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南韦德的正法并不意味着斯图雷党徒胜利的终结，更不意味着旧势力放弃了对国王的反扑。

相反的，通过和旧势力残余的勾结，很多其他不满都能够披着冠冕堂皇甚至合法的外衣对古斯塔夫·瓦萨进行清算，从而主张更多的利益。

因此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叛乱又在达拉纳形成并开始对国王政权形成威胁。而这次叛乱主要有两个特点。

叛军首领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假继承人。他的身份其实一直没有定论，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瑞典历史上就把这个人称为“达荣科尔”。

是斯图雷党残余中又升起了新的反对力量。达荣科尔身份不详，不过他声称自己是尼尔斯·斯图雷，也就是小斯图雷的儿子。

而且在前摄政王的随扈的专人调教下，似乎确实有几分让人难辨真假。

不过他绝对不是尼尔斯·斯图雷，因为真正的小斯滕的儿子在叛乱爆发之前一直在国王的监控之下，（不过暴乱开始后不久就去世了，据说死于瘟疫）。

当然这个冒名之徒也不排除是小斯图雷私生子的可能性。

当克里斯蒂娜·吉伦斯蒂娜在古斯塔夫的一再要求下公开否认他的身世时，达荣科尔宣称他母亲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她不愿意承认这样的家族不检点的行为。

不过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在支持者中间带来多大的帮助。

无论他的真实身份怎样，他说服了北部达拉纳人民相信他。他向达拉纳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自己的支持，感谢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

他也确实是一个风采奕奕的年轻人，并且具备出众的能力。佩德·斯瓦特曾评价他道：他面容姣好，长相出众，同时能言善辩，巧舌如簧。

当他在人群中发言的时候，总能找到机会提及小斯滕·斯图雷，他所谓的父亲，并立刻嚎啕大哭。达拉纳人也会和他一起落泪。

当与他们集会中，他会邀请他们看在上帝的份上跪地诵读《主祷文》吟唱《圣母颂》来为他的父亲祈祷。

其实这些把戏也不见得真正起到十足的作用。

不过他努力说服达拉纳人相信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已经去世，要不然达拉纳人会认为支持一个来历不明的斯图雷后人而不支持真正的老国王绝对是一个政治笑话。

而且达拉纳人也愿意选择相信他，从而又可以名正言顺向国王发起挑战从而在讨价还价中获得特权。

因此达拉纳人聚集在达荣科尔旗下，把他看成完成恢复瑞典传统真正的希望。很明显在他们眼中，这个传统已经被古斯塔夫·瓦萨已经背叛了。

此时的叛乱已经有了宗教色彩。在之前的大小叛乱中，还主要是出于旧势力残部妄图恢复斯图雷势力的政治性叛乱，要求的是政权和旧制度，并没有太多涉及精神层面的要求。

但是随着古斯塔夫同教会之间矛盾的加深，路德宗在斯德哥尔摩地区的广泛扩散，以及他在其他地方开始征收教会财产，国内已经渐渐形成了担忧。

特别是北部保守地区，不希望在更换了政权之后随即又全民更换信仰，他们对路德宗进入瑞典表示了极大的谨慎，他们对传统信仰模式仍然有深厚的情结。

因此叛军对国王的指控和谈判中，提到了他们不满的重要原因，其中集合了大量当时社会不满。

从粮食歉收到赋税过重，所有之前对国王的旧的指控全都被一一重复，甚至他们反对新近流行起来的“开叉的扇子式外衣”。

当然这一次还加上了一条新的罪状：古斯塔夫·瓦萨不仅仅是叛徒，背弃了最初的斯图雷家族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私通特罗尔。

更严重的是他还是一个路德宗信徒，教会的掠夺者，异教的散布者。

在谈判过程中，古斯塔夫巧辩说重税在独立战争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克里斯蒂安不再兴风作浪，国家和平有保障，肯定会立刻进行裁剪。

而且会重新铸币，对货价进行控制，但是由于饥荒歉收导致的物价上涨需要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而且他自己也不喜欢现在新流行的服饰，他也不懂为什么会有人喜欢那样的装扮。

至于宗教问题，他表示自己对路德宗并不了解，不过他下决心会对牧师的行为进行整治，确保他们只传布上帝的真理和福音。

尽管如此，骚乱仍然在继续，达荣科尔从挪威大主教那里结识了一位富有的贵族女性并订婚，同时达荣科尔也承诺一旦自己登上王位，将会把维肯割让给丹麦。

因而他又获得了一大笔财富，回到瑞典继续组织起义，并寻求到很多方面的支持。虽然目的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抵制国王的影响力。

如果要说以前的几次大叛乱都主要是以旧政权残余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试图通过推翻古斯塔夫·瓦萨或者迫使国王向传统家族妥协并割让王国利益。

那么随着宗教改革的开始，特备是“韦斯特罗斯会议”的召开，宗教反对势力开始成为作乱的主要动力，毕竟通过国王一系列的措施和布局，成功对教会的财产和特权进行了整治。

从而扩大了王权对教会的影响，因此受到利益损失最大的教会力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在“韦斯特罗斯会议”中，受到国王的抨击以及其他等级的压力，被迫同意了对教会的改革，但是在这种施压的背后仍然潜藏着收拾政治失地的盘算。

前几次的农民起义虽然遭到了镇压，但是农民生性保守，对于教会的新政策半信半疑，很难真正说服他们接受改变，但是如果找到了适当的领导者，仍然是可以为其所用的。

尽管斯图雷派已经被打倒，但是新的利益代表还会出现。

教会中一些有胆识的人就可能会反对国王的宗教政策，贵族中也还有一些守旧势力，他们担心教会之后贵族就会成为国王的下一个目标。

因而一直保持警觉。他们的的合作就促成了这次西约特兰叛乱。

而合作的两个人分别是图里·乔森和斯卡拉主教马格努斯。

他们都有对国王的不满原因。一方面图里·乔森的财产遭到损失，对国王心怀不满。

因为图里·乔森在韦斯特罗斯会议中遭到挫败，导致他的政治和宗教利益都面临危险，他的财产损失也太多，特别是古斯塔夫·瓦萨在土地追索方面。

不久前刚通过判决获得了很大一块土地，而该土地图里一直认为是自己的，其中包含有斯图雷以前的地产。

西约特兰的贵族地区偏远，而且内部通婚频繁，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宗派观，所以对图里的遭遇表现了一定同情，而且也对教会被如此对待有着相似的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当地斯卡拉主教马格努斯·哈罗德松是布拉斯科一派的牧师，与改革派素无往来，因此对宗教改革的发展非常不满，对这种严重影响教会的行为表示不能容忍。

而且不仅如此，西约特兰贵族出于经济利益也在国王和吕贝克关系交恶以后开始同情这座城市，当然吕贝克的代理人在煽动这场叛乱中也不可能没有起到作用。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建国头十年，教会在西约特兰地区占据的土地居全国之首，达到3289块农场，如果国王对教会土地的打算在此地铺开的话，那教会的利益会受到最大程度的破坏。

图里·乔森与马格努斯主教在1528年秋天开始密谋叛乱，并对农民展开煽动。

毫无疑问，他们的不满并不完全是出于宗教原因，但宗教元素提供了这次暴乱的主要动力。

这些领袖通过打宗教同情牌争取西约特兰，斯莫兰和东约特兰的支持。

这些地区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路德宗为何物，不过通过图里和他的同伙添油加醋，让这些地区民众产生误解，以为路德宗成为正在斯德哥尔摩扩散开的异端邪说。

斯莫兰农名杀害了国王的一名官员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在延雪平，方济各会修道士煽动市民起义，乌普萨拉地方主教开始在乌普兰地区征集部队来支持起义。

而这位主教正是图里·乔森的儿子；西约特兰地区的牧师带着满腔热忱自发加入这场运动。

西约特兰省的贵族聚集在图里·乔森身后给予支持，其中曼斯·布林特松被推荐为接替王位的候选人，因为他们认为王位用不了多久就会虚席以待。

四月初，反叛似乎看上去就要成为普遍运动。

但是尽管危机很紧迫却也很短暂，两三周的时间遂告结束。因为重要的地区与暴乱保持了距离，比如斯德哥尔摩由于已经传播开的路德宗教义并没有什么共鸣。

达拉纳仍然因为之前起义失败而不敢擅动，还故作姿态的致信斯莫兰指摘其叛乱的罪行。国王的两个心腹被派到东约特兰省与叛乱者谈判。

并在4月25日于布洛德托普结束谈判。为了稳定时局，也为了不激怒那些已经因为宗教改革而忧虑的其他民众，他在条款中展现出极大宽容，承诺大赦所有人。

并保证所有古老美好的基督教习俗应当得到确认和维护，路德宗的异端和与之有关的邪恶礼仪需要被废止。

两周后，古斯塔夫批准了这些条款。因此不得不说，福祸相依。

通过这次起义，国王的宗教改革反而能得到更多人的共鸣和理解,这也是王朝最后一次试图推翻新教旨，重树旧教会的大型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