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达成
作者介绍：王达成(1905-1989)，名道行，山西柳林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纺织工业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顾问。
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组织了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1927年王达成同志被党派往山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协助杨重远、吴岱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1934年，他担任神府地区陕北特委特派员，后任陕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6年红军东征，任晋西南区党委组织部长。1939年12月，他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9年，王达成同志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1950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工业部部长、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王达成同志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56年他当选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
王达成
下面开始正文：
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党让我在清华大学编印面向工人的刊物《我们》。当时我每天被锁在储藏室中，一个人自编、自刻、自印，又自己装订成册，然后由一个共产党员工友将这些利物拿走，送给广大工友们学习。在这个刊物中，一方面宣传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
1936年春，有一天组织上派来一个人(那时不许问名字)和我谈话。
他首先向我谈了党对北平学生工作的指示，(事先我已通过党的组织生活知道了)，明确指出：运动必须深入，不能再在街头搞游行示威这些活动了，必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兵营去。并且提出组织上希望最好能有人到兵营去，抓武装斗争。问我敢不敢去。我立即回答:“敢去!”心想党让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是豁出去了。
接着那位领导人又说:“既然你敢去，那就给你说清情况，现在有两个地方需要去人。一个是冀东保安队张砚田部队,一个是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张那里已经建立起党支部，只是进一步巩固扩大的问题，而二十九军则是个白点。前些时，敌人在二十九军中杀了十几个人，都是用大刀砍的。现在组织上非常需要人去二十九军工作。当然这两个地方你都可以去,但组织上希望你去二十九军。”当时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钉截铁地答复:“我完全服从党的需要，党需要我去二十九军，我就去二十九军!”
那位领导同志又问我:“你不害怕吗?”“不害怕!我决不后悔。”我这样答复。于是这位领导人就让我等他通知。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告诉我还有两人和我一同去，他们是张祖舜(后改名廖永寿)和刘xx，并指定我当组长。然后，这位领导人给我们起了化名(我的化名是王之江)，编了履历，又帮我们化了装，并给我们买了火车票，于是我们三人就伪装互不相识，坐着同一列车向张家口进发了。
到张家口后，我们先后下了火车，先后进了一个小店，并且假称没钱，都不住单间，三人同住一屋。出发前，党组织指示我们处处要警惕，我因为是组长，所以一直没有合跟。我告诉刘xx和张祖舜，有事由我应付，他们俩只装做和我不认识，只是为省钱才住一个房间的。果然到后半夜，我们刚要入睡时，稽查处的副官带着一班人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查店来了。
这帮家伙一进门，就把我们喊起来，并且吆喝着:“快起来，欢迎红军去!欢迎红军去!”我故意装做睡眼惺忪的样子，慢声慢气地发问:“老总，我们困得很，干什么叫我们?”那副官蛮横地骂我:“混蛋!装什么蒜，你他妈的是山西来的共产党。在山西呆不住了，跑到我们这里来捣乱!”我按编好的履历顺口回答::“官长，我是到北平找哥哥谋事的。不想我哥哥在的那个染房关张了，我只好投贵军报效国家来了!”那个家伙又翻了我们带的书，一看是上下论语之类，就把书一扔，向他带的那些兵一摆手走了。那个副官走了，刘xx向我提出要回北平，不再到二十九军去了。经说服无效，只好让他走了。
刘xx一走，只剩下我和张祖舜同志两人了。后来经过考试，我们两人都被录取到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教导大队学兵队中当二等兵。由于张祖舜同志在术科(劈刀、刺枪、三套杠子)上进步快，所以很快就被调出到三十八师李文田旅的机关枪连去当班长。这是我听别人说的。因为临出发前组织上曾指示我们，不许公开地发生横的联系，因此，他一走，我就无法知道他的情况，从此即和他失掉联系。
祖舜走后，就剩我一个人在学兵队中工作，我只好本着党的指示自己摸索前进。离开清华大学时，党指示我们，打入二十九军后,就凭着自己的本领，力争取得官长的信任，努力往上爬，等爬到一定的地位后，组织上就会按名字去联系。
到1937年春，由于张自忠(三十八师师长)出任天津市长，因此三十八师的防务完全集中在北平至山海关线上。原来张自忠担任的察哈尔省主席改由刘汝明担任。所以我们三十八师教导大队全部都调到北平南苑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南苑飞机场。
这时，三十八师参谋长张克侠还兼任我们教导大队教育长。他在一次讲话中，表示要打日本，反对不抵抗主义，而且他举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说明即使中央政府不打，工人、农民、士兵大家组织起来也可以打。我听了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训话以后，仔细分析了一下。
张克侠
首先，我分析他可能是一位爱国者，出于义愤才讲这番话。这是对他从好的方面估计。但由于白区情况复杂，必须警惕“红旗特务”。这种特务用一些左的言词伪装革命，蒙哄易于轻信的革命青年，使他们上当受骗。所以，我决定试探他一下。当时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他讲得好，使我很受感动，并夸奖他是民族英雄。我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国民党、蒋介石也提倡民族英雄，什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我当时想:像张克侠这样的大官，如果接到我的信后给我回信，就可能有好的兆头，如果我去信后石沉大海，那我就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不露声色。
几天以后，连部给我一封信，一看，是张克侠亲自写的。信中说，我给他的信他已收到，心中甚快，希望我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我接到信后，心中十分喜悦。当时我想这个人是好人，但因仍不知底，所以仍不敢接近，只是敬而远之。
二十九军成立参谋训练班(宋哲元为使军队能掌握现代化武器，要成立军官学校，但蒋介石不批准，便改名为参谋训练班)时，张克侠已提升为二十九军的副参谋长，这时又兼任参谋训练班教育长。我正在学兵队当副班长，不知什么时候，刘昭同志(当时改名为王凯南)已打入学兵队。
一天，刘昭同志通知我组织上派他当书记。和我一起搞二十九军工作。在考参谋训练班时，第一次刘昭未考上，我已被录取，刘昭很着急，因为他和我分手，工作有困难。因此，他向外边组织摸底，知道张克侠是党员，立即告诉我，让我向张提出，在第二次考试时录取他。我因和张已有一面之交，又得知他是同志，所以就大胆地找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提出希望将刘昭录取的要求。这样，在第二次考试后，刘就被录取了。
不久，参谋训练班开学。因为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全都是有文化的，所以学习的课程比较高深一些。除了一般的课程外，还设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两门课程，这两门课是由张友渔和刘及辰两同志担任的。我认为这都是外边党组织经过张克侠同志有意识地安排的。
另外，由外边党组织提供，我和刘昭同志伪称拾到阎锡山绥靖公署翻印的红军的《游击战术》，由我们两个组织一些坚决抗日的同学学习。这是半公开的。我们当时就向这些比较可靠的同学说清,如果遇到顽固守旧的家伙问为什么要看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就答复他们:“为了知己知彼。”
我和刘昭当时除了积极配合张友渔、刘及辰、张克侠等同志进行同学们的训练工作，还积极慎重地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重点地了解了一些思想比较先进、抗日态度坚决的同学。并先后发展了十多人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兄弟会(党)。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必须宣誓:“抗日同生，抗日同死，如有违誓，天人共诛。”这个时期的工作非常顺利，这是和党的正确领导与张克侠同志的掩护分不开的。
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人民的抗日浪潮越来越高涨，暗杀日本人的事情屡屡发生。尤其是7月7日晚吉星文团在卢沟桥、丰台一带公开抵抗日本鬼子一事，使日本军阀胆战心惊，于是他们下决心逼宋哲元彻底投降当汉奸，如宋不答应，便以武力解决。
等到宋下决心打日本时，已经是七月二十几号了。时间过了两个星期，日本关东军已大批调进关内。
大概是7月27日，日本鬼子大举进攻南苑。南苑飞机场中许多中华儿女都牺牲在飞机跑道上，冯玉祥的儿子带的学生训练团二千多人几无生还，二十九军参谋训练班97人到保定集合时只剩20人，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三百余人，都是过去屡立战功的军官，也全都牺牲在南苑了。
我和刘昭同志由于有游击战术的思想，又经过战斗训练，所以能在飞机轰炸和轻重机枪扫射的密集炮火中，巧妙地利用地形跃出敌人的包围，幸免于难。
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张克侠发路费，让我们到保定曹家花园集合。我们在保定曹家花园住了一些日子，接着便到太原，从此以后，便结束了和二十九军的一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