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岚【台湾】

整理《我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一段经历》文稿，使我联想忆及了卢沟桥抗战的两件事，(一)佟麟阁和赵登禹两将军殉国，(二)通州伪保安队起义反正。这两件事，当时我虽是耳闻不是经历，但我想把忆及的情况分别追记下来，供国史学家们参考，也许不无裨益。

(一)佟麟阁和赵登禹两将军殉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我正在北平宪兵第四大队第十三中队驻宛平县分队服役。7月29日，日寇占领北平和宛平县芦沟桥时，我分队全体宪兵未能撤走，被困在宛平城内。7月31日，我只身逃离宛平回到北平杨梅竹斜街中华印书局姨丈齐继周(河北省河间县东九吉村人)处时，正好我的舅父高文涛(河间县小集村人，齐的内弟，二十九军驻南苑兵营的上尉军医，早已病故)刚刚从大红门脱险亦在齐处暂住。我们舅甥二人在互道逃生经过叙谈中，得悉佟麟阁和赵登禹两将军殉国的实情。回忆当时舅父讲述的情况，大体如后。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我二十九军在北平附近奋起抗战，英勇阻击日军进犯，并不断发动反攻。直到7月26日，我军不仅在宛平县卢沟桥阻住了敌人，而且在丰台和廊坊等方面也曾一度占有相当优势。二十九军的奋战，重创了敌寇，振奋了我中华民族精神。

在此期间，日寇一方面利用当地驻屯军不断向我军进犯挑起事端，一方面又以和谈手段争取时间迅速调兵遣将，为其侵占北平做了充分准备。

7月28日拂晓，日军以极其优势的陆、空兵力，向我二十九军驻南苑兵营大举进犯，敌飞机狂轰乱炸，敌陆军猛烈攻击，激战至下午四时，我军伤亡惨极，尤以学兵营为最。那群既无战斗经验又无实战能力的大专学生正在接受军训，这些栋梁之才的惨重伤亡，实在令人痛心。

当时，我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两将军，正在南苑兵营亲自指挥作战，多次组织兵力顽强抵抗。当两将军接获情报，说日军有向北平增加兵力之意向，在激战暂停的空间里，便亲自组织率领由部队中之精英组成的敢死队,上午十时许拟出发前去增援保护故都——北平。

佟麟阁

敢死队乘坐一部军用大卡车，要求尽量上人，因多挤上一人则多增加一份力量，直到挤满卡车不能再上为止，两将军则挤向开车司机的前座。

上尉医官高文涛，原本与同乡准尉医官李荫亭(献县西城乡张花村人，现在家乡行医济世)议定离开南苑，李南行返乡，高去北平投亲暂住，于是一南一北分道扬镳。孰料高北行未出南苑,正遇上佟、赵两将军组织敢死队，高以医官身份要求随车同赴北平，两将军欣然同意。然而，车上已无立足之地，高医官也只好在司机楼外跨车门随行。

当两将军率队行至大红门时，遭受了敌寇的伏击，日军的步枪和机枪一齐向着大卡车猛烈射击，飞机则在上空盘旋轰炸。高医官因能自由活动，见势跳下卡车滚向马路旁水沟里，成为该车所载敢死队员之唯一幸存者。而那满满一卡车敢死队员，在那动弹不得的情况下，没容得还击一枪便全军覆没一同殉职，两将军也同时中弹为国捐躯。高医官见那车毁人亡的惨状，实不忍睹，当即泪下。

敌人的火力封锁住马路，高医官又无医疗器材和药品没法进行抢救，只好含泪从水沟中钻进那不远处通往田间的行人便桥下隐藏，入夜后才逃进北平中华印书局临时安身。

三天之后，舅父和我讲述此事时仍余悸未消，也为未能抢救两将军而感到痛心和内疚。两将军为保卫北平身先士卒英勇抗战壮烈殉国之事迹可歌可泣，我禁系心怀至今不能忘却。特记叙此事，以痛悼两将军和其他抗日烈士永垂不朽！

(二)通州伪保安队起义反正

1937年7月28日，驻通州的伪冀东保安队在张庆余和张砚田两位总队长率领下，奋起抗日反正回归国军行列，是芦沟桥抗战的一则小插曲。

同年7月31日，我从宛平县城逃出，走到北平城外因城门禁闭，在张仪门和右安门之间的拐角处爬城墙进入北平城内时，在城墙上遇到了一个通州伪保安队曾参加起义奋勇杀敌的士兵(姓名失记)。因我俩年龄相近又同是部队沦落人，谈的投机，我便花钱买饭共同饱餐后，给了他些钱，还为他雇了人力车送其到亲戚家中。在此过程中，他绘声绘影详细叙述了该保安队起义杀敌反正的经过情形。当我回到北平宪兵队之后又从其他方面获得了不少有关情况，印证并补充了那个士兵的叙述。

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的十一月份，日本侵略者土肥原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将河北省派驻冀东的两个保安总队和冀东各县保安队加以改编，更名为“冀东保安队”，殷汝耕自任总司令，使冀东二十二县完全日伪化。而伪冀东保安队之主力，第一总队总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总队长张砚田，原是我五十一军于学忠将军部属的两位主要领导人。他们不甘心受敌驱使，曾暗地里往天津密见宋哲元委员长接受机宜，也曾密派负责暗中联系专人。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庆余和张砚田两位总队长，见日军大举进犯，战机已迫不容坐视，明里虽仍服从日军的指挥领导，暗里却秘密计划，对驻通州的日军和日侨做了详细调查，等待时机，准备适时起义把通州的日本人杀光，然后反正回归国军行列。

7月28日张庆余部的一个保安队员在铁路线上执勤，见到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铁路边上捡石子玩耍。正巧有个日本兵牵着狼狗路过，一时性起驱使狼狗追逐那个男孩。小孩子吓得哭叫狂奔，摔得头破血流，日军兵不但不制止狼狗反而拍掌哈哈大笑,值勤的保安队员见状前往救护,用刺刀将狼狗刺死。因而与那个日本兵发生了冲突,气愤之下又将日本兵刺伤,值勤队员立即回队，向张庆余总队长报告了详情。

张总队长为了平息事态，命其向日军自首述说原委，并且说:“倘至晚十时他们还不让你回来，你只管放心，我们会想法救你。”该队员走后，张庆余立即请来张砚田，共同研商对策。

当时，两个总队的主要兵力早已施计假借接受日方命令集中到通州，日军主力则已开往南苑等地作战，只留下一个中队、部分武装特务和部分非武装人员在通州。这些有利条件，促使两位总队长决定:到晚十时该队员回不来，就借此时机实施原定起义反正计划。随后召集两个总队在通州的各队领导人员紧急会议，作了具体部署。

据悉，该队员到日军队部只说了事情的经过，没容其再分辩就被砍杀喂了狼狗。这一消息，使保安队全体官兵义愤填膺。两位张总队长随即作战前动员，于当日午夜在日军毫无戒备之下发难，实施了起义反正计划。因为是有计划的行动，所以他们只经过几个小时便将驻通州的日军一个中队，日特务机关等四百余日本人全部歼灭。并抓获了汉奸殷汝耕。

殷汝耕

因为计划不周,事先没与国军联络妥当,在二十九日的撤退转进中无人接应，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和步兵阻击；当部队撤至北平城下准备与二十九军会合时才发现朱哲元将军已经撤离，北平已被日军占领；只好绕道门头沟向保定转移，途中又被国军误解冲突，因而伤亡损失颇重。所余部队陆续到达保定后，始得回归了国军再参加战斗序列。在撤退转进途中，汉奸殷汝耕趁战斗混乱之势逃掉，让他多活了八、九年，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把他枪毙。

通州伪保安队起义杀光日本人然后反正的消息不胫而走，迅即传遍了北平，四九城的百姓争先相告，都感到出了一口怨气。

伪冀东保安队在通州起义反正确实杀死日本人四百余口，但当时所说:“无一幸免”却非实情，我就遇到过一个幸免之人。

1938年我在北平宪兵队奉派驻守北平市北新桥大三条修械所时，该所所长何野清就是在通州幸存的日本人之一，与其结识获知一些情况。

何野清之所以能保存生命，因为他是个五十四岁高龄的反战派，奉召来华到通州住进刘xx(名失记)家之后，则对刘全家视若家人，刘家夫妇亦视何野清如长辈。当保安队调查日本人的时候，刘家夫妇已有疑异之想，因而为何野清改换中装迁移卧室，将其原住屋空置，并认定其为刘父。事发后保安队逐户搜索查问，刘家则称何野清已于两日前公出尚未归，所以保全了何野清一命。

当我探讯其幸存原因时，何野清答曰:“我的幸运，是建筑在贵国传统伦理上面的。贵国有两俗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是因必有是果’，的确如是。我一生喜欢和平厌恶战争，不问何时何地都是以和平相处以'爱’作出发点的。所以我自住进刘府，便成他们家中的一员，我视他们如己出，他们视我为尊长，他们有事我维护他们，我有难他们才会救我。这样，我才得以死里逃生。像我国那些喜战好杀的一群，也就必然会得到他们应得后果——报应。"听了这席话，我对他这个日本人打消了敌意产生了好感。当我问及伪冀东保安队起义反正的具体情况时，他却说:不大清楚。

(此文李广居作了一些修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