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的发展历程，越来越多的莘莘学子从“难上学”实现了“有学上”、再到“上好学”的愿望。如今，专科、本科毕业学历已变得平常，考研、读博的人越来越多。
遥想当年，我们那代人能上初中、高中已属不易，上大学的更是寥若晨星。在求学的路上，充满了坎坷和艰辛，留下了许多遗憾和心酸的记忆。
幼年的我，家境比较贫寒。六岁那年，哥哥领着我到沈丘县老城“平舆书院”报名上学。该书院是清代末期沈丘县的最高学府，建立于道光七年（1827年）。我们兄弟俩来到报名处，负责报名的老师看我年龄小，不给报名，哥哥与老师商量说：“我弟弟会背100个数，可以上学了。”老师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那你背背看吧！”于是，我就12345……的背了起来，很快背完了100个数，老师终于給我登记报名。
一晃四年过去了，我从初小升入了高小。那时，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食堂，村民吃的是大锅饭，按人口定量分配。教育上也出现了新花样，老城公社把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全部集中到城南五里左右的芦营村，一个年级有十几个班。学生在校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大地铺。上课不正常，经常参加劳动，如跟着犁子拾红薯、用手掰红薯片子（用于磨磨）等等。由于食物短缺，吃不好，吃不饱，再加上年龄小、想家，许多同学常常晚上偷着往家跑，后勤上的老师发现后就在后边撵，上演了一幕幕“猫捉老鼠”的游戏。一些学生从此辍学了，还有一些学生经老师劝说后又返校上课。由于学生来来去去的流动性大，班级多次打乱重分。
1960年，我考入“沈丘三中”。这是一所初中，位于老城西关外，俗称“西大寺”。在初中阶段，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生下放，大部分同学小小的年纪被迫离开校园，回家种地。1961年初，由于国内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困难，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各地都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沈丘三中”也合并班级，精简学生，一个年级近十个班压缩一大半，后来老城、刘庄店、范营三个公社的初中都合并到“沈丘三中”，又通过编级测验精简学生。经过两次“洗牌”，到初中毕业时，我们那一届只剩两个班。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非常困苦，许多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同学们都是从家中自带伙食，像西游记中的沙僧那样用担子挑着，一头是用袋子装的生红薯，一头是用篮子装的红薯片面馍等，一带六天的口粮。学校食堂里有个大蒸笼，同学们把带来的生红薯和红薯片面馍放到蒸笼里蒸蒸馏馏，然后再从学校食堂里买点稀汤。这些红薯和红薯片面馍虽然不好吃，特别是红薯片面馍粘的沾手，但都是父母勒着裤带省下来的，能填饱肚子已经很不错了。
学校里条件很差，没有用上电。上早自习、晚自习，同学们使用的都是自制的煤油灯，即拿一个用过的墨水瓶，找一个铁皮做的灯芯，用绵纸卷个灯捻，再把含有灯捻的灯芯插入瓶子，倒上煤油就算做成了，微弱的灯光只有豆粒大小，浓浓的黑烟弥漫了整个教室。后来，学校为每个教室配备了汽灯，照明条件才好了一些。对早、晚自习，老师要求很严格，迟到者，不但受批评，有时还被罚站。我不是住校生，家中又没有钟表，因为害怕迟到，后半夜一醒就往学校跑，有时竟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学校。
在学校里，我还有过一次“逃学”的事情。那是1962年，我们村实行了短暂的包产到户，村民们自愿结合成立了几个互助组，由于缺少牲畜，互助组的各家兑劳力拉犁子、拉耙。我们家劳力少，怕人家有意见，母亲不让我去上学，叫我在家里参加劳动。开始，我不乐意，因为我害怕旷课，如果旷课几天是会开除的。母亲劝我说：“人家都有几个人干活，我们参加的人少没法说啊！”无奈之下，我只好在家参加拉犁子拉耙，一下子干了三四天。地整好后，该上学了，我感到没法向老师交差，就不想去了。母亲又安慰我说：“上学去吧，你就把情况如实地向老师说清楚，老师能吵你吗？”在母亲地再三劝说下，我又拿起书包来到学校，主动向班主任检讨，没想到班主任不但没有发火，还安慰我说：“在家里干活了，没事的，到班里上课吧！”听完老师的话，我如释重负，至今都还感到丝丝温暖。
该考高中了，考点设在县城槐店的“沈丘县高级中学”。从老城至槐店有五六十里地，都是土路，不通汽车，十多岁的我，只得步行到槐店参加考试。考试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地里干活，学校的炊事员給我送来了高中录取通知书。那一届高中，沈丘县只招两班，每班40人。对于一个80多万人口的县来说，招生比例低得可怜。
由于同学们大都来自乡下，远的有百十里路，又不通汽车，所以，学校每两个星期集中放假三天。这三天时间，对于我来说是相当紧张的，第一天，要步行大半天回到家中；第二天，在家推磨，再干些其它农活；第三天，再步行大半天返回学校。如遇阴天下雨，刮风下雪，更是路滑泥泞，身冷心寒。所以，每次放假回家，我都有一种“跋山涉水、万里长征”的感觉。

在高中读书时，同学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大家从家中拿些红薯片子等卖给粮店，换成周转粮，类似粮票，然后把票据交给学校，学校就按商品粮供应比例（粗粮70%，细粮30%）发给同学们饭票。
在“沈丘县高级中学”学习一段时间后，我转学到了“阜阳一中”。不久，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到处都是大字报，大串联，大游行。高考按下了暂停键，一停就是10多年。我们老三届高中生，不论哪一届，不论读了多少书，统统在1968年离开了校园，都算是高中毕业了。
高中毕业后，我返回了家乡，不久参加了工作。但是，我心中始终有个大学梦。1990年，我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期间，参加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的是行政管理专业，经过二年的努力，拿到了郑州大学的毕业证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而这些逆境却恰恰是锻炼我们、让我们成长的珍贵机会。正如泰戈尔所说：“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你的意志，才在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或许经历过这些，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人生才算完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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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杰民，河南省沈丘县人，沈丘县政法委退休干部，系沈丘县作协顾问、周口市作协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会员、中国乡村人才库认证作家。多年从事机关文秘工作，作品散见于《中国乡村》《时代报告》《四川散文》《文旅周口》《槐园》等杂志及省、市、县级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