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瓦萨没有继承一个得自父亲的、良好掌控的帝国和一笔财富；而且古斯塔夫·瓦萨刚刚接手瑞典王国的时候，国家的贸易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因为国家常年内战同时还要应对丹麦王国的反扑，因此国库空虚，再加上为了壮大军队，向吕贝克开出大额借据，很长一段时间债务缠身。

就连召开国家大会都有吕贝克的代表列席参加。这不仅给国王带来极大压力，同时无法进一步促进国内生活水平，还导致王国臣民赋税上升。

为了筹集款项，国王开始冲着坐拥大量财产的教会下手，以宗教改革为名，敲开了教会这座宝库。

古斯塔夫其实并不仅仅通过从教会获取财富，他还运用了很多方式来增加国库收入，并且为后来君主的扩张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古斯塔夫·瓦萨领导下的宗教改革可以说最大的动力就是教会当时所占有的巨大国家财富，按照古斯塔夫的说法，当时教会占据了国家三分之一的土地。

也正是以此为理由，他要求教会承担与之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帷幕。

不仅主教和神职人员的特权被国王夺走，损失更多的是财富，因为到了后期，教会几乎已经没有私产。

比如“达克起义”的一个导火索就是教会总监在对斯莫兰那一年进行巡视之后，将近有3700公斤的教会金银器皿，给搜刮出来。

而且大概百分之八十五的整个省份的财产都被从斯莫兰掠走。

这样粗暴的掠夺行为当然容易激起民变，但也是最直接增加财富的办法。

由于国会立法，认为国王有权对教会财产视情况剥夺其多余的部分，因此据估算有六吨半的教会银器落入了王室财库。

最开始主要针对城市教堂和富裕地区，到了后期，乡村的教区教堂也面临这样的洗劫。

除了动产之外，土地也是国王掠夺的主要目标。中世纪晚期，农耕时代，土地仍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国王不仅通过立法，接管了教会的城堡，还可以追索早年间被当成捐赠纳入教会名下的私人土地，这样收入极为巨大，古斯塔夫·瓦萨兼并的教会土地基本有一半来自地方教区。

他没收牧师田产，美其名曰是帮助他们减轻世俗责任，可以专心布道。

富裕的神职人员都被鼓励能够在遗嘱中记入国王的名字，一旦他们没有后人，那么土地和财产又纳入国王的口袋里。

通过各种各样对教会的盘剥，国王获得了惊人的财富，据统计，从继位开始，王室拥有3754块庄园，教会有14340块，贵族拥有13922块，纳税农拥有35239块。

到了1560年，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国王拥有18936块农场，教会已经没有了土地，贵族拥有14175块，农民拥有3313块。

所有进入国王手里的土地总数，其中至少6300块庄园是从教区处获得。

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什一税所得的三分之二，金银财宝的劫掠，作为瓦萨家族的家长通过韦斯特罗斯决议重新索回的土地。

古斯塔夫·瓦萨性格吝啬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连奥劳斯·佩特里都批评他性格吝啬，贪财。

但根据判断，如果更准确来说应该是他善于未雨绸缪。因为在当时，王国是他一个人的王国，一直也没有找到特别能干的助手替他分担，因此事无巨细都要他亲力亲为。

因此他知道国家财富来之不易，而一场战争就可以让积累起来的钱财瞬间损耗殆尽，比如在1538年他就已经攒了一万马克，但是一场“达克起义”几乎耗费了他所有国库的财富。

再加上不安定的国际因素，让他时时刻刻想要坐拥巨大的现金储备。因此这种量入为出的理财模式也让他积累起很大一笔数目。

他为了囤积财富将萨拉银矿的白银铸造成新的货币，并可以和德国的银币进行平价兑换。

这样一来不仅仅外来的国际商人会接受，而且外籍雇佣兵也会接受，而且这些银币被妥善保管在斯德哥尔摩以及格利普霍姆堡的库房里以防糟糕的时期再次来临。

另外当时政府的支出很多税收上来的实物的形式，多出来的易坏的产品被处理成硬币，这样便于战略储备。

还比如为了抵御可能的战争风险，在他的倡导下，瑞典人开始储备足够的食盐，以防被封锁的风险。瓦萨一世在位期间的食盐进口量约为全部进口量的四分之一。

而这种操作持续到统治的最后十年，到了那个时候囤积量非常巨大，国王打心眼里感到轻松了不少。

让人惊讶的是五十年代中期的对俄战争，那高昂的开销似乎很轻松地被瑞典王室应对了。

坐拥巨大的现金储备让古斯塔夫·瓦萨感到十分安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局限于眼前利润的人。

为了财富他可以掀翻教会的财库，那么如果能有机会让资金继续累积，他当然愿意，于是他展现了极大的进取心对其财富进行再投资。

首先是对铁矿的开发。瑞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最丰富的矿藏是铁矿。

如果能对其进行加工出口肯定会有巨大收益。但是由于国内缺乏合适的技术，而且也没有哪个企业愿意承担这样巨大的生产成本。

于是古斯塔夫·瓦萨抓住这个机会，鼓励铁匠移民到瑞典，引入德国工匠培训本土工人，并修建铸造厂，由他亲手开创了瑞典铁条的制造业，他也成为了国内最大的铸造业老板。

其铁条的出口达到了国内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基本上同铁条在瑞典二十世纪初的出口比重相当。另外是钢材的生产也逐步展开。

而且1551年，国王对于阿尔博加一个协作生产商进行补贴，用以生产武器装备，这个发展势头很明显与扩建国内征兵政策相匹配。

通过他自己的才智，他对于私营企业的鼓励，以及对王室活动的扩大，他对瑞典铸铁业带来了强劲的动力。

因此到了18世纪初，瑞典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的铁交易市场，而古斯塔夫一世为此做出的坚实铺垫决不能被忽视。

另外是对土地的利用。此时，国王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地主，1560年，瓦萨家族的庄园达到5000块。因此很自然的，他对农业也有着高度关切。

一方面大力提高土地生产效率。他熟知耕作的各项细节，了解耕作技巧，由于担心农业中的错误操作会导致减产，从而影响农民缴纳税金，他经常会关注农耕情况。

他细心关注瑞典的土地，不愿意看到土地荒废，如果有农民收割不及时或者开垦不积极，都会受到训斥或则被罚款。

另一方面他还发展经济作物及多种经营，为了减少从国外进口啤酒，于是他鼓励农民种植啤酒花；他还引入外国羊种与本土羊中进行杂交。

通过相关措施，这个国家农业逐渐呈上升趋势。这样一来，通过他地方上的王室执行官可以高效监督土地和庄园的运作，进而积累财富。

因此在他统治期内，执行官的人数几乎增长了两倍，从而就可以更加详尽地进行统计和收税，避免农民偷奸耍滑。

其次是大力开展贸易。国王庄园有很大一批可以自由支配的过剩产品，同时还有源源不断通过实物形式上交的财政收入可以变现。

国内应该消耗不完，这时就需要非常有技巧的开发市场。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途径主要是建立多个王家仓库，从而能够将商品囤积，直到利好的时节再售卖给国外商人。

这种王家仓库有很多，包括斯德哥尔摩、艾尔夫斯堡、卡尔马、北雪平、南雪平、维堡等都有。因此国王不仅仅是王国内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还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商人。

这促使他对于贸易产生了感兴趣，并具有了一定常识。他会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出国，出售国内产品并换回宫廷可以使用的物品。

他希望瑞典能摆脱在经济方面对汉萨同盟的依赖，同西欧国家建立贸易合作，特别是和英格兰以及尼德兰还有法国。

他下大力气鼓励建设一个瑞典商贸远洋船队。

不过出于对本国国民商贸头脑的怀疑和忧虑，迫使他更多依赖“被动贸易”而不是“积极贸易”的方式，就是让国际商人能来到瑞典，选择他们需要的商品。

他认为对于现阶段的瑞典而言，最重要的是进口贸易，而不是出口贸易，因为他已经储备了足够多的银币，但是由于资源有限，很多产品无法自足，需要更多进口必需品。

尽管他惯常的谨慎让他倾向于“被动贸易”，不过他从来没有对积极贸易活动可能带来的利益视而不见。

整个统治阶段，他都试图与西欧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他渴望看到自己的瑞典商人满载瑞典货物向西航行，可就怕没有了他的指导，商人会把事情搞砸。

为此他曾认真考虑过将商人们组织起来，筹建瑞典贸易公司，不过也就停留在起草阶段。

这样的贸易往来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并且需要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合作伙伴，但是按照古斯塔夫此时的方针，向外并不是他的主要策略，所以这样的计划应该是留给下一代人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