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传浩。整理编辑：连忠卫。

学习毛著的群众运动掀起来了，工作队就将大队的主要干部和小队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学习，由大队贫协会和小队贫协组接管生产。

集中干部学习，这才是四清运动的正式开始。

每个干部必须自己在清理思想、经济四个方面作深刻的反省，在群众大会上交由群众检查，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再由被揭发的干部在会上自我检讨，并积极退赔出自己多吃多占，贪污挪用的金额，最后由工作队批准，才算这个干部解放了。

重者，免去一切职务，回队当社员。再重者，移交司法机关。轻者，回大小队继续任职。

大小队干部，即使是冯书记，很难一次性把自己的问题在群众会上讲清楚，他们在大会上的检讨，仅凭一张嘴巴去讲，群众听，工作队做记录，交待难免不全面，有遗漏。

当他们每次检讨讲完后，工作队总是说他们不老实，毛著还没有学好，想蒙混过关，还在欺骗党，欺骗群众。

有天晚上，我们很多人在一起乘凉，突然，听到稻场上有吵架声，是大队干部学习班的冯书记和涂局长争起来了。

我们几个青年人跑过去看，但我们不敢走近，因为在月光下，能清楚地看到涂局长拿着手枪指指点点，我们都知道他也不敢开枪，但这么恐怖的气氛，不合我们的现身，我们就悄悄地回家了。

第二天，全大队人都知道此事，接下来的大会小会气氛紧张，平时那些爱抢着揭发问题，想“立功”入团入党的人，现在小心谨慎了，沉默不语，再不敢随便说“我有最新的揭发材料”，因为说得不好，是要出人命的。

这一来，工作队对冯书记更不满意，认为他的问题严重，已发展到大会上群众不敢说话的程度了。

几个回合的反省过不了关，冯书记就来找我，要我给他写反省材料。

他无可奈何地说，凭嘴讲越讲问题越严重，难以得到“解放”。你在大会上也听到的，有些人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无中生有。

我连忙答应了他的要求：你叫我实事求是地写，那可以，但分析要从严，不然，工作队还是不会让你解放的。

他也同意了，我就着手代他写反省书。一个堂堂的省劳模，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农村带头人，却被逼得要一个非党员非团员的“家庭成份不好”的青年给他写反省材料！

那么，我的执笔，必须要以大队书记的口气来写，这真是历史在开玩笑，是对我们两个身份截然不同的人的共同嘲弄。

冯书记要我写，是难以面对涂局长的枪口。我不得不写，是难以面对冯书记的平等。且不说冯书记不歧视我与我幺幺的关系，就凭他对春环在称呼上的不计校，我也要帮他写了。

本来，他与我舅舅年纪差不多，也是一起干工作的老同志，我本应称他叔叔才对。但我幺幺解放前与冯书记家是门对门，我幺幺的几个大哥，比冯书记父亲的年纪还大。因此，冯书记自孩提时起，就喊我幺幺为叔叔。

解放后，幺幺的成份不好，冯书记在公开场合，就不吱声，在队里或来我家，仍喊叔叔。

我很小就知道了这层关系，所以，我就一直称他为冯书记，从没有喊过哥。

可春环来了之后，她就不同，她虽也学我一样喊冯书记，可她喊冯书记的妻子总是大大咧咧地喊“叶家嫂”，他们也从不计较。

我不只是要写，而且要尽力为他写好。看着冯书记自己写的交给我的杂乱无章的材料，我犯难了，这从何下笔呢？

一个人的工作，当你总结他的成绩的时候，他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如今，要来总结他的错误，难道就要把人整死？

看着他材料上写的三十六万，三十六万这怎么说得清！？大队1958年的财产是不少，但不一定有三十六万。

这些财产后来的变卖和瓜分，是因为将以大队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改为以小队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

这是政策性的，全国性的改变，是历史的改变，怎么能将这些财产的消失认定为是他的责任呢？

但我在反省书上又不能那样辩解，那样写则是火上浇油！看来，这得费一番脑筋，也得花很多时间，又不能拖延，工作队要什么时候再在大会上检查，你不能抗拒。

而我又不能耽误白天的时间写，如果让工作队知道了，叫我们俩都得吃不完兜着走。再说晚上，如果开会，还得去参加。

这两天出工时，我的话也少了，脑袋中一个草案一个草案地推敲，如何代冯书记写反省。晚上，即使困死了也不敢睡，何况睡意全无。

要抓紧时间写出来之后，让冯书记回去自己抄一份，将原稿还我后烧掉，不然，我可吃罪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