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和地区分析显示，过去30年间，女性和男性在疾病负担（包括疾病和死亡，均计为健康损失）的20项主要原因上都存在持续的健康差异。
总体而言，男性的健康损失更大，主要是过早死亡造成的健康损失；而女性尽管寿命往往更长，但一生中却会承受更大的疾病负担。这凸显了男性和女性在生命不同阶段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健康需求。
这些健康差异在青春期就已显现，突出了早期采取干预措施以预防疾病发生和病情恶化的重要性。
作者指出，只有采取协调一致、以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础的战略，认识到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所面临的独特健康挑战，才能走向公平和健康的未来。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女性和男性（年龄在10岁及以上）在健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过去30年中，缩小这些健康差距的进展有限。这一结果来自《柳叶刀-公共卫生》（The Lancet Public Health）发表的最新研究，研究调查了女性和男性疾病负担的20种主要原因在不同年龄和地区之间的差异。
因疾病和伤残导致健康损失的非致命性因素（包括肌肉骨骼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和头痛）对全球女性的影响尤其严重，而容易导致过早死亡的疾病（如新冠病毒感染、道路交通伤害、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肝脏疾病）对男性的影响则相对更大。
尤需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健康差异持续增大，导致女性在一生中承受更高的患病和伤残水平，因为她们往往比男性寿命更长。
作者解释说，“性别（sex）”指的是男女的生物学和生理特征（生理性别），而“性别（gender）”指的是社会建构下的角色、行为和身份，可以是女性、男性和多元性别，它们也由历史和文化背景塑造（社会性别）。这两种性别二者相互作用，导致了男女健康和疾病经历的不同。
研究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增加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数据的报告，并利用这些数据全面革新卫生保健方法。研究明确强调，需要制定以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础的战略，承认女性和男性所面临的独特健康挑战。
研究利用2021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的数据开展建模，比较了1990年至2021年间，全球和世界七大区范围内，10岁以上的女性和男性因疾病和过早死亡而损失的生命年总数——又称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1]。
作者指出，分析没有纳入生理性别特有的健康状况，如妇科疾病或前列腺癌，但确实研究了同时影响女性和男性的疾病的健康差异。
“我们开展这项研究、呼吁采取行动，是正当其时——不仅是因为目前证据确凿，更是因为，新冠大流行明确地提醒我们，生理性别差异会深刻影响健康结局，”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IHME）的资深作者Dr Luisa Sorio Flor表示，“这项研究的关键发现之一，就是女性和男性在许多生物和社会因素上存在差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会波动、有时还会累积，从而导致在各自人生阶段和全球不同地区的健康和疾病经历都不尽相同。当前的挑战是，如何设计、实施和评估基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因素的方法，以在不同人群中尽早开始预防和治疗导致发病和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
男性整体上面临更高的疾病负担
分析估计，在2021年疾病负担的前20项主要疾病负担中的13项疾病（包括新冠病毒感染、道路交通伤害、一系列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肝脏疾病）对男性造成的健康损失高于女性（原文图3）。
例如，总体而言，新冠病毒感染是2021年造成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男性因感染新冠遭受的健康损失比女性高出45%（男性为3978/10万DALYs，女性为2211/10万DALYs）。在所有地区，新冠病毒感染对男性的影响都比女性更高，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男性为10559/10万DALYs，女性为5565/10万DALYs）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男性为8124/10万DALYs，女性为4473/10万DALYs）的性别差异最大。
缺血性心脏病是女性和男性健康损失绝对差异第二大的疾病，2021年，男性因心脏病遭受的健康损失（3599/10万DALYs）比女性（1987/10万DALYs）高45%。中欧、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差异最大，这些地区男性（6789/10万DALYs）的疾病负担比女性（3456/10万DALYs）高49%。
对于缺血性心脏病、肺癌和慢性肾脏疾病等男性负担更重的疾病，性别差异在年轻时往往较小，但随着生命周期的延长逐渐加大。但道路交通伤害是一个例外，在世界所有地区，道路交通伤害对年轻男性（10-24岁）造成的负担都更重。
“我们的发现揭示了男性面临的重大而独特的健康挑战，”共同主要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Dr Vedavati Patwardhan表示，“其中包括导致过早死亡的疾病，尤其是道路交通伤害、癌症和心脏病。我们需要制定国家健康计划和战略，以满足男性一生的健康需求，包括针对酗酒、吸烟等往往年轻时形成的行为风险因素，设立干预措施。”
作者强调，针对男性的健康战略进展缓慢。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男性的新倡议已经开始推出，例如2018年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男性健康与福祉战略》，已获得50多个成员国的批准。但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爱尔兰、伊朗、巴西、马来西亚、蒙古和南非）制定了旨在解决男性健康问题的国家级政策。
女性面临更严重的伤残疾病
在研究所评估的疾病中，导致全球女性遭受更大健康损失的疾病是腰痛、抑郁症、头痛疾病、焦虑症、其他肌肉骨骼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痴呆症以及艾滋病（原文图2）。相比过早死亡，这些疾病主要导致终生的患病和残疾。
在女性相比男性更严重的疾病中，腰痛导致了绝对差异最大的健康损失，2021年女性的DALY率（1265/10万DALYs）比男性（787/10万DALYs）高出三分之一以上。从地区来看，这一差距在南亚最为明显，女性的DALY率（1292/10万DALYs）比男性（598/10万DALYs）高出50%以上，而在中欧、东欧和中亚，女性的DALY率（1807/10万DALYs）比男性（1256/10万DALYs）高出约30%。
在全球范围内，心理健康状况对女性的影响更为严重。例如，2021年，全球女性因抑郁症遭受的健康损失（1019/10万DALYs）比男性（671/10万DALYs）高出逾三分之一，对女性不利的最大的差异见于高收入国家（女性为1300/10万DALYs，男性为747/10万DALYs）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女性为1139/10万DALYs，男性为624/10万DALYs）。
对于心理健康问题和肌肉骨骼疾病等女性遭受最大相对损失的疾病，女性和男性在健康损失方面的差异从生命早期就已开始，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扩大。
“女性健康损失的重大原因（尤其是肌肉骨骼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的共同主要作者Gabriela Gil表示，“很明显，相较卫生系统和研究资金当前优先考虑的性和生殖问题等领域，女性的医疗保健需求要广泛得多。”
她补充道，“在世界各个地区，抑郁症等对女性影响尤为严重的疾病都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负担，但这些疾病的资助严重不足，全球范围内只有少部分政府卫生支出用于心理健康问题。未来的卫生系统规划必须囊括影响女性整个生命周期的疾病谱，尤其需要考虑到她们承受的更高伤残水平，以及老龄化人口中越发增加的女性比例。”
促进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平等的卫生方法
过去30年来，全球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健康损失差异基本保持一致，但有一些疾病例外，如糖尿病，这一疾病的男女DALY率年差从1990年（男性多56.1/10万DALYs）到2021年（男性多142.7/10万DALYs），增加了近两倍。与此同时，抑郁症、焦虑症和一些肌肉骨骼疾病对女性造成的全球健康损失也出现了不成比例的增长，突显了女性的慢性病负担在继续加重。
Dr Sorio Flor表示，“研究清楚地表明，过去30年来，全球在健康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均衡。女性寿命更长，但健康状况不佳的年数却更多，减少导致疾病和伤残疾病负担方面的进展有限；突显了我们亟需更加关注限制女性身心功能的非致命性影响，尤其是在老年时期。同样，男性正面临着更高且日益增长的疾病负担，且具有致命后果。”
她继续表示，“这种批判性、可比性和全面性的研究非常重要，既能针对世界各地女性和男性不断演变的健康需求的规模和分布，又能确定在生命各个阶段获得健康收益的关键机会。”
作者强调，识别出的健康差异在青春期就开始显现，与社会性别规范和态度强化以及青春期重新塑造自我认知时期重合。这一模式强调了从早期起针对性回应，以预防健康问题的出现和恶化，并在规划卫生系统时采用横跨全生命周期的方法，从而更好地满足所服务人群的需求。
最终，通过收集和报告生理性别特定数据（如有可能，也包括性别认同特定数据）并推动社会性别敏感研究的开展，揭示这些健康差异的根源对于制定最佳的卫生政策决策至关重要，为实现人人享有公平和健康的未来提供最佳机会。
然而，尽管国际机构和资助机构一再承诺表态，在区分生理性别的统计数据的可及性方面仍存在巨大鸿沟。即使是新冠大流行期间，仍约60%的国家没有将数据按生理性别进行统一拆分。关于社会性别认同的信息则更为有限。
Dr Patwardhan补充道：“我们的分析还凸显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规划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对于全球各地所有人的风险行为、社会动态、经济状况和医疗保健获取的机会的详细洞察，导致健康不平等的系统性障碍将会持续存在。”
作者指出了研究的一些重要局限，包括虽然研究使用了现有的最佳数据，但估计值受限于过往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流行病学数据中存在的系统性偏差（如自我报告数据的回忆偏差和人群群体的代表性不足），这可能影响所述健康差异的准确性。此外，该分析仅限于女性和男性的数据，无法给出多元性别或性别多样群体的估算值，突显了横跨性别和性别范围的更多数据的需求。最后，该研究没有纳入妇科疾病和前列腺癌等女性和男性的特有疾病，以便进行跨人群比较，并突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响应干预可能产生重大健康效益的领域。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健康研究所的Sarah Hawkes教授（未参与该研究）在相关评论中强调，在决策过程中，按生理性别拆分的数据往往被忽视或干脆被忽略。她写道：“即使几十年来，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在报告生理性别差异（sex difference）方面做了大量严谨的实证工作，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人们对将社会性别敏感（gender-responsiveness）纳入旨在减少 DALYs 或延长预期寿命的应对措施这一问题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然而，正是社会性别（即在决定健康和福祉的系统与结构中，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分配）决定了所观察到的人与人之间在健康和预期寿命方面的大部分差异。是时候在公共卫生政治、政策、计划和实践中从生理性别分类（sex-disaggregation）转向社会性别敏感（gender-responsiveness）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健康不平等的问题。”END
NOTES TO EDITORS
All measures of DALYs included in the press release are the 10+ age-standardised rates reported in the Article.
The study was funded by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he paper was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1] The 20 leading causes of disease burden globally for individuals (females and males combined) older than 10 years in 2021 (in descending order of magnitude)—COVID-19;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strok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diabetes; low back pain; road injuries; depressive disorders; headache disorders; other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tracheal, bronchus, and lung cancer; cirrhosis and other chronic liver diseases; age-related and other hearing loss;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xiety disorders; falls; tuberculosis; HIV/AIDS; Alzheimer’s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 low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所有内容以新闻稿原文为准。
