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决：面对代表士绅集团利益的大臣对于雍正“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新政的指责，雍正厉斥他们已经结成朋党，心中全无国家利益，知知结党谋私利。

雍正表示前明就是因为朋党亡的，如今大清绝不允许再出现朋党，被雍正定义为朋党的几个大臣直接被杀了头。

自皇帝制度产生的那一刻起，集天下所有权力于一身的皇帝就对于大臣结党一事深恶痛绝，因为皇帝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去直接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每一个百姓的，皇帝需要从官僚集团那里获得信息，皇帝的命令也需要各级官员去执行。

如果重要岗位的官僚们结成攻守联盟，则皇帝一方面会变成瞎子、聋子，无法获取自己治下的这个国家的真实信息，另一方面他们的圣旨会出不来皇宫，变成毫无意义的废纸一张，这样的皇帝会被架空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防止某一个或某一些官员掌握过多权力，打击各级官僚们的结党行为是每一个皇帝的必修课，在这一过程中，皇帝无论用出什么样的权术手段都在情理之中。

但纵观古代中国2000年王朝历史，皇帝的权术手段基本只作用于手上拥有一定权力的各级官僚，很少有皇帝会把权术手段用在最底层的百姓身上。

当然，社会科学领域的规律很少有绝对成立的，今天我们就将看到一位热衷于搞政治行为艺术的皇帝是如何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术手段用在最底层百姓身上的。

一起平平无奇的底层官民纠纷案，被乾隆皇帝玩出了花来。

乾隆43年（1778年），因井陉县知县周尚亲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百姓不堪其苦决定向上举报这名混蛋知县。

举报也是一门技术活，举报者至少得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至少得能把诉状写明白，尤其是这种民告官的官司，必须得找一个靠谱的人牵头。

井陉县百姓环顾四周后，选择了绅士梁绿野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个梁绿野家境比较殷实，读过书，且为人比较仗义，乡亲们找上门时，梁绿野没有推脱，表示这是为民请命，自己虽死亦不推辞。

我们不知道这位叫梁绿野的士绅在说出“死”字的时候是否真的有了死的觉悟，总之……先往下看吧。

梁绿野又联合了几名当地士绅和百姓将知县周尚亲的种种恶行告到其顶头上司正定府知府方正经处。

这位方知府在接到举报后不敢怠慢，立刻针对此事展开了“认真调查”。

在上司面前，周尚亲知县却给出了另外一番说辞，他表示自己兢兢业业当官，是这位家里在当地有钱有势的梁绿野不服管，所以聚众抗官，请知府大人法办了这些刁民，还自己这名好官一个清白。

双方各执一词，于是真相的最终解释权在方知府，方知府“深思熟虑”后选择了相信周知县。

就这样，前来告状的梁绿野等人反而被按上个“挟嫌滋事，敛钱抗官”的罪名。

按照程序，知府需要把处理结果上报给直隶总督。

直隶总督周元理事务繁忙，所以对于方正经知府提交上来的奏报也没做认真调查，直接就按照他的调查结果上报朝廷，梁绿野“乱民”的身份被坐实了。

梁绿野对于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服，他决定带着几个愿意为他作证的百姓前往京城告御状。

梁绿野等人来到京城时，批捕他的文书正好下发，得，朝廷都不用费力去抓了，这一种“乱民”自投罗网来了。

如果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官官相护，颠倒黑白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算不上什么稀奇。

但故事远没完，梁绿野等人的事情传到了乾隆皇帝耳中，随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的介入，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梁绿野等人被抓捕后经历了严刑拷打后仍坚决不认罪，并在牢中一直坚称周尚亲鱼肉百姓，自己是为民请命。

青乾隆皇帝看到奏报后感觉有蹊跷，于是命令侍郞喀宁阿、钱汝诚，尙书福隆安三人详查此事。

这三位可都是乾隆皇帝的心腹，办事能力和忠诚度都不用怀疑，经过一番调查，三人很快查明真相：

这井陉县知县周尚亲确实不是东西，在当地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知府方正经则有意偏袒下属，不但不处理犯错的周尚亲，还给前去告状的梁绿野等人按了个“聚众闹事，对抗朝廷”的罪名；至于直隶总督周元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是有意袒护方正经和周尚亲，但他确实没对辖区内的案件做认真调查，就把方正经的调查结果原封不动地呈报给了朝廷。

至此，真相大白，乾隆皇帝做如下处理：

第一，井陉县知县周尚亲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罪大恶极，处以绞刑。

第二，正定府知府方正经颠倒黑白，偏袒下属，予以革职处理。

第三，直隶总督周元理查案不详，玩忽职守，降职到正定修筑隆兴寺以赎罪。

如果这就是事情的全部，那么这也仅仅是一个明君明察秋毫，惩治恶臣为民做主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发生过无数次，没什么值得稀奇的。

这里有一件事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在分析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时，往往会笼统地以“地主”和“农民”两个宽泛的概念去划分所有人，地主剥削农民，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于是在简单二元对立思维的作用下，我们会认为皇帝总是会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出现官民纠纷时，会倾向于袒护官员，牺牲百姓。

但真实的社会远比这要复杂得多，皇帝是全国地主阶级总代表不假，但由于他也是整个帝国的总负责人，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去去控制对百姓的剥削程度，因为如果百姓被剥削得太狠，造反了，要掉脑袋的是他皇帝。

相对而言，同样来自地主阶级的各级官僚却往往没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来自于皇帝，这种权力是有时效性的，过期作废，所以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会趁着自己手里还有权力尽可能地捞好处。

于是在现实社会中，往往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神奇的现象：地主阶级的小代表各级官员们玩了命地压榨百姓，而地主阶级的最大代表皇帝却在一定程度上去维护百姓利益。

当然，如果觉得这件事难以理解，不妨换个思路：封建王朝的所有人，包括皇帝、各级官员和大小地主，他们手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百姓，如果编户齐民搞得好，百姓的税就直接交给皇帝；如果土地兼并严重，原本交给皇帝的税就会变成交给地主的地租，这样一来，围绕着“百姓”这一生产资料，皇帝这个最大的地主，与各个中小地主之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

皇帝出手“保护”百姓，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爱民如子，而是要尽量设法保证百姓们不会破产卖掉自己的土地，因为如果百姓不卖地，还在那套编户齐民体系中，他们就是皇帝的“生产资料”；而如果他们失去土地变成了大地主的佃户，他们就成为了地方豪族的“生产资料”。

出于对百姓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争夺，造就了皇帝相较于官员更加“爱民”的表面现象。

明白了以上这点，我们就不会对皇帝面对官民矛盾时，有时不但不偏袒官员，还会去维护百姓利益感到奇怪。

有清一朝，皇权达到顶峰，皇帝甚至会有意扩大一些案件的打击面来达到削弱官员权力的目的。

乾隆皇帝有没有故意利用梁绿野状告周尚亲案扩大打击面，巩固自己权力的意思呢？

应该说是有一点的。

首先，知县周尚亲和知府方正经相互袒护，是妥妥的朋党，这种地方利益集团都是皇权的潜在威胁，皇帝本人会欲除之而后快。

其次，直隶总督周元理虽然没有主观参与到这一案件中，但是也被乾隆皇帝降了职，后来这个被降职的周元理一年后又被乾隆皇帝官复原职了，通过先降职再官复原职的操作，乾隆皇帝来了一波恩威并施，这也是清代皇帝的惯用伎俩，在展示自己权威的同时，也让官员们更加清楚自己的定位，对皇帝的忠诚度更高，用这样的手段拉拢大臣，比直接给赏赐都好用。

如果事情到这里就完事了，也无非是一个皇帝利用民间案子，玩弄权术，巩固自己权力的案例而已，它依旧没什么新鲜的。

但问题是乾隆皇帝并未就此罢手，在处理了这些官员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乾隆皇帝这位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竟将一整套堪称完美的权术手段应用到了最基层的百姓身上。

如何利用人性玩出高水平的权术手段，各位可看仔细了：

乾隆皇帝在下令处置了与此案有关的各级官员的同时，还下达了一项命令：

乡绅梁绿野等人聚众对抗朝廷，全部斩首。

这个决定让人大跌眼镜，因为它与处置知县周尚亲等人的决定完全是矛盾的，既然已经认定了周尚亲等人确实鱼肉百姓，横征暴敛，那么梁绿野等人所言就非虚，他们是为民请命，不说给予嘉奖，无论如何也不能加以惩罚呀，而且还是这种处以极刑的极端惩戒。

问题出在呢？出在了梁绿野的身份上，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梁绿野虽然是在为井陉县的百姓请命，但是他的身份却是当地的士绅。

按照惯常思维，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为民请命者应该得到皇帝的嘉奖，但是这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作为帝国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皇帝，他的潜在对手不只有各级官员，还有地方士绅。

士绅虽然不一定有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但因为这一群体通常家中有很多土地，所以天生就拥有经济权力，再加上这些人读过书，比一般百姓有文化，又有文化权力，这两种权力加持下就注定了其在当地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如果让成功告倒周尚亲等人的梁绿野风风光光地回到家乡，他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地位·一定会进一步提高。

当然，像梁绿野这样的普通乡绅，即便他在当地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距离威胁皇权也还有十万八千里呢，一般皇帝对于这一切也不会太在意。

但是乾隆皇帝也不是一般皇帝，他几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玩弄权术的机会，他偏偏要跟梁绿野争一争百姓究竟更支持谁，所以他杀了梁绿野，但是这也不算玩，乾隆皇帝不仅要杀人，还要诛心。

他的这套权术手段的最后一步是这样的：杀掉梁绿野后，把他家的土地分给当地百姓。

来吧，看看这出杀人诛心大戏的底层逻辑吧：

乾隆皇帝杀了鱼肉乡里的周尚亲等官员，这件事无疑是得人心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百姓会感谢谁的问题：

百姓会有两个感谢对象：一个是为他们请命，最终导致贪官污吏伏法的士绅梁绿野，另一个才是帮他们除掉贪官的乾隆皇帝。

那么百姓感谢谁会多一些呢？皇帝远在天边，士绅梁绿野可是近在眼前，如果他活着，因为这件事，他在之后的时间里会不断强化自己在百姓中光辉的形象。

所以，为了不让百姓感谢错对象，乾隆皇帝选择把士绅梁绿野给杀了。

但是对于皇帝来说，杀人从来容易，难的是诛心，如果乾隆皇帝的动作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皇帝在百姓心中的好感不但不会被强化，连他惩戒贪官赢得的那份在百姓心中的好感也会丧失。

百姓们甚至会因为梁绿野的死，更加认定他是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而乾隆皇帝不过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昏君罢了。

怎么做才能逆转百姓的这种思维呢？

答案是让皇帝和百姓在某些事情上成为利益共同体，利益这个东西很神奇，它会无比高效地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屁股是会决定脑袋的。

人，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他们的思维系统会自动将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合理化，再说一遍，人的思维系统会自动将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合理化。

曹操在杀吕伯奢一家后，他的大脑会自动认为吕伯奢一家人要去害他；扬州十日时，为抢劫而杀人全家的清兵（包括大量汉人），会自动告诉自己，这些人即便不被我杀，也会被别人杀。

人作为有高级思维能力的生物，其大脑会自动帮助自己的行为建立一套自洽系统，负罪感可不是一样好东西，它会拖慢人行动的效率，所以在千百年演化过程中，人的大脑会自动将其弱化掉。

好，回到梁绿野、周尚亲案，在乾隆皇帝把梁绿野家的土地分给当地百姓后，百姓们会有两种方式解释他们获得的好处：

第一种是皇帝为了拉拢他们，堵他们的嘴，所以把为他们请命的好人梁绿野家的地分给他们，他们是在占有恩人的土地，这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

第二种则是梁绿野所谓为他们请命，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罢了，为他们这些百姓请命，不过是梁绿野找的一个幌子罢了，英明的皇帝陛下发现了梁绿野的狼子野心，杀了这个野心家，并把野心家的土地分给自己，皇恩浩荡呀。

基于人性中把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合理化的规律，绝大多数百姓会选择第二种解释，因为如果选择第一种，他们虽然拿到了土地，但是也得背负负罪感，而如果选择了第二种解释，他们不但拿了好处还不用背负任何负罪感。

人性就是这般奇妙，通过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乾隆皇帝成功重塑了当地百姓心中的叙事结构，在这种新的叙事结构下，梁绿野不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而是欺世盗名的野心家，而在这些新的叙事结构下，百姓们的恩人只剩下一个了：就是英明的乾隆皇帝。

到这里，乾隆皇帝的权术大戏才算彻底终结，他不止杀了人，还诛了心，所有人都是他唱的这出大戏的配角，最最可怕的是，在这场大戏中，他不仅能决定别人怎么做，还能决定别人怎么想。

如果仅从权术手段，统治艺术这个层面上讲，乾隆皇帝无疑是成功的，所有人不过他的棋子，何时用，何时弃，他收放自如，人性被他思思拿捏，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人的行为，甚至决定人的思想。

可喜的是，乾隆皇帝确实把中国自秦以来所有的帝王术都运用的炉火纯青了，可悲的是，这样的大清帝国，再无接受新事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