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毅安，1963年生，西安人，1981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编剧。

1985年分配到西影文学部工作，任责编。1987年开始剧本创作，著有电影剧本14部(均投拍)，电视剧本5部近200集。

曾获广电部剧本征文最高奖(第一届夏衍电影剧本一等奖)；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

曾任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 ，西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1年，我十八岁，即将中学毕业。

那时候最时兴的，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还有一句话也很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社会一般的看法是重理轻文，因为国家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四个现代化里，没有人文科学。

这一年，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年。我是理科生，数学和物理很棒，梦想着考上哈军工，将来当科学家，为国家造核武器。

高考将在六月举行。三月，学校组织应届高考生体检，我被查出红绿色弱，也就是说，在光线暗的时候，分不清红色和绿色。

这意味着哈军工与我无缘了。不止哈军工，几乎所有理科专业（纯数论除外）我都不能报考。

而纯数论研究，是天才数学家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们干的事，很高深，但是很枯燥。我资质平平，自觉不是搞数学的料，所以理科是不能考了。

此刻距离高考只剩下97天，班主任焦芙蓉老师让我改文科，我有些不愿意，一是时间来不及，而是我不喜欢文科。自从初中开始有了高考的想法，我就一门心思读理科，心中最崇拜的，是华罗庚、李四光、爱因斯坦、爱迪生，学文科，我连想都没想过。

我的历史老师朱东海，极力建议我改文科，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他专门找我谈话，试图解开我的思想包袱：“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理科是管物的，而学文科是管人的，文科学好了，比学理科强，更有出息。”

这段话我记忆犹新。今天看，朱老师的说法也有偏颇之处，但他是用一个孩子能听懂的语言，在讲一个道理。我听进去了，第二天就调到了文科班。

虽然我是临时改科，而距高考只剩三个月了，学校几乎所有老师都认为我不可能考上，只能第二年复读了。

但文科班主任王淑敏老师很看好我，她对我的好，那真是一生难忘。

举个例子，王老师的家就在学校里。有一天晚自习我晕倒了，她让同学们把我送到她家，做宵夜给我吃。从那以后，除了周末，每晚我都能吃到王老师做的宵夜。她就想母亲照顾儿子一样照顾着我。

那一年，我考到了人民大学中文系。后来做了编剧，再后来，负责西影的创作管理。现在，我自我定位是社会启蒙工作者。

没有学成理科，我一点都不遗憾。当初如果真的学了理科，也许我就成为了一个工具；而改学了文科的我，今天成为了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

人文科学决定一个国家的走向，只有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制度，才可能建设一个科技强大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是这样。

日本明治维新，最先改革的，也是教育，福泽喻吉认为日本的现代化，首先是人心的现代化，要在社会制度、人文科学上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之后才是技术的现代化。这个主张被日本朝野普遍接受，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短短几十年，日本跻身世界五大列强。

但日本的君主制导致国家转向军国主义，这给日本带来了灭顶之灾。直到二战结束后被麦克阿瑟用强制手段改造之后，日本才真正崛起，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1870年起，李鸿章张之洞等开始“洋务运动”，主张科技救国，希望能“师夷之技以治夷”，结果二十年后，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从那之后百年间，华夏屡遭磨难，但科技救国的声音一直不曾中断。

但是，当人的天然权利无法得到保护，当社会不能捍卫个体的尊严和价值时，国家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科技兴国就是一个梦。

这就是我当年改专业之后，这些年来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