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执掌大清权柄13年的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驾崩，25岁的皇太子弘历继位。

这位刚刚继位的年轻新皇，相比于他那以严厉著称的父亲，给人一种宽容随和之感，但那不过是清帝国臣民们的一种集体错觉，相比于喜欢直接了当，动辄“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的雍正帝，这位表面随和的新皇才是将权术玩弄到登峰造极的人物。

中国的大一统王朝中，长期执掌朝政的皇帝几乎都是权术领域的顶尖高手，但相比另外两个长寿皇帝汉武帝和唐玄宗，乾隆皇帝的政治成熟似乎还要更早一些，这位25岁稳稳当当接班的皇四子并没有需要太长时间的磨砺就把皇权的一整套逻辑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甚至于他参透帝王术的时间可能还在他正式登基之前，从他登基后不久所做的一些事来看，他对于父亲雍正那种直奔主题的执政风格并不感冒，在他看来，权力不该以那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行使，而他即将以更“高级”方式展示出他所理解的权力的真谛。

有清一朝的文字狱为中国历朝历代之最，而有清一朝的文字狱数量又以乾隆朝为最多，毫无疑问，在乾隆皇帝眼中，搞文字狱也是行使皇权的一种手段，只是他登基后的搞的第一起文字狱，对象却是自己刚刚过世的父皇。

而随着乾隆皇帝推翻他父皇生前引以为傲的“文化壮举”，两个“死而复生”的家伙，又将要“生而复死”。

乾隆继位不足三月，便做出了一个在后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下令将已经被其父亲雍正帝明令赦免并作为典型大加宣传的“反清复明”人士曾静、张熙二人重新抓捕，押赴京城并凌迟处死。

同时，乾隆帝还下令，将父亲雍正皇帝亲自撰写并在全国大举发行的得意之作《大义觉迷录》停止发行，已经发行之书全部收回销毁，有敢私藏、流通此书者处以极刑。

乾隆皇帝对于他的这一决定给出了解释，但这解释怎么看都有敷衍：

先皇（雍正）当初对同样有反清复明言论的吕留良掘墓毁尸，却赦免了曾静是因为吕留良侮辱了他的先皇（康熙），而曾静只诽谤了当今皇帝（雍正），如今我继位了，曾静侮辱的皇帝变成了先皇，而我乾隆也得按照先皇的标准执行，你曾静、张熙诽谤先皇，就得凌迟处死。

至于雍正皇帝大力推广的《大义觉迷录》为什么要收回，乾隆皇帝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先皇希望以此书教育天下读书人，如今已经教育的差不多了，书也应该收回了。

这两个解释一听就不是乾隆皇帝的真实想法：“后世子孙亦不得以曾、张二人诽谤朕而杀此二人”可是雍正皇帝的明旨，乾隆以“孝”的名义将此二人杀了，但是父亲尸骨未寒就违背父亲旨意，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不孝的行为？

至于收回《大义觉迷录》的理由就更可笑了，你如果认为教化作用够了，不再发行便是，犯得着把已经发行出去的书统统收回并销毁吗？而且还规定了敢私藏此书者斩首，费这么大的力气就是因为《大义觉迷录》已经功德圆满？

新皇继位后推翻老皇帝的一些政策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时常发生，但这通常是因为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如乾隆皇帝这般火急火燎地因为一些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事推翻先皇帝的明确旨意的确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不多见。

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反清复明”人士在被关押一年多后被雍正皇帝释放时，应该会有一种强烈的劫后余生之感，只是这两个倒霉的家伙没有想到，这种感觉只是种错觉，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当初在雍正皇帝手中“死而复生”的他俩，如今还得在乾隆皇帝手上生而复死。

我们不禁要问，杀两个毫无威胁，且已经认怂的家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就算很重要，这件事就那么紧急吗？不能等几年再干吗？

一切还是从那起荒诞的曾静案说起吧。

曾静是湖南永安县的一个书生，从康熙年间开始他屡次科考，但只得了一个秀才的身份。

科举制度因为给了底层人一个上升通道固然是极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是科举的超低录用率又注定了其会造就大量一生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这些人中有一些出现心理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范进中举》虽是艺术，但也确实是当时读书人的真实写照。

唐朝末年，屡试不中的不第秀才黄巢在留下一首《不第后赋菊》后愤然而去，他再来长安时把这座千年帝都杀的人头滚滚。

黄巢没考中功名，但也靠着贩私盐赚了不少钱，曾静可没那个本事，所以他根本没有黄巢那样真正拉起一波人起义的能耐。

这样碌碌无为不甘心，自己组织造反又没那么大能耐，曾静于是决定剑指偏锋，他与学生张熙商议后决定送一封信给当时的陕甘总督岳钟琪，让他加入到自己的反清大业中。

曾静选择岳钟琪作为拉拢目标的理由有些荒谬，他觉得岳钟琪是抗金名将岳飞之后，所以一定会基于“华夷之辩”支持自己。

通过曾静这样的想法，基本可以猜出曾静这些年的生活状态：一味死读书，基本上是脱离社会了，他脑海中社会运行的方式完全来自书本，因为只要稍微参与一些社会实践就会明白自己拉拢岳钟琪反清的想法有多可笑。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曾静，他认为岳钟琪会因为“华夷之辩”支持自己是因为读了上文提到的吕留良（就是被雍正掘墓辱尸那位）的书。

吕留良的书十分强调“华夷之辩”，所以曾静脑海中构想的是一副这样的画面，全天下的汉人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满清统治岌岌可危，就等着有个人振臂一呼了。

就这样，那封“劝降信”就被送到了岳钟琪手中，岳钟琪看到书信内容立刻惊出了一身冷汗，朝中已经有人说自己“反清复明”，雍正皇帝虽表面上说绝对相信自己，但是背地里有没有猜忌自己可是谁也不知道，如果这封信被拿来作文章自己被灭族也是顷刻之间的事。

岳钟琪一面命人扣住张熙，问出事情原委，一面将此事向雍正皇帝一五一十做了汇报。

张熙与他老师曾静一样，都没怎么参与过社会实践，很快就被岳钟琪问出了“主谋”曾静的情况。

于是，曾静、张熙这两个仅凭臆想就想搞成反清复明大业的书生毫无疑问地被投入大牢。

按照以往的惯例，但凡与“反清复明”沾上点边基本就难逃一死，更何况这种证据确凿的。

但雍正皇帝却有了些其他想法，一个利用这两个本身没什么能耐的家伙证明自己合法性的计划涌现在他的脑海中。

曾静被关押期间，雍正时常亲自书写手谕去质问曾静，曾静也只得写信给予答复。

雍正皇帝在这一过程中，用自己的理论对曾静的“华夷之辩”等观点进行大力反驳。

稍微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雍正的理论：

曾静称满清统治者是关外的蛮夷，只比禽兽好一些，甚至不能完全称之为“人”，这种“半兽人”当然是没资格继承天命统治华夏的。

而雍正的解释是：人与禽兽之分主要在德，非汉人有德，尊崇华夏文化也是君子，有继承大统的资格；而汉人如果无德，也是禽兽。

雍正的这个说法吧，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毕竟你满清入关时搞的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那一套半奴隶社会性质的政策怎么说也跟“德”靠不上边吧？

尽管逻辑上有漏洞，但是在当时的形势这个理论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德”的最终解释权在雍正嘛。

没什么社会经验的曾静和张熙二人在入狱后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当初的“反清复明”大业不过是自娱自乐的颅内高潮罢了。

本来必死的局面因为雍正愿意与他们辩论而有了生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他们又岂会放过。

先是张熙向雍正承认错误，说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受曾静蛊惑，并愿意与他划清界限，弃暗投明。

然后曾静也承认自己的“华夷之辩”十分不妥，自己昔日无比坚信这个错误观点完全是因为受了那个已经死去的吕留良的作品的影响，如今自己已经知错，一定痛改前非。

在鼓动岳钟琪造反时，曾静列出了雍正十条大罪，并称雍正是有史以来最残暴最荒淫无道之君，搞清楚自己的状处境后，曾静马上改口称雍正是世所罕见的圣君。

见这场与曾静的辩论以自己“完胜”而告终，雍正皇帝决定乘胜追击扩大这场舆论战的战果，他将与曾静辩论的内容整理成册，并一并解答了民间流传的关于他“篡位”、“弑兄”、“逼弟”，甚至“贪财”、“好色”的诸多“传言”。

就这样，雍正的“得意之作”《大义觉迷录》出世，雍正对于这本书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它一次性消除天下人对自己的“误会”。

于是，《大义觉迷录》被大力宣传，雍正皇帝让当地官员最好能保证所有读书人人手一份《大义觉迷录》。

在通过《大义觉迷录》宣传自己的功绩的同时，雍正还不忘让当事人现身说法。

曾静、张熙这两个按照以往惯例早就被杀了一百回的家伙竟意外被雍正给赦免了，但赦免可不能白赦免，雍正命这二人到处进行“巡回演讲”，陈述自己的罪过，并表示自己在雍正皇帝“圣德”的感召下已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了。

因为曾、张二人是雍正皇帝立起来的宣传典型，所以雍正不但没暗中为难二人，还特意叮嘱地方官要加派人手保护二人生命安全并下诏称后世子孙也不得为难这二人。

到这里，曾、张二人的命运可谓峰回路转，稀里糊涂造反，又稀里糊涂地保住了一条命。

只是两人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雍正皇帝驾崩，他俩捡回来的那条命也得重新“还”回去了。

乾隆不认可父亲雍正的做法，杀了曾静、张熙二人可以理解，收回《大义觉迷录》也可以理解，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为何要这么着急。

经过雍正皇帝的一番操作，曾静、张熙无论是在满朝文武眼中，还是天下百姓（汉人为主）眼中，都已经变成了两个臭大街的小丑，他们对于满清帝国统治者来说已经构不成哪怕一丝一毫的威胁了。

他们不过是两只可以被随意拿捏的蝼蚁，乾隆皇帝随时都可以像碾死蚂蚁一样弄死他俩，又何必急于这一时呢？

对《大义觉迷录》的态度也是如此，即便乾隆皇帝对其中内容有不认可的地方，但毕竟就其内容而言，是教化天下臣民服从满清统治者的，它至少不会对乾隆皇帝的统治有任何损害，乾隆皇帝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将其收回呢？

把“文字狱”搞到自己父亲头上，这种事放在任何时候都不好听。

乾隆为何如此急迫地去做这么一件不好看也不好听，且好似没有必要的事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去仔细讨论一下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一个争议很大的观点了：皇帝不能，也不应该拥有道德。

自儒家被汉武帝拔高到至高地位后，史书会拿出大量篇幅去称颂皇帝的道德，但讽刺的是给儒家以至高地位的汉武帝，在行为逻辑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

诸子百家对于君主的道德有着不同的定义，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那些儒家道德不过被他停留在嘴上，而他实际行为践行的都是法家道德。

号称能将法家的“法”、“术”、“势”三者都玩弄的游刃有余的韩非子给出的君主道德就包括始终保持一种威严和神秘感，这与看似温情脉脉的儒家道德不同。

再来看一眼马基雅维利的“君主不该拥有道德”的说辞吧，参与过政治活动的马基雅维利深知统治成本的重要性，他建议君主不要拥有道德，是因为道德会导致自己的行为逻辑被摸清，让治下臣民们可以做出应对措施，这样一来，就会推高皇帝的统治成本。

相反，那种没有道德，做事无法琢磨的皇帝才会给大臣们一种持久的压力，既让治下臣民在这种讳莫如深中始终维持一种诚惶诚恐的状态，又给了君主更多闪转腾挪空间。

清楚了这些，我们对于乾隆皇帝火急火燎地推翻自己父亲旨意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乾隆杀曾、张，将《大义觉迷录》定为禁书并不是出于客观的现实需求，而是先皇的以上两个举动破坏了皇帝那高高在上的神秘感，他让民众们认识到皇帝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也会犯错，甚至还会为自己辩解，既然大家都是普通人，那么那种天威难测的压迫感就会被削弱，长之以往，甚至会消失。

为了不让皇权那种威严感、神秘感进一步削弱甚至消失，乾隆皇帝必须及时出手，亡羊补牢，这才是乾隆搞自己父亲文字狱的真正动因。

商鞅变法期间，有一个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的插曲，新法执行10年，以往那些说新法不方便的人也开始说新法很好，商鞅却将这些人定义为“乱民”，将他们全部发配边疆。

显然，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想要达到的效果并不是秦人说新法好，而是秦人在任何时候都下意识的按照新法的规定行事。

秦国百姓是没有资格去讨论新法的好或坏的，用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话说就是：你也配姓赵？

在赵举人眼中，不是阿Q这个“赵”家人争不争气的问题，而且他干脆就没有资格姓“赵”。

其实乾隆皇帝收回《大义觉迷录》的目的几乎一致：虽然曾静和张熙已经带头表示雍正皇帝是世所罕见的明君，并承认了满清政权的合法性，且这个观点借助《大义觉迷录》广泛传播，但是在乾隆皇帝眼中，皇家内部的事，皇帝本人的好或坏，以及满清政权到底有没有合法性，这些问题又岂是那些草民所能讨论的？也不问问自己，你配姓赵吗？

“天威难测”是乾隆皇帝这位权术高手治理国家时的一条重要原则，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是让所有人都猜不到自己想要干什么。

雍正朝的一些有益的改革在乾隆朝被废止，乾隆之所以这么做其根本原因是这些政策虽然看起来对士绅们很严厉，但是规定却是确定的，只要规定是确定的，假以时日就一定会被找到破绽，而后被架空。

相比于这些确定的政策性规定，乾隆皇帝更信任的是自己在具体问题面前的闪转腾挪空间，所以他可以把那些看似严厉的政策废止，去搏一个宽仁的美名，而后再以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手腕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

大清帝国即将在乾隆皇帝超高的政治手腕中被推向王朝的顶点，但其治下的臣民也将在这样一位将反复无常视作一种行为艺术帝王手中被折磨的死去活来。

“天威难测”是乾隆皇帝的良药，却是大清帝国的毒药。

……

接下来两篇文章将从百姓和官员两个角度出发介绍乾隆皇帝是怎么把天下臣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喜欢的朋友请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