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笈，原为国民党49军中的一名将领，辽沈战役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从此沦为阶下囚，至今已有十余年之久。

像杜聿明那样，在狱中每天都提心吊胆，十年中，每当集结整编时，他总以为自己要走上法场。

但1959年，功德林发来毛主席特赦书后，郑庭笈大为震动，这一次他再度听到了自己的姓名，有如获新生：“多谢毛主席！”

1942年年初，郑庭笈，第五军团二百师的步兵团司令，随同戴安澜师前往缅甸抗日战争。戴安澜率军接过了英国的防御，向着敌军纵深1000多米，阻击起了日本人的北上进攻。

此战长达一个多月，终于弹药耗尽，被迫撤离，在逃跑的过程中，戴安澜战死。

郑庭笈在戴安澜的遗愿下，率领着残兵退回到了国内。

这一战，被誉为朗科大突破。

在戴安澜的尸身被运回国时，有几十万本地民众在街上举行悼念仪式，哀鸿遍野，郑庭笈也因此一战成名。

1947年，郑庭笈被调往东北，担任起了新第六军团的将、副司令和169师团的团长，之后他参与了国内战争。

后他被提升为49军的将领。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9月发动了辽沈战役。

十月二十八日，黎明时分，当时郑庭笈所率领的部队都认为自己脱离了包围。没想到，竟还是没有逃出去。

筋疲力尽的郑庭笈已无力反抗，只得投降。

后来的郑庭笈回忆这段过去时曾说道：

当时的国民党已日薄西山，我大半辈子的军旅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1948年10月30日，由华东军区第七兵团后勤处报到的郑庭笈，被押往北镇收容所。

第7纵队指挥官邓华曾找到郑庭笈，邓华将中共的相关方针告诉郑庭笈，并安慰道：“别怕，放下枪来，大家还是好朋友。”

见郑庭笈穿得很少，冻得直哆嗦，邓华还专门让人送了一套人民军队的棉衣过来。

当时的郑庭笈不肯接受邓华的提议，他不认为中共会饶了他，在他看来，身为一名高级军官，如果能在行刑台上挂掉，总比披着敌人的军服去执行死刑要好，这样才能体现“党国尽忠”。

十一月十日，俘虏了郑庭笈和其他几位将军，一同被押送到哈尔滨。

1959的秋季，当北京到处都是枫树的时候，这天也从功德林的狱中传来了一则喜讯。

这一日，王耀武拿着一份报纸，对着牢房里面的人喊道：“喜讯，喜讯！”

所有人都聚集在了一起，王耀武则是一边念着一边道：

在新中国建国10周年之际，对一些真正改过自新的罪犯进行大赦，把他们关了10年，真正改过自新的，就可以把他们放出来。

有没有搞错？郑庭笈呆呆地站在那里，周围的战俘们都围了上来，争先恐后地去拿那份报纸，还有人兴奋地大叫：“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有人大叫：“太棒了，我要去看我的妻子儿女了。”

郑庭笈怔了怔，仔细数了数，自己还有一个多月就满十一年了，他已经达到了这个年龄，只剩下最后一个要求，让他有些担忧。

十年间，他都是安安静静地干着活，不是逃避，就是偶尔发发牢骚，毛主席的赦免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凡事做得好，做得好，做得好，做得好，就可以做。

杜聿明对他说：这是中共、毛主席的大仁大义，大部份要赦免，少数不肯悔改的，只要努力改正，将来还有希望。

郑庭笈明白杜聿明所指之人，正是在大牢里打架，并对管理人员出言不逊的黄维。

郑庭笈悄悄地对杜聿明说：“您看，我是不是顽固分子呢？

杜聿明连连摇头，说：“不知，我只晓得自己是一等一的战争罪犯，罪大恶极，当然算不上我。”

杜聿明虽然这么说，但心中仍存着一丝希冀，接下来许多日子，所有人都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不知下一步该把什么人放出来。

十二月四日，首届赦免会的日子，郑庭笈等人被领进会堂，看见台上挂著特赦战争罪犯大会的标语，人人都兴奋不已。

就在大家提心吊胆地等了好几个钟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长宣布了这份名单。

“杜聿明。”他的声音响起。

“有!”

……

“郑庭笈。”闻言，霍地一下跳了出来：“有!”

他忽然泪流满面，眼泪肆流，他又看了一眼被点名的人，发现他们都在哭泣，等“确认释放”的时候，还没有被点名的人，也跟着一起哭了出来。

而郑庭笈，却像是被冻住了一样，不知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只听见一句话：“谢谢毛主席，谢谢您，让我有了这个机会。”

一向不善言辞的郑庭笈，也跟着大叫起来：“谢谢毛主席，谢谢共产党！”

从台上下来，郑庭笈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只见台上的是几个法官，两边是来自中央宣传部的几个人，还有几个是公安部的。

再一扫，他看到了一个熟人，正是自己十五岁的长女，郑心楠。

他有些不敢想象，自己的女儿怎么会来这种地方，怎么就她一个人，妈妈在哪里？那么，她的哥哥姐姐们在哪里？

他左看右看，还是没有找到自己孩子的妈妈。想起冯莉娟，他眼里闪过后悔、心疼、困惑等各种复杂的感情。

这是他心中的一根刺，只是被他故意压抑着，没有人愿意提起，此刻见到大女儿，难免会想起冯莉娟，想起两人曾经的往事。

郑庭笈与冯莉娟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正在为抗战而奋斗，她又是个年轻的姑娘，对士兵有着天生的感情，这种感情让他们产生了感情，在战争中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自此以后，冯莉娟随郑庭笈东游西荡，他出征，她便在后面等候，等得提心吊胆，不为别的，只因为她的老公是抗战时期的一位著名将领，曾数次在与日战争中丧生。

郑庭笈于1956从绥化迁往北京功德林，方便家人探望。

郑庭笈很开心，就对别的战俘说：我如今的生活，和从前并无二致，从前也是长年出外。唯一的区别就是，以前我在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丧命，而这一次，却是被改造了，吃穿都没问题。”

因为太太冯莉娟经常携子女上门探望，郑庭笈的情绪不错，态度也变得很好。

郑庭笈是所内的队长，负责洗浴，每逢周六，便要一面布置沐浴，一面吹喇叭。文昌口音将“洗”字读作“死”字，因此，他的训令是：“一队人首先死，一队人死去，然后是二队人死！”

听到这话，其余的人反驳道：“你要死就死，我们不要！”“……”

1957年的这天，冯莉娟再次登门拜访郑庭笈，不过这次是拿了一份离婚状，要郑庭笈签名。

郑庭笈根本不能相信，就向夫人询问原因。

冯莉娟哭泣道：“就是你这个战争罪犯，连累了我们的孩子，他们都没办法找到工作，没办法上学。我们得为儿女考虑，儿女的日子，过得更辛苦。”

郑庭笈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真的好后悔啊，悔啊！”

冯莉娟一愣，“有啥好后悔的？你是不是很后悔娶我？”

郑庭笈闻言摇了摇头说：当年的忻口之役，我若能战死，必可与戴安澜齐名，被人称为国家英雄，你和孩子们，也都是英烈之家，生活自然也会轻松许多。

郑庭笈和太太离异两年，终于获得赦免，在功德林举行大赦仪式的这一天，他竟在北京就读的郑心楠，作为被赦免者的家人，在讲台上发表演说：等父亲回来，我们要好好监督父亲的改造生涯，让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郑庭笈一听“回家”两个字，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自己都跟老婆离了婚，还怎么回去“家”？

大赦之后，郑庭笈与他的子女、在北京打工的哥哥一家团聚，各自安定。

不久周总理就接见了他。

身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郑庭笈自然听过周总理的大名，但却没有与之亲近的机会。再加上在功德林，从杜聿明等黄埔一班学生口中，他对周总理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天，周总理同每个人都一一握了手，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经过郑庭笈的时候，总理询问他的家人可还好？郑庭笈万万没有料到总理会这么一说，只好说道：“我已离了婚。”

不料，总理又再次问他为什么要离，郑庭笈只好说出实情。这时候周总理立刻意识到这对夫妇还是有感情的，回头就对众人说道：“你们要去帮助他们和好嘛！”郑庭笈听了很是感动。

总理发话了，众人当然乐意做这对“红娘”。

冯莉娟与郑庭笈离了婚，也是迫不得已。

在外人眼里，如今丈夫终于出狱，连总理都特别给他安排去文史馆上班，她也该早点回去陪自己的丈夫了。

可是，冯莉娟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心，她认为自己当初提出来的那个要求，实在是太对不住他了。

周围的人见两人如此尴尬，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后来，市委的负责人干脆就让外出打工的冯莉娟进了自己的机关，做了一名打字员。

巧的是，郑庭笈是档案馆的人，他常常要把资料交给打字员，所以两人的接触次数很多。

有一次，郑庭笈把资料拿过来，冯莉娟坐下就赶快敲键盘。郑庭笈为寻个话头，就跟她说：“上头说，那些资料不用着急，让你别着急！”

冯莉娟闻言不解，问道：“别人的资料都是抢着要，为什么你的却要说不着急？”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两人心里都明白，这是上面的意思。所以郑庭笈很快就敞开了心扉，说：“他们都想咱们复合啊。”

郑庭笈口中的“他们”，不仅指周围的同僚，也指他们的子女啊。于是，不久之后郑庭笈便与冯莉娟结婚。

结婚之前，两个人都没有忘记他们的救命恩人——周总理。那天他们专门派人去向周总理转达了一份口信，请他不要为二人担心。就在这一日，杜聿明和王耀武两位将军，也纷纷过来祝贺。

1996年，九十一岁高龄的郑庭笈，突然得了一场重病，生命垂危。

想起当初战死沙场的戴安澜，郑庭笈不禁老泪纵横，对戴复东说道：

“赦免之后，我就想要见一见他的孩子，但又觉得内疚，所以没能见到他。”

“郑伯伯关心我们，我父亲一定会很高兴的。“……”

戴复东还把他爹死后，家中的情形告诉了郑庭笈。令郑庭笈有些意外的是，戴复东在解放前夕，经历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时期。

“说到我们姐弟俩的教育，我就说一点，如果没有解放，戴安澜家的孩子别说上大学了，就算上了，他们也没钱！”

郑庭笈吃了一惊：

“怎么回事？戴安澜可是国民党和共产都认可的大功臣，而你却们也是烈士的家属呀！”

戴复东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

1943秋天，戴安澜的棺木迁入芜湖的小赭山镇时。车在开到一半的时候，有一支国民党军队在路上拦截下来。

虽然戴安澜是为国捐躯，可对于某些国军痞子来说，戴安澜是否战死，跟他们并无太大的关联，而且国民党军队向来有克扣军饷的习惯，这些饥饿的将士，不管大帅的棺木在马车里，还是带着家人，硬生生地爬上去，踏着上面的台阶。

蒋介石作为黄埔校长和领导人，对戴安澜的牺牲感到十分悲痛，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听说戴先生的去世，犹如晴天霹雳。”甚至哭了起来，说：“这是我五年来最伤心的一件事情。戴安澜的丧礼同样十分盛大，蒋介石委任李济深在广西全州的湘庙门前，为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国葬，人数逾万。蒋介石本人也为它作了一首诗.

1942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授戴安澜将军为陆军中将。不过，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此事的“痛心”也仅限于此了。

戴安澜的死无疑是激起了全国人民对日战争的心情，同时也给蒋介石在日本的反侵略战争中增加了一份光辉。

到了这一步，他在蒋介石和他的政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而他家里的情况，更显得“鞭长莫及”。

戴安澜在牺牲的时候，35岁的王荷馨和两个最小的孩子。这位没文化、脚不沾地的妇女，却表现出极为坚强的意志，她怀着对丈夫临终前的心愿，捐献了民国20万法币，于广西余州创办一所学校。

之所以王荷馨建立这所学校，完全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学生，为国效力，她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好处，也从来没有插手过，更没有让过自己的孩子在这里享受过任何好处。

王荷馨把抚恤款都拿出来了，而戴安澜留给他的钱也不多，一下子，孤儿寡母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一家人不得不将家中所有的物品都卖掉，以维持生计，有时急于用钱，便将自己的物品向邻居出售。

周围的居民大多都是戴安澜的生前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家眷，此刻所有人也是趁火打劫，大肆压价。

蒋介石政府一直到了1949年，才再次想到了戴安澜，并派人把他的家人带走。

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们带走，并不是因为要保护，而是因为他不希望落入共产党的手里，成为统一战线的借口。

对此王荷馨坚决地告诉他们：“无论我的夫君埋在哪儿，我都会把儿子抱在身边，永远不会离他而去。”

王荷馨说出了她对自己的丈夫的忠诚，也表达了她对国家政治的冷漠。

王荷馨在内地的日子过得很苦，建国初期，她的家产只有一半。

除此之外，戴复东还说：

“那时候，这些国军军人拿着枪托，把车子的窗户给砸破了，有一片碎掉的玻璃还扎到了他的眼眶里面。”

戴复东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他睡得正香的时候，被妈妈的哭声吵醒，然后告诉他，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一直陪着他。

郑庭笈本来就很虚弱，听了这话更是怒不可遏：

“你告诉我，究竟是谁这么没有良心？即使他们跑到了台湾，我也绝对饶不了他们！我的两位哥哥，郑介民、郑挺锋，现在还都是台湾很有权势呢！”

1956年，戴安澜被政府追授为革命烈士。

之后毛主席还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发给了他的妻儿。王荷馨被安排得很好，戴复东和他的几个哥哥姐姐，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

得知消息的郑庭笈也是稍稍松了口气。

不久之后91岁的郑庭笈于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