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保定府内哭声震天，已经陷入疯狂状态的大都元军见人便杀，以定远大将军张景武为首的张家五兄弟悉数惨死于屠刀之下。

事情的起因是元泰定帝死后未明确指定继承人，于是大都派和上都派各立一帝，两派相互攻伐，史称“两都之争”，起初上都派占优，大都军在紫荆关之战战败后向张家所在的保定府溃逃，溃兵沿途劫掠百姓，随意杀人，定远大将军张景武率领家乡民兵持仗追打溃兵，被杖毙者达数百人。

但后来形势发生逆转，大都派最终战胜上都派夺取了政权，成为胜利者的大都军决定向曾对自己棍棒相加的保定府张家进行报复，遂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这场悲剧的最大受害者定远大将军张景武，是蔡国公张珪的儿子，而张珪的父亲正是大名鼎鼎的“灭宋第一人”张弘范。

关于张弘范的最大争议在于，他作为一个汉人，帮助蒙古人灭南宋不说，还勒石记功，大有“勒石燕然”之意；别急，这不是当时那个时代发生的唯一一件魔幻事，此次事件在当时还有一个“镜像”故事，曾有一个蒙古人反攻自己蒙古老家后，搞了一出类似于“封狼居胥”的操作。

如果仅仅把视线集中在这两次都以同族相残为主要特征的无厘头的“封狼居胥”和“勒石燕然”上，我们只会感慨一句“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

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有一股无形中的力量，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主导着历史的走向，这群人处境尴尬，思维混乱，首鼠两端，但他们又确确实实在左右着时代的方向，不搞清楚这些人，就无法真正理解宋、金、元时期那一桩桩一件件看起来无比离奇的事件：

比如，辽国灭亡后，似乎已经进入全盛状态的北宋为何会被金国如此轻易地“黑虎掏心”？

再比如，对蒙古军作战一败再败的金军为何在国土大半沦丧的情况下反而爆发出了相当不俗的战斗力？

还比如，蒙哥死后，忽必烈为何不回哈利和林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堂堂正正地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以及阿里不哥战败后，大量蒙古宗王为何会选择跟随实力一般且名不正言不顺的海都不断发起对“大汗”忽必烈的进攻？

又比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被汉人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推翻后，为何会有大量汉人知识分子坚称自己是“大元遗民”，更有甚者愿意为元朝殉葬？

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但是如果一个时期不断出现明显不合理的事件，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某些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

以上这所有看似不合理，实则合理的事件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群体的影子：汉人世侯。

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将把视线集中在汉人世侯这一群体上，以10篇左右的文章从各个角度为大家拆解这一群体是如何影响那个时代的。

汉人世侯，这一存在于中国北方500年的特殊群体，他们如何产生，壮大，最终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还是从“灭宋大将军”张弘范一家的命运说起吧。

哺乳动物的祖先出现于距今约2亿年前的侏罗纪，只是那时候的它们大多是以深居洞穴中的小家伙的形象存在的。

哺乳动物们长不大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吗？显然不是，侏罗纪时期气候适宜，动物有向超大化体型演化的倾向，哺乳动物在诞生后一亿年一直以“大时代”的“小家伙”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当时地球的主生态位被恐龙占据。

除恐龙占据大地这个绝对主要的生态位外，翼龙和海洋爬行动物也占据着天空和海洋这个次一级的生态位，哺乳动物只能在夹缝中找到洞穴这个尴尬的生态位栖身，而且一呆就是一亿多年。

但随着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往一直以“小家伙”形象存在的哺乳动物体型突然“暴涨”，巨犀、恐象等巨型哺乳动物体重都超过10吨，与当初巨大的蜥脚类恐龙相比也不遑多让；鬣齿兽、剑齿虎、巨型短面熊等顶级掠食性哺乳动物体型也达到了中型掠食性恐龙的水平。

哺乳动物们不仅在陆地称霸，还到海洋称王，海洋爬行动物灭绝后，鲸类下海成功战胜了鲨鱼和咸水鳄成为了海洋霸主。

恐龙灭绝占据主生态位时，哺乳动物只能一直蛰伏于地下，但当恐龙灭绝，哺乳动物却完成了快速的崛起，可见生物以何种方式存在极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环境的。

恐龙让出主生态位后，哺乳动物上演了一出真实的由“鼠”到“虎”的过程。

由“鼠”而“虎”，是也是部分历史学家对于汉人世侯这一群体崛起之路的描述。

但汉人世侯这一群体的情况，其实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所谓由“鼠”而“虎”确实可以形容汉人世侯群体做大速度，环境确实是弱者变强的重要因素，但是只有环境也是不够的，弱者想要变强总还是得靠着某些优势的。

当初恐龙灭绝后，鸟类同样来到“空空如也”的大地上，且也开始朝着体型巨大化的方向演化，那一时期，地球上曾遍布体重超过半吨的巨鸟，哺乳动物是靠恒温、哺乳等优质，用几百万年的时间把鸟类“挤”出大地主生态位，“赶回”了天空。

自永嘉之乱西晋的王公贵族们选择衣冠南渡以来，北方的汉人就不得不学会与作为统治者的“胡人”打交道。

公元936年，随着后晋统治者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当地的汉人再次面临这样尴尬局面，所谓的汉人正统政权还在，但是却不管自己了，他们得学着和胡人政权打交道了。

对于最早沦为“孤魂野鬼”的幽云十六州汉人来说，他们有两个更为尴尬的点：

第一，是中原王朝在他们被“卖”了之后迅速整合，新建立的大宋已经统一了所有汉地。

第二，是单靠他们幽云十六州的汉人，力量又太弱小，不足以颠覆契丹人的统治。

在被抛弃的汉人被迫学着与胡人政权打交道的同时，主体民族人数很少的胡人政权统治者也不得不试着与其治下的汉人打交道。

几经磨合之下，幽云十六州汉人与辽国的契丹统治者基本达成一种默契：相互成全，又彼此提防，总之，日子还得凑合着过。

金灭辽之战时期，宋军曾想趁机“北伐”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当地的汉人并未含泪喜迎王师，反而是与契丹人同仇敌忾，与宋军殊死搏斗。

灭掉辽国的女真人在意外捡了个大便宜拿下整个北方后，也不得不开始学着与汉人打交道，但他们的原则也比较简单粗暴：汉人只负责种地，军队的主力必须是绝对是女真人。

东汉末年的那段历史为我们教科书般地介绍了要完成地方割据需要进行的三步走：经济独立、人事独立和军事独立，三者中，军事独立是最终标志，但经济独立却是最根本的前提。

宋金战争逐渐平息后，已经有不少汉人大族成员通过对土地的占有，掌握地区的经济命脉，人事方面，这些大族子弟也可以进入金国的权力系统，有的甚至还能做到很高的位置。

就这样，汉人大族在金国初步完成了经济独立，政治独立也可以算完成了一半，唯独没有染指的只有军队。

但只要金国统治者脑子没有进水，就不会把刀把子交到人数远比他们多的汉人手中，只是有时候，一些事也由不得他们了。

金蒙野狐岭之战后，金军逐渐失去了与蒙古骑兵大平原野战的能力，于是，广大华北平原成为了蒙古铁骑自由驰骋的猎场。

蒙古军第一次伐金期间，采取的是最为原始野蛮的“焦土战略”，攻下一座城后屠城劫掠后将城池付之一炬。

这种野蛮的战术一度导致富庶的华北平原赤地千里。

朝廷（金国）已经靠不住了，但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得想办法活下去，更何况是历来每逢天下大乱就有割据传统的华北地区了。

河北（泛指黄河以北）的汉人再次如他们的祖先一般选择了聚族自保以对抗蒙古人的兵锋。

在以往，金国统治者断然不会接受汉人掌兵，但如今在蒙古铁蹄的冲击下，连金国统治者都时刻面临亡国的危机，河北汉人的兵是自己招募的，钱是自己出的，他们金国统治者根本就管不了。

既然管不了，金国统治者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送这些自行完成割据的流民军团一个顺水人情，直接授予这一时期崛起的汉人武装以正式官职，希望利用他们对抗蒙古。

如果蒙古人再次南下时，依旧是那么一种屠城的野蛮作风，那么金国可能反而会靠着新崛起的汉人军阀势力站稳脚跟，因为如疯狗一般见人就杀的蒙古骑兵会把当地汉人与金国统治者绑上一台战车。

但蒙古人再次南下时，也改变了战术。

蒙古人之所以改变战术，是因为被成吉思汗任命为南方主人的木华黎挥师南下时恰好遇上的拔都的西征，木华黎不得不抽掉兵力去支援拔都，这样一来，蒙古军的兵力就不够了。

兵力不够，又想继续扩大对金的战果，唯一的办法就是吸收被征服的人加入军队。

如此一来，面对已经成一定气候的汉人世侯，蒙古人的第一反应就绝对不会再是赶尽杀绝，而是积极拉拢。

说到这里，终于要提到我们今天的“主角”：张柔家族了。

张柔是易州定兴人，家里有些土地，再加上张柔本人擅骑射，遂在蒙军南下大举屠城劫掠的背景下成为地方领袖，聚众数千家结寨自保。

河北地区被蒙古蹂躏一遍后，金国基本丧失了对这里的控制能力，遂直接任命当地有实力的汉人军阀以正式官职，财权、人事权甚至兵权都独立，也就是放任这帮人在当地做土皇帝，只要名义上效忠金国朝廷即可。

蒙军再次南下时，认识到自己兵力不足，而当地汉人军阀实力不俗的木华黎很快明白自己得去拉拢这帮汉人军阀。

蒙古大军攻破紫荆关，张柔率军迎战，结果坠马被俘。

张柔的队伍是自己拉起来的，拉起这支队伍的目的是保自己保家乡，本身对金国朝廷没什么忠诚度，如今张柔被俘，蒙古方面开启劝降模式，张柔毫无意外的转投蒙军，就这样，顺天张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张柔算是投奔蒙古较早的那一批汉人世侯，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东平严氏（严忠济）、真定史氏（史天泽）等。

张柔、严忠济、史天泽等大世侯在巅峰时期均控制着几十万人口，拥兵数万，可以说在金蒙战争中是一股绝不可忽视的力量。

为了拉拢这些汉人世侯，蒙古方面在自身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给了这些大世侯极大的自治权，其所治区域财权、人事权甚至兵权全部下放给这些汉人世侯，且汉人世侯的爵位可以代代相传，张柔之子张弘略、张弘范均身居要职。

蒙古方面为何会对汉人世侯如此大胆放权，答案依旧是因为没有办法。

此时的蒙古人尚未把汉人政权最基本的编户齐民搞明白，就更不用说外儒内法的高端玩法了，所以他们没能力直接从汉人百姓处收税、征兵，所以他们只能默认汉人世侯这个“中间人”的存在。

汉人世侯群体在日后蒙元政权横扫天下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兵力上的支援，拉拢汉人世侯是蒙古走出的一步好棋。

但随着蒙古人对于中原文化了解的深入，他们也像所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一样，慢慢不能接受自己治下有如此之多的土皇帝存在。

于是，蒙古统治者对汉人世侯彻底信任的日子很快终结，背后的小动作开始搞起来了。

刚才提到了地方割据三部曲：是经济独立、人事独立和军事独立。

同理，中央集权三部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收回兵权、收回人事权和收回财权。

三者中最关键的同样是收回兵权：

在几十年的征伐屠戮后，蒙古统治者也逐渐不再只局限于快马弯刀，一些权术手段他们也都学会了。

贸然收回汉人世侯的兵权可能会招致反弹，得把这个技术动作分成几步去做：

第一步，是分兵。

蒙军随后进行的攻金攻宋的作战中，汉人世侯大多出兵不少，但蒙军出征时一般会多路大军同时出击，而汉人世侯的军队也被分成多路。

这里的汉人世侯军队被分割不是张家去一路，史家去一路，严家去一路，而是张、史、严三家都把军队一分为三，分别去三路。

这样的分兵战术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保证各路兵马都由不同的军阀组成，彼此相互制衡，杜绝了作战时汉人世侯军队倒戈或跑路的情况。

第二，则是分化各世侯兵马，让他们长期的磨合中逐渐成为蒙古帝国的军队。

分兵之后的第二步有些出人意料，是合兵，将原本汉人世侯的军队统一调度，大多数时候，负责指挥这种汉人军团的也是张柔、史天泽等大世侯。

但此时的张柔率领的就不仅仅是张家军了，此时的张柔虽然还在领兵，但是他已经不是军阀张柔，而是元廷的将军张柔了。

第三步有些阴损，是消耗。

蒙古人组织的联合军团在作战时有一个习惯：汉人军团最先冲锋，不胜，则色目人军团冲锋，再不胜，才是蒙古人自己的军团冲锋。

凭借这种战术，蒙古人既利用了汉人军团出色的战斗力，又消耗了汉人军团的力量，让其失去与自己抗衡的能力。

完成了这些就要走到最后一步了：拉拢。

忽必烈在拿走汉人世侯兵权的同时，一般会给其子弟较高的官职和爵位来作为补偿，但是在获得这些所谓高官厚禄的同时，汉人世侯们也逐渐远离了自己的亲兵。

通过这几步走，忽必烈整体上完成了对汉人世侯的削藩。

但藩镇这个毒瘤有时也是良药，蒙古人在夺走汉人世侯军权的同时，又舍不得汉人军团的战斗力，于是张柔等第一代汉人大世侯逝世后，张弘范等汉人第二代世侯开始以蒙古军中高级军官的形式登场。

公元1268年元世祖忽必烈终于下定决心开启灭南宋之战，来看看元军的选将原则吧，很有意思：

元灭宋第一个目标是襄阳，此战由兀良哈·阿术和刘整率领，阿术是名将速不台之子，而刘整是南宋的降将。

拿下襄阳后，元军顺流而下攻打建康，此番元军是由伯颜和史天泽率领，史天泽此时的官职是中书省丞相，忽必烈在拿走汉人世侯军权的同时也给予了对方相应的政治权力。

建康被元军拿下后，谢太后与宋恭帝投降，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携幼主赵昺南下，在华南地区又与元军周旋约4年，1278，南宋最后的力量被逼至崖山，而负责给南宋最后一击的是张柔之子张弘范。

我们都知道的是，张弘范在出征前，曾向忽必烈建议派一名蒙古大将作元帅，自己作副将即可，并宣称没有汉人领导蒙古人的惯例，而忽必烈十分大度地让张弘范担任主帅。

而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1262年正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正酣的时候，山东地区却发生了导致忽必烈不得不暂缓与阿里不哥决战的李璮之叛。

李璮也是汉人大世侯，他的叛乱持续了5个月就被平息，叛乱被平息后李璮的部队被收编，而这群刚刚投诚过来的降兵很快被编入灭宋大军，要保证这帮骄兵悍将不造反，忽必烈认为还是得用汉人治汉兵，于是才有了张弘范挂帅灭宋的戏码。

也许是天意使然，张弘范在灭宋一年后便离世，当然，他的爵位也顺利传到了他的儿子张珪之手。

随着天下大定，当初的汉人世侯后代也大多进入了元廷的文官系统，毕竟还是汉人最懂如何治理汉人嘛。

张弘范的儿子张珪做到了中书平章政事，身份地位是有的，张珪脑子也比较灵活，在文官系统里也做的风生水起，但一旦进入了文官系统就得涉及到站队的问题，张珪靠着站队准确保住了张家的三代富贵，但成也站队，败也站队，他张珪靠站队得了富贵，而他儿子张景武却也因为站队错误被杀了全家。

这里要说一下，说张弘范全家都被蒙古人杀光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的，因为被杀的只是张珪一家，当然了，按照一般的逻辑，张珪一系作为张家的主脉，他们家被灭门，也基本可以标志着自张柔时期开始的顺天张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但元朝这一“奇葩”朝代是不按一般逻辑走的，张柔家族在主脉张珪一家被灭门后不到10年，张家保定万户的身份就又传回了一个叫张昌的人之手，这个张昌应该是来自于张弘略一系，而这个张昌领导的保定万户可是有近7千兵力的。

元廷这波操作着实让人看不懂，别急，我们先整理一下元廷与汉人世侯这一群体的关系，汉人世侯崛起于蒙军第一次肆虐北方而后扬长而去形成的权力真空地带。

而后这一群体在金蒙战争中朝秦暮楚，最终做出“正确选择”的佼佼者得以在蒙元政权中获得富贵。

蒙元政权曾给汉人世侯以极大的自主权，让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土皇帝”的快活日子，但随着蒙元政权站稳脚跟，便开始有计划地收回汉人世侯手中的军权，但尴尬的是在漫长的战争洗礼下，汉军逐渐成为了蒙元政权中战斗力最强的那支队伍，所以汉人世侯子弟，虽然不再是军阀，但始终与军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元朝建立后，这些汉人世侯子弟保住了爵位和富贵，也能参与到较高级别的政治游戏，但在关键时刻仍会遭到蒙古统治者的猜忌。

简而言之，蒙古统治者同样一直提防着汉人世侯，怎奈他们又一直需要汉人世侯这股力量。

按照一般的政治逻辑，这些从最开始就只是被利用的异族武将，会在没有利用价值后要么被找借口搞死，要么被当吉祥物供起来。

忽必烈等蒙元统治者也确实想以第二种方式对付汉人世侯，但要做到这一点得靠时间，而最尴尬的是，蒙元王朝最缺的恰恰是时间，蒙元王朝那满打满算98年的国祚不足以让其统治者通过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消灭掉汉人世侯群体的权势。

兔死则狗烹，如果蒙元王朝能够走出200多年的大王朝周期，汉人世侯的命运也大致不过如此，但98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且其中一大半也伴随着战乱，蒙元统治者真正坐稳江山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得，兔总是不死，那狗一时半会也烹不了。

最后的最后，我们要试着从一些细节上去还原顺天张家等汉人世侯这一群体在元朝的真实情况，还是从那个倒霉的张景武说起吧。

面对大都溃兵，张景武率领民兵，杖毙大都溃兵达数百人，所谓民兵是一种私人武装，张景武的这支民兵团竟然能以棍棒这种杀伤力一般的武器打死大都正规军数百人，可见这支所谓的民兵武装从一开始便训练有素，或许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更容易被理解的称号：死士。

但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张景武在当地的权势。

张景武的权势一方面来自于蒙元政权授予的爵位，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来自于张家对于大片土地的长期占有和在当地进行的长达近百年的经营。

蒙元帝国的统治水平始终比较粗糙，彻底的编户齐民和中央集权一直做的不算好，这种粗糙的统治模式在客观上又给了汉人世侯继续处于半割据状态提供了条件。

汉人世侯的分布大多在山东、河北，西北地区几无大世侯，这也符合历史传统，自王莽改制导致天下大乱时起，每逢乱世，河北地区的豪杰便会聚族自保，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军阀，刘秀靠河北军阀定天下，高欢靠河北军阀立北齐，安禄山也抓住了唐玄宗重用关陇贵族导致河北世族不满的bug成功发起了搅动天下的安史之乱。

在乱世中习惯于聚族自保的河北大族一直是主导天下大势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千年历史不断演变，但这片大地上的逻辑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

哦，对了，一直与蒙元统治者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汉人世侯群体在蒙元主导的社会秩序彻底崩塌后就地再次割据成为军阀，当然了，这一过程中又有很多新军阀加入，随着元顺帝远遁漠北，还在中原大地上肩抗大元旗号抵抗明军的竟是这么一群汉人。

蒙古人与中原的故事从汉人世侯起，又以汉人世侯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