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者(英)田伯烈(一九三八年三月)

作者介绍：田伯烈189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18年来到中国，任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1928年至1938年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和美国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除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外，他还参加多种社会工作。当年，一批外国记者与国际友好人士，为揭露日军暴行真相，用各种方式记录与传播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罕见的悲剧。在当今众多论述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英国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

今天选取的这部分，主要是记录日军在华北的暴行：下面开始正文：

上面几章差不多完全叙述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和十三两日占领南京时，以及日军于占领南京后迄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左右为止，所发生的各种暴行。我所以采取这种叙述的方法，乃因南京是日军的主要目标，并因有数量是相当巨大的各国侨民，其中包括若干国家的使馆人员，始终未离南京，对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留下了详细审慎的纪录。

不过，千万别以为南京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是例外的。自从去年夏季华北战事爆发以来，像这样侵害平民的暴行，即普遍发生于许多不同的地方。

我并不想把各处所发生的事件，尽量加以叙述。因为这样写法，决非本书的篇幅所能容纳。所以我还是依照上面几章的写法，仅将各大小中心地点若干外人亲自经历的真实纪录，作为本章的主要材料。

这些外国人没有一个不是在中国侨居了许多年，有几位则曾在日本侨居很久。他们在信内所记录的事实印象，并非准备发表，只准备给关系密切的朋友们传观。因此，这些亲切的见闻录形成了一幅直接恰当的画面。同时，叙述的公正坦白也飞跃纸上，这一种自我抑制确是各人的基调。因为许多人目前还在原处从事救济工作，所以我略去了他们的姓名，恐怕一经宣露反而会损害到他们继续工作的能力。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初次袭击沈阳的枪声，发展到日军制造“满洲国”和控制整个的东北四省。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日军对于华北，尤其对于平津一带，采取逐步压迫的方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于北平的近郊,揭开了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序幕。大批日军每天开入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在十一月底的时候,已达三十万左右。日军在占据冀察两省的大部份中国领土后,又向山西和山东的邻省挺进。北平和天津迅速地陷入日军的手中，日军又开始攻略离北平以南八十哩（英里，1英里=1.609公里）的河北省会——保定。

田伯烈《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英文版封面

下面一封信是一个中立的外国人写的，叙述九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山西境内的情形:

“xx兄鉴，我于九月四日离开保定，赴山西的平定，那时保定已略遭轰炸，但日军在两星期后始占领该城。到了平定后，我和几位朋友同居在博爱传道会内，决定大家不走，等待日军到来。

“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和山西省会太原间的交通阻断，二十五日，日轰炸机从上午五时到下午五时，整天盘旋上空。平定城内并未落下炸弹，因为中国军队都驻扎在城外。有几颗炸弹落在离城两哩的营房，有许多炸弹落在相距五哩的车站。那一晚，有许多中国兵经过平定城，警察和公务人员纷纷逃避，不知何往。

二十六日(星期四)，天未破晓时，我们听到枪炮的声音，早晨，我们看见尘土飞扬，烟硝弥漫。星期五午后四时，我从窗口遥瞩，城墙上已插起太阳旗，接着日军蜂拥入城。自此以后，我们便在日军的统治之下生活了。我们往的地方还挂着美国旗。我们住着的房子，屋顶上漆了一面其大无比的美国旗。

“挑动战争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战争终究是战争。我在夏天曾着过一本小说——GONE WITH THE WIND——所以 多少了解一点七十年以前祖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一千到一千五百个中国难民，麋集到我们的院子来。

得胜的军队在占领一个地方时，第一个里期常常充满了不可形容的罪恶。难民中间有许多姑娘或年青的女人，她们最需要躲藏。我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日军怎样穷凶极恶地搜索妇女。有一个人家，母亲病在炕上，不能动弹，把女儿藏在非常狭窄的一口木柜内。日本兵到处寻觅年青的女人，甚至在夜间还要闯入几次，看看是否有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那姑娘潜伏在木柜内，既不敢自由呼吸，也很难照常饮食，过了两天两夜，家人才能够设法把她送到一个教会的收容所。

有几百个女人匿在附近的矿山中。一位美国籍的看护抢救出了其中的两百人，她们已经饿了两日多。还有一部份则因走漏风声，被日军拖去。我们的教会在城内设立收容所三处，在城外设立一处，其中有一处因为不属教会产业，故不能悬挂美国旗。

一天，两个日本兵越墙而入，抢去了两个姑娘。C君赶到的时候，日本兵幸而尚未及加以奸污。在最初几天的恐怖时期，外侨轮流在各收容所值班。晚上，我们的屋子内睡了七十多个姑娘和少妇，其他外人住宅也同样拥挤。你可想而知我们是既不能解衣而卧，也不能安然入眠呵……

“大军过境后,平定即成为日军的粮站和兵站，因此常有许多军队来来往往。从前线回来的军队要休息几天，大肆奸淫掳掠。兵士和战马侵占民房，屋子内只要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可以随便取用，家具、门窗及任何木器，都作为起火取暖的柴料。我曾经视察过几家民房，除了砖墙和龌龊的地板外，一无所余。

第一批回来的日本兵，在城内休息了四天，所有书籍文件，均经任意翻阅，他们要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要伤害什么人，就伤害什么人，店铺和住宅一样，都弄得空空如也。要是还有什么东西剩留的话，一定给第二批回来的军队取去。任何人的衣服与军服有任何相似之处，就立遭枪杀，不加究问。我知道有一个人因着了灰色的内袴，便被日军戳死。为日军抓去充夫役的人，如一时猜不透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就送掉性命。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然而，这却是战争呵！

“因为日本兵霸占了一切食物，吃的问题渐趋严重。许多难民既无存粮，也无银钱，教会收容所中有几百个难民的生活，是由一个在日方控制下中国人所组织的委员会维持的。有卖的人也觉得难以购买所需要的东西。猪羊鸡等家畜，有的是给日本兵吃了，有的是给日本兵带走了，因此我们每天不得不尽量限制肉类的食物。水果一类的东西也被日本兵一扫而空。不过蔬菜的供给尚不致断绝。幸而几个教会家庭的花园中也出产大量的番茄……

“以上是过去几星期内我在这人间地狱亲自经历的若干事情，范围是很狭窄的。但这仅是一个平常的例子，同样的事情正发生于中国其它广大区域内，那简直令人不敢设想，我个人并未感到有任何危险。C君早就与日本军官建立关系,我们遇见几位很优秀的日本人,有的曾留学美国。士兵的态度也有好有坏,不能概论,这要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而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北平”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下面一封信叙述保定一带所发生的事情:

“我开头先向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几位朋友解释一下。自从日军占领保定以后，我就每天写日记，题名'见闻录’，主要是想给我的家人观看的。有几件事情我在日记中没有提及，想在这封信里加以叙述和批评……

“下面我来叙述几件具体的事情，这些事情我知道得最清楚最详细。此间统治权的递变，迄今已有七十多天了。所以我们多少已经离开真正的战区及其紧张白热混乱骚动的场面。事实上，最近两月来，我们周围的六十哩内已无主要的战场。

“最近七星期来，驻守此间的日军很少，恐怕常常不满两千人，军队调动也不见频繁。宪兵队负责维持此间的治安与秩序。日军占领保定不到一月，城内就成立相当数量的警察队，迄今依然存在，所以城内居民在大部份时期间仍觉得和平时一样安全。不过，几天以前还发生下面的一件事情，听说类似的事情并不罕见。事情是这样的：三个日本兵闯入一家殷富的住宅，家里只有仆人，主人已逃往它处。他收藏了许多宝贵的古玩和各种字画。日本兵老实不客气挑选了心爱的东西，扬长而去……

“本星期初，我们派了一个职员到附近的村庄去访问合作社的办事人员，那合作社是我们所促成的。日本兵侵占村庄上的几家民房。晚上，要是日本兵去敲门而不立刻开门，他们就破门而入。前一个晚上，日本兵曾用电筒挨户搜索女人。那一天，另外有一个老百姓因为交不出女人，触怒了日本兵，给活活打死……

“普通人家在冬季所用的燃料,多数是树叶、枯草及谷杆，很少用柴爿。日本兵却到处找寻柴爿，大量烤火。可以做柴的散木是用完了，日本兵于是把门,窗、家具、农具甚至房屋的栋梁柱木，也作为引火的燃料。今天收容所中有一个女人边讲边哭，她的一架织布的木机，也给日本兵拿去当柴烧了。她说，‘我是靠机活命的’。街对面一个院子内——属于本地教会，有一所三十年前筑成的半西式房子，镶板的窗门很精致。前天，日本兵扭去了两扇窗门，其余几扇因为生锈的螺旋钉很牢固，扭不动，他们就敲下一部份的镶板。昨天，我们将那些窗门扭下，移到自己的院子里。也是昨天，几个日本兵爬越后墙潜入我们的小天井，待我们发觉，直径五吋的一颗树已给他们锯断。事后，我的美国同伴去招呼他们时，他们似乎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加以措理，使之渐进而达于高潮，只是想纪录此间战争后果的片段而已。此刻我又听到了一个确确实实的故事：离开我们不远的南首院子里，三个房客因为放走了他们的女人，受日本兵一场痛殴，其中一人击落了牙齿，另一人打伤一条腿，不能走路。

“我以上所述各种事情，难道是任何战争所不可避免的后果吗?战争也许会使这现象更坏!可是，日本人不是说过，这一次战争仅为解决“华北地方事件”吗?到现在为止，尚未正式宣战。但无论如何，战争仍继续进行，“中国问题必须根本解决”了。而这据说:'仅属两国间之事。’第三者不得出加干涉。任何解决的办法必须依据'停止反日宣传与反日行动’以及'共同防共”的谅解为基础。日本现在是用了多末杰出的方法来使中国民众获得彻底的谅解呵!难道日本军队方面对于心理学——不管是理论上的或实际上的，完全不准加以研究吗?

“我并不愿以这些措辞来咒诅整个日本民族，我一点也没有这意思，我也不愿咒诅整个日本军队。据我们传闻与观察所及，若干日本士兵和军官会表现善良的同情和人类的美德。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日本军队中有几个人亲口对我说，他们并不喜欢打仗，但'我必须服从命令’。这句话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为某种制度的网罗所束缚，被迫参加战争，完全失去了自由，既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也不明白结局究竟如何。天呵，垂怜这些人罢!垂怜这一个仍为战争制度的恶症所纠缠着的旧世界罢!我们基督教信徒难道还是毫无办法来挽救战争的疯狂吗?我们究已努力到什么程度呢?

“这封信特别是想给几位比较接近的亲友观看的。我希望你们不会因此燃起仇恶的火焰，但我希望这封信将使你们遇到虚伪无稽的宣传时，能够仔细考虑，并加以反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于保定”

一位美国老数士向上海总会提出一件机密的报告，称为'一九三八年二月之华北现状”，下面是从该报告中摘录的几段:

“二月十六日平津泰晤士报，刊载该报主笔潘纳尔君(PENNELL)所作空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一文，叙述平津一带现状，非常具体而详晰。他在远东事件(ORIENTAL AFFAIRS)一月号上也发表了华北之无政府状态一文，那一篇文章内所叙述的各点，大部分还是准确的。所不同者，要是借用爱尔兰人表达真相的说法，在若干地方，这'无政府状态’已逐渐组织起来。换一句话说，凡是中国政府机关已告撤离的地方(事实上仅撤离铁路线附近和有日军驻守的少数城镇)，已经有若干取而代之的新势力。

这新势力似乎可以分为下列三种，即:第一，仅顾本身利益的地痞土匪，第二，较具社会思想的集团，如复兴的红枪会等，在山东最为精跃，在冀南也已发现;第三，中国的流动部队，有的与著名的八路军发生组织的关系，有的在组织上并无关系。这三种势力都在彻底反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过，第一种地痞土匪的势力常给第二种和第三种势力压服消灭，第三种势力则有吸收或巩固第二种势力的希望。

“目前这三种势力大大地增加了占领区城内日军的困难。民间已有许多故事，讲起他们的事迹，其中若干部份大可保存下去，成为新三国演义的材料。平汉路沿线的日军确已多少感到惧。保定的日本兵在黄昏以后就不敢远离他们的营房，这消除了老百姓心里惴惴不安的一大原因。T县的驻军据说曾有三次被突击所消灭。

“日军遭遇打击后，对于附近的居民，常常采取报复的手段，这是最悲惨的一面。其次，流动部队袭击T县的驻军后，日本兵就用洋商经理处栈屋内的煤油或汽油，烧死了许多老百姓。

“在我离开北平的几天以前，另一在山东服务的教会团体的司铎，也到了北平。据P博士讲，他曾报告发生于他们周围的许多暴行，简直和南京方面所泄露出来的情形一样。侮辱妇女的事情不限于住宅和院子内，在街道上也是肆无忌惮，有一次，一个日本官员曾因此殴打一个外国牧师。山西方面，在十一月间，日军的进展已告停顿，前锋抵平遥南郊，距太谷约三十哩。两面的山地则为半独立的流动部队以及直属八路军的部队所控制，不断的袭击使日军陷入慢性的不安状态，但也使日军对于留居在作战区城内可怜的老百姓，时时采取报复的行动。

“日本兵不懂得用煤的方法，因此有许多中国人的财产，受到不必要的破坏。日本兵除木料之外，显然不知道其它东西可以引火，即使有大量存煤，他们也弃而不用。于是他们向各村镇搜索木料，毫不考虑其来源。所有门、窗、木柱、木筏、桌子、长凳、农具、以及各种木料，都给日本兵捆载而去，做煮饭或取暖的燃料。保定一个城门口，整天整夜放着大火焰，情形非常浪费，任何木制的东西，只要可以拿到，都认为是合法的引火物。

“我离开北平的前一天，听到一件最残酷的事情。八路军某部队突然出现于离保定不远的铁路旁，召集附近村庄上的老百姓，破坏路轨。工作的成绩非常美满，石家庄和北平之间，整整有六天不能通车。(这一件事情我们是从法文北京纪事报上看到的，但新政府的外国文机关报在两天以前还完全否认。)后来路轨是修复了，实力相当雄厚的日军开到出事地点。他们先光临一个村庄，最初似乎并无特殊的目标，不久以后，他们却围捕两百个男子，拖去枪毙。过了若干时候，惊怖的老百姓逐渐回到家中，日本兵突然又出现，捉去强健的壮丁六十人。据说他们是要给日本兵去烧死的，但在准备行使火刑的时候，情形相当混乱，有人乘机松绑，使大家脱逃。日本兵于是又捉去许多老人，以代壮丁……

“据报告者称，他乘平汉车更向北进时，看见铁路旁的一个庄子，正火焰沸腾，包围四周的日本兵，一见庄子内有人逃出，就开枪射击。经过细的诘问后，我有一位接近的中国朋友(过去七年内我们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确信那一个庄子必定是他的岳父母和其他亲戚所居的庄子。某国使馆人员也接到一个报告，据说在那一带铁路附近所有的庄子，统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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