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英法联军打得满地找牙的清廷终于下定决心，得学一点西方技术了，热热闹闹的洋务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虽然起步晚，但是大清再怎么不堪，毕竟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且总体上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此时既然意识到落后，且有意去奋起直追了，按照一般的认知，大清的后劲应该会很足。

洋务运动之初，清廷向西方列强派遣留学生，加强与西方团体交流，学习西方企业管理经验，一切似乎都挺像那么回事。

但前期准备做的再好，要达到洋务运动的预设目标，最终还得落到生产端，大清国得能大量造出西方工业品，尤其是西式武器，才能说洋务运动取得了成功。

表面上看，大清国制造西方工业品的能力在短时间确实得到了快速跃升，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等一个个新式企业拔地而起，大清国距离工业强国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尴尬的是，就是这一步之遥，大清国却始终没有迈过去，甲午硝烟中，三十年洋务运动一梦黄粱。

大清似乎每一步都没走错，但洋务运动为何会以这种尴尬的方式惨淡收场？魔鬼藏在细节里。

大清在兴办新式企业时，往往是让朝中手握重权者牵头，这些朝中重臣又会把任务分配到自己派系的人员手中，这本来也没什么，但经营的过程中，问题就出现了。

这些接手新式企业承办任务的官员经常会干这样的事：在经营朝廷安排的官办企业的同时，其个人也开办一些企业，这些个人企业经营的是官办企业的上下游业务。

一开始，官办企业和官员们的私人企业之间似乎能够实现业务互补，并互利互惠，但是屁股决定脑袋，官员个人企业的利益来源是官办企业，而官办企业又属于国家，盈亏与官员个人无关，于是可怕的利益黑洞开始形成，官办企业的利益被以各种看似无比合理的理由牺牲掉，而官员们个人的企业却赚得盆满钵满。

“宰相合肥天下瘦”，据说李鸿章家族资产规模达4000万两白银，也有说2000万两的，这不重要，这里要说的是像李鸿章这种级别的重臣，又岂会以直接把公款装入自己腰包这种低级手段敛财，靠盛宣怀这样的白手套，李鸿章们有一百种方式把官办企业的利益以一种看似合理合法的方式收入自己囊中。

财富和权力都是稀缺资源，在一个一般的社会，官员拥有权力，商人拥有财富，二者虽然也难免有勾结，但是总得来说还是有所分别，但是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把官员和商人两种身份打通，很多事就会被扭曲。

在说了一大堆废话之后，儒生群体终于开始攻击桑弘羊的软肋了，你，御史大夫桑弘羊，并不干净。

这是《盐铁论》的第三篇了，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花了较大篇幅介绍了盐铁会议中的反方“贤良文学”的身份：简单说就是出身地方豪强家族的儒生。

现在我们要该介绍一下辩论中的正方：御史大夫桑弘羊的生平了。

桑弘羊的生平见于《史记平准书》。

《史记》是我国最著名的一本纪传体史书，其记录的主体是人。

但在一些特殊的篇章，司马迁打破了以人为核心的惯例，着重记录某些社会现象，比如记录商业行为的《货殖列传》，以及我们今天提到的《平准书》。

《平准书》是史记八书之一，他介绍的是汉帝国建立以来的经济政策，作为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的人，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自然是司马迁要介绍的重点。

桑弘羊作为武帝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其事迹自然会在《平准书》中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桑弘羊出身于富商家庭，因自幼聪慧，13岁就被召进宫当了一名郎官，汉代的郎官范畴比较大，可以有实职，也可以没有，只是后备干部，但郎官的身份很重要，当了郎官就意味着有了接触最高决策层的机会。

商人世家出身的桑弘羊因其对经济问题的敏锐认识而被汉武帝重用，他也因此步步高升，并在汉武帝死后与霍光等五人共为辅政大臣，辅佐汉昭帝刘弗陵。

刘弗陵与其母亲钩弋夫人

《史记平准书》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武帝时期各项经济政策：包括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

《平准书》不止介绍了桑弘羊一个商人出身的官员，河南人卜式也被重点介绍。

司马迁笔下的卜式绝对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其擅长养羊，用养羊赚来的钱照顾弟妹，国家打仗需要钱时，卜式又慷慨解囊大手笔捐款，或许是出于树立一个正面典型的目的，卜式得以入宫为官。

《史记平准书》也以卜式的一句话结尾，只是卜式这个司马迁笔下的品德高尚之人，说的这句话既简单，又恶毒：烹弘羊，天乃雨

煮了桑弘羊，天就下雨了。

卜式这个司马迁笔下的道德楷模为何要对同样以商人身份入官场的桑弘羊有发出如此恶毒的诅咒？

看看卜式说这句话的背景：

当时有轻度的旱灾，武帝让官员们求雨，卜式对身边人说：官员应该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享受相当俸禄，而在桑弘羊的带动下官员们却都去做生意盈利，煮了桑弘羊，天就下雨了。

卜式同样是精通商业与官场两种逻辑的人，现在再看看这句话，大家应该就能看见桑弘羊的死穴了。

盐铁会议还在继续，儒生们要开始反击了。

儒生们在辩论之初，用“与民争利”的幌子反对盐铁专卖。

但桑弘羊马上把儒生们心中的小九九给说了出来：什么与民争利？你们不就是想把朝廷把持的盐铁生意据为己有嘛。

被桑弘羊说中痛点的儒生们赶紧转移话题，这也是辩论是惯用技巧，千万别在对自己不利的话题上做过多纠缠，一旦发现话题对自己不利，立刻转移到对自己有利的话题上。

儒生们再次将话题转移到农业和商业的本末关系上，而且这次儒生们还加了一点：穷人和富人。

儒生们说以前大家都是自耕农，虽然也有贫富差距，但是没那么大，正是商业的出现在社会贫富差距极度拉大。

桑弘羊回应说：商业有利于激发社会的经济活力，增加社会总财富，至于贫富差距，人的能力有大小，让有能力的人拥有更多财富是在鼓励他们创造更多财富，这样所有人的财富都会增加。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蛋糕做大，所有人都获益。

其实这段对话很有意思，桑弘羊在尽力为富人辩护，为商业辩护。

在辩护的过程中，甚至还出现过桑弘羊说不过儒生，只能搬出履历来压对方，说我年少时开始经营，如今年过六旬，一路摸爬滚打，终于做到了御史大夫的位置上，有些道理呀，你们这帮小辈是不懂滴。

这番辩论中，桑弘羊确实显得被动，这可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富人，如果仅仅因为他是富人，他之前为富人做的那些辩护就足够了，更要命的是，他和他所在的利益集团，很多财富确实来路不明。

儒生们接下来与桑弘羊讨论的话题是一些历史人物，包括商鞅、李斯等。

其实儒生们已经玩明白了，把话题引到这些人物是意有所指的。

商鞅和李斯是秦朝名臣，一个帮助秦国变法图强，一个帮助秦国灭亡六国，都是妥妥的实战派，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秦朝那叫暴秦，秦国是暴秦，而在当时的标准下，商鞅和李斯又是推动秦国变成“暴秦”的关键人物，所以他们两个是妥妥的反面教材。

但是由于桑弘羊此刻做的事，又和商鞅、李斯有颇多相似，所以桑弘羊还就不能像儒生一样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商鞅和李斯，就算明知道为商鞅、李斯做的事辩护在道德上自动矮半截，桑弘羊也得硬着头皮上。

估计此时的桑弘羊一定在心里问候了武帝他老人家。

把儒家立起来的是你武帝，玩外儒内法用的全是法家手段的也是你武帝，你是汉武大帝，你可以这么玩，因为谁敢动摇你武帝的权威，儒家的最终解释权在你。

但你武帝一走，谁还有这威望，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儒家立刻就失控，而继承汉武帝法家手段的桑弘羊很快就被辩得体无完肤。

桑弘羊只能尴尬地说商鞅和李斯的改革毕竟使国家富了强了，还是有益的。

儒生们也不留手了，既然你桑弘羊直接点我们儒生的死穴，那就互相伤害呗，你桑弘羊大人的死穴就那么明晃晃地摆着呢，谁又不知道呢？

儒生们先玩了一出以退为进，先承认桑弘羊他们很富，而自己是穷人。

然后来一波往自己脸上贴金，举出孔子、颜回的例子，表示自己安贫乐道，为了道德可以舍弃利益，其实这就挺搞笑的，你们这帮儒生大多地方豪族出身，却在这里哭穷。

但是桑弘羊即便明知如此也不能反驳，谁让你桑弘羊和你背后的利益集团更富了。

接下来儒生们把以退为进进行到底，继续承认桑弘羊说的商鞅、李斯这些人都是能人，且把握住了机遇一飞冲天。

但是儒生们接下来又说：商鞅、李斯固然是能人，也固然获得了富贵，但是他们德行不好，所以结局也都不怎么样，商鞅被五马分尸，李斯被腰斩于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不配位。

其实话题说到这，桑弘羊已经没什么可反驳的了，因为儒生们说的确实是事实，辩论到这一步火药味已经很浓了。

在这场辩论中，商鞅、李斯指代的都是桑弘羊，儒生们说商鞅、李斯德不配位，背后的深意正是你桑弘羊德不配位。

见前期铺垫已经完成，儒生们决定用出杀招了。

商鞅、李斯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野心，德薄而位高，是以招致杀身之祸。

这句话什么意思？翻译一下就是你桑弘羊说是在为国家做生意，但是这钱有多少是进了你和你背后利益集团的腰包，大家都心知肚明，你要是再不收手，日后就是商鞅、李斯的下场。

桑弘羊一看情势不对，赶紧转移话题，再次讨论商业活动给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江南橙子的甘甜四海之人都可享受，各地之人互通有无，给大家生活都带来便利，岂不是很好？

但已经掌握了辩论技巧的儒生们又岂会让桑弘羊这么容易就转移话题：

如扁鹊般的神医，亦知道自己的针灸、汤药有治不了的病，如今你桑大人推崇的商业看似是无所不包，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把资源送到了不需要的人的手中，而好处都让你桑大人给占了。

总结一下，你桑弘羊一直在偷换概念，你说商业很好，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你们玩的那一套已经超出了传统商业的范畴，你既有权力，还直接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好处都被你们给占了。

你们说是为国家做生意，但是这期间有多少利益进了你们自己腰包，你们的吃相太难看，而且要的太多了。

权力一旦直接介入到商业活动中，很多东西就会走样，其实这种走样在盐铁专卖上体现的还不是那么明显，诚然，盐铁专卖本质是汉帝国朝廷为了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加重了百姓负担，而且也会有官员上下其手，但它纵容有这些毛病，盐铁专卖承担了汉帝国国家收入的一半，是妥妥的财政压舱石，没有盐铁专卖，汉帝国的财政体系立刻就会崩溃。

真正能体现权力扭曲市场的是武帝时期的另一项经济政策：均输平准。

前文提到的介绍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史记平准书》，它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就来自于这项均输平准政策。

均输平准这项政策大致是这样的：朝廷安排一些均输官，他们在商品价格低的时候买入商品，在商品价格高的时候卖出商品，理论上讲这样的制度设计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最基本的帮助国家赚钱，第二则是稳定物价。

为什么要说理论上呢？因为这项政策从成立之初就没有实现过预期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权力在商业活动中的可操作空间太大。

首先在当时那个年代，市场价这个概念就很容易受权力扭曲，什么市场价，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武帝时期朝廷需要用钱，各级均输官为了迎合武帝，就会搞出大量强买强卖行为，买的时候，我就给你一个低价，我说是市场价就是市场价，卖的时候我就给你一个高价，我说是市场价就是市场价，你还不能说这买卖我不做了，我背后有朝廷做权力背书。

当然，权力也可以反着用，卖的时候，均输官故意把国家的货物以低价卖给跟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买的时候，再拿着国家的钱故意把货物从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手中买走，损失的是国家，我均输官本人只是能力不行，没有什么实际损失。

当然了，在实际操作中，最好也别让自己的指标太难看，要不然这个均输官就当不长了，那怎么呢？只能像《大明王朝》里面说的那样：再苦一苦百姓了。

用高买低卖的方式完成的利益输送，再通过加倍的强买强卖从无权无势的百姓和普通商贩身上赚回来。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明明汉武帝是打击地方豪强手段最硬的皇帝，但为什么地方豪强彻底做大也是发生在武帝一朝，这就是原因。

皇帝，尤其是像汉武大帝那样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假，他们有打击地方豪强的决心和手腕也不假，但是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他的意志得通过各级官员来实现。

但人因为身处的位置不同，利益点也往往不同，如果一件事对武帝有利，但是对于执行的官员无利，官员确实没办法直接忤逆武帝的意思，但是他们可以尽可能扭曲的命令，把它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执行。

在古代王朝时期那种金字塔形的社会，无论武帝的初衷是什么，各级官员在执行的时候往往把它朝着向下剥削的方向去执行，无他，这样对于他们来说成本最低，收益最大。

武帝虽然嘴上把儒家奉为圭臬，但本质上他玩的是法家的那一套，法家的理论基础就是性恶论，但恶是没有极限的，且恶往往会寻找阻力最小的地方发泄其淫威，所以武帝砸向地方豪强的铁拳很容易就被各级官员们扭曲成盘剥百姓的利器，百姓破产只能投奔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反而做大了。

关于盐铁专卖的讨论开起来已经进入死胡同了，放开盐铁专卖，利益会被地方豪强们拿走；不放开，桑弘羊所代表的那种奇怪的“官商复合体”也会不断把国家的利益收入自己囊中，向左向右都是死路，难道这个问题就真的无解了吗？

理论与现实是两个世界，理论家们通过自己的理论为人们营造出的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它只有好和坏两个极端，但现实世界是灰色的，实干者们不应幻想能创造出一个完美世界，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想方设法发挥好的，避免坏的。

盐铁会议的发起者，此时汉帝国实际最高权力者大司马霍光，面对盐铁专卖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即将给出一个实干家的答案。

对了，之前文章中提到，权力对于均输平准这项政策的破坏力是远超盐铁专卖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下一篇霍光的答案里也有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