在琢磨。这很蠢,我知道。但改不掉。
所以后来我不太逼自己改了。做人这件事,我慢慢觉得,不是要把自己修成一个更好看的形状。是承认那些不好看的、别扭的、说不出口的部分,也是你。它们不走,你就跟它们一起坐着。我写过一首歌叫《黑天鹅》,里面说“看似邪恶但纯净的天真”。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全部,其实你看到的只是水面上的那一点。水面下面那些,才是真正在托着你浮起来的东西。
我不太喜欢很多人的场合。不是讨厌人,是怕被观察。被看着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缩起来,变成一个更小、更安全的样子。但写歌的时候,我一个人关着灯,就什么都敢说。所以我的歌比我本人勇敢。这件事我认了。人不必在所有地方都勇敢。
至于做人有什么哲学,我说不出太漂亮的话。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想被束缚。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反抗,是 quietly 地、一点一点地,不让自己被磨成一个太光滑的东西。这个世界很擅长把人磨圆。磨到后来,你伸手摸自己,摸到的全是别人觉得你该有的样子。我不想那样。我宁愿这里凸一块,那里凹一块,至少摸上去,是我自己的形状。
有时候我想,如果七十岁的我回头看现在,她会说什么。大概会说,你那时候想太多了。然后又补一句,但想太多也挺好的,至少你在想。那就这样吧。短发,不太会说话,骄傲和自卑混在一起,写歌的时候比平时诚实一百倍。不完美,但还认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