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对弱者的恩泽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其“统战价值”，而统战价值也可以被利用，弱者如果能利用好“统战价值”，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左右逢源，为自己争取到更多利益。
但是如果从统战价值中获得的利益不能用来强化自身，使自己从弱者变身为强者，一旦时局改变，悲惨的命运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在有清一朝，朝鲜那看起来还不错的命运和最终悲惨的结局，就是明证。
奇案清雍正六年（1728年），一起让人哭笑不得的谋反案轰动大清。
一个叫曾静的文人因认为大将岳钟琪是汉人英雄岳飞之后而去策动他“反清复明”，岳钟琪不敢怠慢，立刻将此事向雍正帝和盘托出，曾静的“反清复明”大业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按照以往惯例，曾静这样的“反清复明”人士必死无疑，但雍正帝却一反常态并未一上来就以谋反的罪名将曾静杀头，而是与他玩起了辩论。
雍正帝以自己的大一统理论与曾静的华夷之辩进行辩论，这场并不平等的辩论毫无意外地以雍正帝完全胜出而告终，曾静这个“反贼”深刻反省自己错误，承认自己过去的“华夷之辩”非常狭隘。
面对“反贼”曾静的反省，雍正帝竟破天荒地“法外开恩”，赦免了曾静，随后雍正帝命人将他对曾静的审讯记录整理成册，写成《大义觉迷录》在全国发行。
是什么让“反贼”曾静保住了脑袋呢？答案是始终如一根刺般扎在满清统治者心中的“华夷之辩”，由于满清政权起源于关外，“夷狄”、“胡虏”的帽子始终顶在满清统治者的头上，并成为了在无数个午夜梦回时刻折磨着他们的可怕心魔。
雍正帝之所以厚待曾静这个反贼，并如此急不可耐地将《大义觉迷录》全国发行，就是因为他认为此次事件和这本书有可能帮助其摘掉“夷狄”的帽子。
害怕别人说自己是“夷狄”，拼了命要证明自己不是“夷狄”，是有清一朝统治者行事的一条重要逻辑，这条逻辑在国际关系上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效果，它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影响着中、日、朝三国之间的关系，而朝鲜这个原本三方关系中的最弱方，竟利用这种奇怪的逻辑玩出了一手左右逢源，也正是因为这种诡异的逻辑，在汉地十八省已经广泛剃发的情况下，弱小的朝鲜竟一直保持着明朝衣冠。
朝鲜能够一直保持明朝衣冠，根本原因是满清统治者因身份上的先天劣势而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而那个让朝鲜一直能保住头发的关键点，其实在日本。
只是令朝鲜人没有想到的是，“剃发令”在迟到200多年后依旧以另外一种残酷方式降临在他们头上。
17、18世纪的东亚“三国杀”总带有那么一种荒诞的意味。
剃发令让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剃发是满清政权的一种国策，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开始执行了，清廷在打下辽东后既命令当地的汉人剃发。
当时还叫后金的努尔哈赤政权采取恩威并重的方式，不剃发者基本难逃一死，剃发者赐予土地，由于此时的明廷已是虚弱至极，始终在与后金的对抗中处于弱势，经过一番拉扯，关外汉人大多剃了发。
政治手腕更强的皇太极执政后，基本延续了这条国策，汉人只要剃发就被视为归顺，给土地，甚至编入八旗，随着明清战争的天平进一步朝着满清的一方倾斜，皇太极治下的汉人人口迅速膨胀，而是否剃发则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服从性检测”。
儒家礼法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以“华夷之辩”的方式始终给汉人道德优越感，并以此来激励汉人抵御包括满清在内一切被视为“夷狄”的政权，但其副作用是汉人一旦剃发，就相当于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死心塌地地支持满清，就这样，大量剃了发的汉人变成了皇太极的“自己人”，他们随着皇太极五次入关，掠夺数十万汉人到关外，而后，又是一个先强迫剃发，再进行吸纳的流程，满清政权的实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大幅提升。
入关后，满清统治者继续延续这项国策，占领北京后，多尔衮就一度下达过剃发令，但此举立刻激发了北方汉人的广泛不满。
当时满清政权立足未稳，南明政权以及大顺、大西等势力仍存在，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多尔衮的第一版“剃发令”仅仅发行10天后就被多尔衮本人收回，由强迫剃发改为自愿剃发。
一年后，清军挥师南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南明弘光政权的都城南京，同时大顺、大西等势力在清军的打击下受到重创，多尔衮认为大势已定，于是重启剃发令，且这次剃发令要求极为严厉，全国男子十日内必须剃发，不剃发者按军法从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出乎多尔衮意料的是，剃发令引发的风波比想象中要大得多，被认为软弱无力的江南地区几乎顷刻之间全反了，为了镇压各地起义，清军投入了大量兵力，也承受了巨大损失，但由于当时的南明政权腐败无能，无法将这些反抗势力有效组织起来，最终导致这些反抗势力被各个击破。
剃发令以一种极其血腥、残忍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随着全国范围内汉人广泛剃发，清廷认为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基本建立完成，但正如上文所言，由于身份上的先天劣势，在加上剃发令是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推行的，满清统治者始终无法确认关内汉人是否还是在内心上认为自己是“夷狄”。
这种情绪始终折磨着满清统治者，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满清统治者一方面视反清复明为洪水猛兽，清前中期的文字狱中不少都与一个“明”字有关，另一方面，满清统治者做梦都想建立起一套广大的藩属朝贡系统，以重现汉唐时期的万邦来朝的盛况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于是问题来了，既然满清统治者视前明的东西为洪水猛兽，为何会允许早已被其征服，沦为其藩属国的朝鲜继续保持着明朝衣冠呢？
身穿明朝衣冠的朝鲜使臣每次来递交国书，不就相当于给满清治下的汉人来一次“华夷之辩”的“教育”吗？
在关外时的满清就能打的朝鲜跪地称臣，如今坐拥天下的满清政权如果想让朝鲜剃发易服应该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么为什么满清政权不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稍微有点复杂。
胡乱、国耻朝鲜与建州满洲部之间的联络早在后金建国前就开始了，而第一次让大明、朝鲜、建州女真都产生联系的正是1592年发生的日本侵朝战争。
彼时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出兵14万征伐朝鲜，朝军不能抵抗只得向大明求援，明廷最终以辽东总兵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为主将出兵救援朝鲜。
李如松出兵前，已经拥有一定实力的努尔哈赤还曾向李成梁请示派一定数量的女真兵参加李如松的援朝军团，只是李成梁没有同意。
最终明军打退日军，救朝鲜于水火，这对于朝鲜来说相当于有了“再造之恩”，而朝鲜与大明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亲密。
努尔哈赤公开与明廷决裂后，明廷在出兵征讨后金时就制定了积极联络朝鲜的战略，朝鲜也在萨尔浒之战中出兵一万协助明军作战。
萨尔浒一战明军惨败后，负责经略辽东的熊廷弼仍认为朝鲜地理位置重要需好好利用，当时毛文龙奇袭后金后方，在皮岛建立军事据点，其补给就大量来自朝鲜。
皇太极继位后认为有必要解决朝鲜问题，于是在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派阿敏率3万大军进攻朝鲜，既所谓丁卯之役。
后金军势如破竹，朝军根本不是对手，这是后金第一次有机会征服朝鲜，但皇太极并未作出彻底征服朝鲜的决定，而是与朝鲜约为兄弟之国，两国互不统属，只是相约建立友好关系，朝鲜每年向后金缴纳一定的岁币即可。
从军事角度讲，本次出击朝鲜，后金军有彻底征服朝鲜的机会，如果皇太极这样做，并像对待关外汉人一样强迫其剃发易服，似乎也不是无法做到的。
但皇太极并未这样做，具体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皇太极将主要对手设定为明廷，如有余力可在蒙古林丹汗处发发力，这样的背景下，实在不想在朝鲜横生枝节。
第二则是当时皇太极权力不稳，阿敏实力太强，如果让他在朝鲜变成了草头王，皇太极可能彻底失去对他的控制。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朝鲜人得以免去被强迫剃发易服之苦。
丁卯之役后，朝鲜虽表面与后金约为兄弟之国，但其仍旧心向大明，于是继续与明廷暗通款曲，暗中配合明军在辽东地区的行动。
朝鲜的这些小动作皇太极自然看在眼里，于是在1636年再次发大军进攻朝鲜，战争过程依旧没什么悬念，清军轻松攻占朝鲜国首都汉城，朝鲜国王不得不逃往南汉山城避难，清军围城40余日后朝鲜国王出城投降，并向皇太极行三叩九拜大礼。
这次朝鲜与满清不再是约为兄弟之国那样简单了，皇太极命令朝鲜成为满清的藩属国，同时断绝与明朝的关系，朝鲜无可奈何只得答应。
此时的皇太极从实力的角度出发仍可命令朝鲜剃发易服，但他仍旧没有这样做。
原因与前一次类似，满清政权的主要目标是明廷，不想在朝鲜徒生枝节，另外，此时野心更大的皇太极开始有意去构建自己的宗藩体系，而朝鲜作为满清的第一藩属会受到一定的优待，朝鲜人得以再次保住了头发。
虽然经过2次大战，朝鲜方面已经成为了满清政权的藩属，但是其内心对于满清政权仍相当抵触，向满清投降被朝鲜方面视为国耻，与满清的2次作战被视为“胡乱”。
海外倭人日本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在唐帝国灭亡后开始变得不明不白，明朝时，日本曾短暂接受过大明藩属国的身份，但是这种宗藩关系只持续了几十年，此后日本一直不在大明的宗藩体系内，甚至曾与大明拔刀相向。
丰臣秀吉刚刚被击败的那几年，朝鲜方面在与建州女真交流时还属于强势方，其在向建州女真宣传自己国力强盛后提到了有一个“倭国”是其仆从，只要朝鲜国王一声令下，倭国可出兵10余万，朝鲜方面还提到倭国军队火枪相当厉害，当然，在朝鲜方面的语境中，倭国是朝鲜附庸，所以倭国火枪厉害等同于朝鲜火枪厉害。
逐渐摸清朝鲜底细的建州女真很快清楚了所谓朝鲜有一个倭国仆从不过是骗三岁小孩的鬼话，但海外有一个攻击性很强，不太好对付的倭国这一印象却深深刻在了满清统治者的脑海里。
日本方面在丰臣秀吉战败后陷入内乱，丰臣家的势力逐渐被德川家取代，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整体国策也偏于保守，所以对于清兵入关等历史事件也未太过关注。
日本得知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的消息也来自于朝鲜。
但得知这一重大历史变故后日本并未像刚刚夺取全国的大清献殷勤，而是对于清军问鼎天下这件事感到大为震惊，他们惊讶于：大明神器竟落入胡虏之手。
日本方面还曾一度想过出兵帮助当时还存在的南明小朝廷共同对抗满清，只是得知满清骑兵擅弓马骑射，在平原作战战斗力强悍后放弃了这个想法。
虽然放弃了直接出兵干预的计划，但日本方面并未改变对清廷的态度，仍十分鄙夷地称之为“蛮夷”，并通过贸易向南明小朝廷提供军事物资。
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后，对外政策也偏于保守，与东亚其他国家，尤其是满清帝国的联系逐渐减少，于是其对明清易主一事的态度固化为大明已被胡虏征服，原本处于儒家文明圈边缘地带的日本此时反而有了一种心理优越感，由于此后200余年，满清不重视海军，无法再像当初的大唐或日后的美国一样从实力上给日本以巨大心理震慑，这种所谓的优越感一直被日本保持到清朝灭亡。
统战价值清廷彻底夺取全国政权后，理论上已经不需要再拉拢朝鲜继续对付明朝了，此时的清廷如果强令朝鲜剃发易服几乎就是举手之劳，但这个时候的满清统治者却又有其他心思了。
军事夺取全国政权后，满清统治者急于向各方势力宣誓自己已经取代大明成为中华大地上的正统政权。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重新与昔日大明的藩属国建立宗藩关系，在政局稳定后，除朝鲜外，大明的传统藩属安南和琉球都愿意承认大清的正统性，并愿意与其建立宗藩关系。
而在这个并不太大的宗藩系统中，朝鲜是满清的第一个藩属国，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宏大量满清继续选择暂时不强迫朝鲜方面剃发易服。
随后，清帝国又通过贸易等方式让东南亚多国承认其宗主国关系，当然了，由于满清没搞过“郑和下西洋”，其不可能对东南亚各国施加多少实际影响力，这种所谓的宗藩关系更多拥有的只是象征意义。
满清帝国的整体国策比前明更保守，但它又希望自己的内政外交都超过前明，最好达到汉唐水平，这样才能有力地证明自己的政权合法性。
内政方面，满清也确实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在整体国策偏于保守的情况下，想搞出汉唐那般万国来朝的效果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这个想法有些自相矛盾。
大唐全盛时，日本可是大唐的忠实小弟，年年派遣唐使来华学习，即便是大明，也一度让日本承认自己是大明藩属，虽然这时的藩属关系更多是日本为了搞钱要好处，但起码名义上这种宗藩关系存在了几十年。
要想“大清远胜大明”，至少得让日本进入这套以大清为主的宗藩体系吧。
让日本成为藩属，证明大清的伟大，这个想法在急于证明自己合法性的满清统治者心中骚动。
但这个想法吧，其实有些搞笑，满清统治者其实是知道的，要让别人承认自己老大地位，得恩威并施，在大陆上，满清这招其实玩的相当不错，但是满清对大海有着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满清海军实力一直是个短板，所以根本就没有能力对日本施加“威”，“威”搞不了，单一的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如果一直一厢情愿，这种一头热的关系就很容易被利用。
只是有趣的是，当时的日本国策也开始明显转为保守，所以最终利用清廷这种奇怪心理为自己牟利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鲜。
左右逢源南明政权被大体压制后，顺治帝就曾想利用朝鲜与日本取得联系，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日本成为满清的藩属国。
但正如上文所说，海军瘸腿的满清对日本施加不了“威”，“恩”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给，只能先利用朝鲜这一中间媒介。
如此一来，对于朝鲜来说，这套利空间可就出来了。
首先，朝鲜对满清说日本不好对付，火器厉害，倭刀锋利，这进一步强化了满清统治者不能用武力征服日本的想法。
而后，朝鲜人表示日本文化、服饰是唐明时期状态。
这一套说辞下来，朝鲜对于满清的统战价值可就上来了，既然你不能用武力打服日本，只能“感化”日本，那你就得尊重日本的文化习俗，得给日本树立一个榜样，榜样是谁呢？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朝鲜，如果让朝鲜剃发易服了，还怎么“感化”日本让其当藩属国。
这是朝鲜在清前中期保住头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满清没有强大海军，打不服日本，在这个前提下，“感化”日本几乎就是痴人说梦，因为日本对满清的最初心态是瞧不起的，日本始终认为满清是“蛮夷”，所以通过朝鲜把日本拉进自己的朝贡体系，这件事本身就是痴人说梦。
当然了，官方道路走不通，民间商贸道路也是一条重要的交流途径，唐亡后，日本放弃了藩属身份，北宋建立后也拒绝在当宋帝国的藩属国，但宋与日本通过海上贸易、民间学者交流等方式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满清时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清、日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海禁，双方都不希望自己国人出海，但又都不反对外国商人来自己国家贸易。
于是，重要的海上贸易途径又因两国海禁政策而无法进行，唯一的突破口还是朝鲜。
朝鲜利用自己与满清和日本都有联系的优势，不断在二者间当中间商赚差价。
有清一朝，中、日、朝三方中最弱的朝鲜竟然在左右逢源中，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头发，还赚得盆满钵满。
迟到的剃发令1895年，随着甲午战争中，清帝国彻底输给日本，日本也以武力强占朝鲜。
占领朝鲜后，日本发作“断发令”，强迫朝鲜人剃发，所有男子都留西式短发。
日本军警在大街上随意抓捕朝鲜民众，发现不剃发者立刻殴打，并强行给其剃发，日本强推剃发令时期，朝鲜街头随处可见因被强行剃发而痛哭失声之人。
日本在朝鲜强推的断发令同样引起了激烈反弹，以断发令为导火索，朝鲜爆发了义兵起义，当然，在宗主国满清都以被日本打败的背景下，这样的起义不可能成功。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讽刺，朝鲜竟然在200多年后，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自己的“剃发令”。
17、18世纪的清、日、朝关系因满清统治者心中那挥之不去的华夷之辩而变得相当诡异。朝鲜方面抓住机会不但保住了头发，还从中套利，但因为朝鲜方面始终是三方关系中的最弱方，一旦外部局势发生变化，它马上就要沦为最大的受害者。
随着工业化的轰鸣声响起，东亚三国不得不走出那充满自娱自乐性质的“三国杀”，去迎接新的时代，这段奇怪的关系因头发而起，又因头发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