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2日，鄱阳迎来今冬第一场雪，雪落得慷慨、隆重、豪迈，犹如一场盛大的庆典。雪日，我在风雨山附近的养正学堂写春联。休憩时，我静静落座，望着窗外的飞雪，听一曲《板桥道情》，思绪飞到江苏兴化的郑板桥故居，心情格外美丽。

郑板桥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其诗画书法，独成一体，亦工对联。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

这是他书斋中的一副对联。

白菜青盐粯子饭；

瓦壶天水菊花茶。

这是西耳房中的一副对联。客厅中悬挂的对联是：

秋从夏雨声中来；

春在寒梅蕊上寻。

跨进郑燮故居的大门，从悬挂的几副对联便知道主人的气度，再加上他的联语书法，珠联璧合，布于壁上庭前，把人引入高雅境界，给人以艺术享受。



对联是什么？是诗，是诗中的精华，诗中的精品，是“最具中国文学特色”的微型文学作品。不少诗句中的偶句，常做楹联。若把一首诗比作一串项链，诗中的偶句就像是镶嵌在项链上的一颗闪光珍珠。诗言志，对联同样起到这种作用，从郑燮书斋、客厅的几副对联来看，他的志趣和人生态度，一目了然。中国历史上不少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在他们的厅堂书屋中，都爱用对联这一形式表明他们的志向和愿望。

对联不同于诗，在创作方法上有别于诗。就是诗中的偶句，也不完全是符合楹联创作的要求。它有自己的创作规律，比诗有更多的规范。它撰写方便，可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有如小诗，自由，轻松，而又深邃宏伟。

对联不同于诗，还在于它的功能。为明志抒情，可以自题楹联，还可以赠友人作赠联，贺新人作贺联，挽故人作挽联，更多的是为名胜古迹作胜迹联。山巅小亭，有一副联，如果是名人名句，将会增色不少。江西庐山五老峰下有座用怪石叠成的石桥称“仙人桥”，桥边写道：

想上去吗？上去便能通碧落；

快下来吧！下来难免坠红尘。

多么生动有趣！它既写景，又表意，增加游人不少情趣。楹联中普通百姓最爱使用的是春联。如：

爆竹一声除旧；

桃符万象更新。

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两张诗意盎然的红纸在门上一贴，满怀希望地准备迎接新的一年。

对联，也称“楹联”、“楹贴”，俗称“对子”。春联是对联中的一种，讲对联要从春联讲起。



一般认为最早的对联是五代时后蜀主孟昶所作的春联：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春联的出现，与民间挂桃符的习俗有关。为什么民间盛行挂桃符呢？和一则神话传说有关，据说在远古世代，东海的度朔山上有一棵十分巨大的桃树，叶子覆盖数千里，好像座大房子，在东北角上的枝叶丛中有个缺口，名曰“鬼门”，专供鬼魅们出入。门的两旁有左右二卫士，一叫神荼，一叫郁垒。他们的任务是检查外出的鬼魅有没有作恶，如遇恶鬼就立刻捆绑起来给老虎充饥。两位卫士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保护神。正因为如此，后来人们便用桃木板画上神荼、郁垒神像，挂在门上驱邪避鬼，求得平安度日。这两块桃板，就是有名的桃符。

想不到这桃符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春联，那是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当时不少人觉得在桃木上画人像麻烦，而且画图像也较困难，于是只写两个门神的名字来代替，也有人干脆连门神的名字都不写了，只写上表示自己愿望的吉庆话。

五代时的后蜀比较富裕，汇聚的文人也多，后蜀皇帝孟昶又好风雅，每逢春节，命翰林学士们在桃符板上作词题句。公元964年的除夕，孟昶照旧行事，可那年他对大家所写的全不满意，便亲自动手，大笔一挥，写下了上面所说的两句。因为是皇帝的作品，便列入史册。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只能把他的这两句话作为最早的春联了。

由桃符到画神像，题词，作对，直至形成风气，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由春联到楹联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据史书记载，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忠懿王钱俶在上海建龙华寺，有一天，寺僧契盈侍候忠懿王游碧波亭，钱俶感慨地说：“吴越去京师（开封）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根据忠懿王的话，在碧波亭柱上题了一副楹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由此可见，楹联要到北宋才盛行。

从守护神到吉庆话，再由春节时挂在大门上再搬上那山川名胜碧波亭，对联又跨出了一大步。

唐宋诗词的格律和艺术风格，直接影响对联这一文学形式的成熟。宋朝的苏轼、王安石、朱熹等人，都是写对联的高手。

宋代开始将对联写在纸上，扩大了对联应用的范围。它不仅张贴在住宅门户上、名胜古迹等建筑物上，还广泛应用于社交应酬和喜庆悼挽活动中。



明朝是对联的兴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并亲自动手写下不少对联，赏赐他的大臣。他甚至给一屠户写了一副对联：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斩断是非根。

行业联也许从这儿开始。

清朝的对联在艺术上、种类上、功能上，更趋完善。乾隆喜爱吟诗作对，当时的紫禁城里各宫门张贴对联有120多副。可以说，清朝的对联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了。叠字对，拆字对，偏旁对，谜语对，同字异音对，谐音对，还有回文对等妙联巧对，大都在这时代出现。

对联进入20世纪，白话文兴起之后，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的国文考试试题为著名文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出，除一篇作文外，就是对对子。试题以“孙行者”为出句，这三个字看似容易，然而必须以人名为对，且“者”字又是虚词，难度实在是很高的。陈先生事先拟定的答案是“祖冲之”。祖冲之是南朝刘宋时人，著名数学家。“祖”对“孙”、“冲”对“行”、“之”对“者”，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可谓工整精巧，天衣无缝，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了。

不料试卷收上来后，发现有位考生以“胡适之”为对，令人叫绝。“胡”对“孙”，表面上看，不过姓氏相对，实则另有深意，“胡孙”乃“猴”之俗名，以“胡”对“孙”，工整之外，且暗含“孙行者”乃“胡孙”之意，贴切而又幽默，“适”对“行”，“之”对“者”，也极工妥，而且以当时名噪一时的社会名流、北大校长、又是白话文的倡导者的胡适来对孙悟空，也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据说，陈寅恪先生当时看到这个对句，曾大加赞赏，说就凭这个好对，该考生要上清华哪个系可以任意挑选。其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在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不应袭用旧时对对子方法作为考试内容。陈寅恪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一文中论及“属对”作为入学试题的理由时说：“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绝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及。故可藉之以选拔高才之士也。”陈寅恪不愧为一代宗师，独具慧眼。事实上，当年那位考生果然不负厚望，后来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周祖谟先生。



对联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原因是它的基础极深，源头极为久远。先秦文学中的《诗经》、《楚辞》，汉代的赋和魏晋南北朝骈文中的偶句形式，早已肇对联端倪。如《诗经》中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又如：

鸢飞戾天；

鱼跃于渊。

《离骚》中有：

制芰荷以为衣（兮）；

集芙蓉以为裳。

陆机《吊魏武帝文》中有：

资高明之质，而不免卑浊之累；

居长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

这些成对的语句，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为后来的对联出现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也可以说，唐以前的不少文学典籍中的对偶句，已孕育了对联。

当对句在律诗中分离独立出来之后，中国文学艺苑就出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体——对联。这一为中国独有的文体卓然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熠熠生辉。

千余年来，每逢春节书写春联、张贴春联以烘托节日气氛，已蔚然成为风尚，深入千家万户。这一文化习俗，被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近期，在我的家乡鄱阳，2024年“迎新春 送祝福”文艺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其中，公益写春联是最受父老乡亲欢迎和喜爱的。在街头、社区和村庄的活动现场，一副副春联中，散发着淡淡的墨香，弥漫着浓浓的年味，有书写的广度，有文化的维度，也有人情的温度。2024是农历甲辰龙年，人逢治世，时际阳春，正是：

千门共贴宜春字；

万户同悬换岁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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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伟，江西鄱阳人，有零星文字散见于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